文：明生

作為國際金融、創科中心的香港，近期好消息不斷。先是受惠資金流入，金管局接錢逾千億元（港幣，下同），銀行水浸以致拆息急跌，反映市場對香港投以信心一票，IPO新股集資也重新活躍起來，再加上由核準貴金屬倉庫大增，到通過穩定幣條例草案，以至耐心資本發展愈見起色，均進一步完善了香港的金融基建。與此同時，寧德時代的成功上市，及愈來愈多生物科技企業掛牌，加上港投公司旗下料有五至十間公司將于今年內IPO，也體現了金融中心與創科中心如何相輔相成。展望將來，香港絕對有條件于此“雙引擎”的互相作用下，繼續做大做強。

“超人”家族點路：投資創科今非昔比

眾所周知，香港首富李嘉誠以地產起家，同樣人所共知的，乃他亦醉心于創新科技，并進行了大量投資。其接班人兼長子李澤鉅在股東會提到，生物科技研究屬于高回報、高風險行業，如一只產品研發成功，價值有機會高過上市地產公司。事實上，其次子李澤楷長年以來都集中業務到科技及電訊領域。“超人”家族的目光，正印證了創科才是未來。

過去香港有云：“High Tech揩野，Low Tech撈野”，所指是搞創科不成，搞低技術才好。這番話或適用于科網泡沫爆破時代，但進入新變局新時代，早已今非昔比、時移勢易。就以近年一只新研發出來的減肥藥為例，單單一只藥所創造的商機已是數十億美元計：第一款創先河名叫Wegovy的，去年銷量逾80億美元；第二款名叫Zepbound的，去年甫一登場已賣了近50億美元。另一炙手可熱的例子乃是人工智能，以算法見稱的DeepSeek橫空出世，固然引起世界觸目，而同時令世人嘩然的，是當時公司僅約150名員工。兩個案例說明什么？一來，今時今日的AI發展，既不要求勞工密集，更不要求機械密集，甚至可以遙距上班，這對租金成本高昂的香港來說正好合適。二來，今時今日的生物科技發展，只要成功突破了，就猶如中了老虎機Jackpot大獎，特別是在人口老化的基礎上，世人對健康的關注與投放有增無減。

“超人”家族的目光，正印證了創科才是未來。

耐心資本：高風險、高回報

投資香港：風險更低、回報更大

香港創科發展的一大為人詬病地方，乃是政、產、學、研、投的聯動不足，即使不乏科研成果，卻總是難以商業化。譬如香港各間大學在醫療方面不時取得突破，好像全球首次以機械人輔助切除腫瘤，及全球首創光敏混合型免疫療法等，可惜學界研發卻未轉化至市場采用。港投公司的出現，正正旨在理順政、產、學、研、投的鏈接，包括成功以每一元的自身投資，引導出四元的長期市場資金跟進。于2022年特首李家超發表首份施政報告時才成立，短短兩年多時間內港投公司已順利孵化出五至十只即將上市的企業；展望將來，只要進一步做好相關串連對接，更多“獨角獸”肯定陸續有來。

在“搶人才”“搶企業”的策略下，香港創科生態圈已日益壯大，許多科企巨擘均愿在港落戶，包括招聘人員進行研發；至于對耐心資本的重視，配合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吸資金”一環也愈來愈有聲有色。顧名思義，耐心資本著重長期投資，但跟傳統的低風險基金不同，而是覬覦高風險、高回報的創科領域，放長線、釣大魚。港府近年銳意發展中東市場，正好為當地豐厚的資本提供出路、擺脫過分依賴石油業，尤其在地緣風險加劇的當下，由主權基金到家族辦公室，香港誠可作為多元分散投資風險、以及把握長期投資機會的理想地。穩定幣條例草案的通過，亦讓不希望直接持有美債，轉而透過虛擬貨幣來間接持有美債者，提供相對安全及低風險的門路。近月逾千億元的資金流入香港，無疑是對香港投以信任一票。

有一點值得澄清：耐心資本雖強調是高風險、高回報，但個中能否趨利避害，即是把所謂的高風險變成安全、同時把所謂的高回報再擴大些？這涉及到“值搏率”。以往，硅谷是創科發展代名詞，但隨著當地成本急增，加上投資美國風險亦增，是故許多新興科企已不再那么熱衷硅谷。香港是否下一個硅谷？當前或嫌言之尚早，畢竟世上曾經出現過許多個“下一個硅谷”。但無可否認的是，如前所述，在香港投資創科的風險已大大降低，可望取得的回報則大大提高。

金融創科強強連手 資金企業的聚寶盆

今輪火爆的IPO市場，還體現了金融與創科如何強強連手。回顧香港IPO市場發展，共經歷幾個重要階段，包括：以內地國企股為首的階段，代表性巨無霸如銀行股、電訊股；以內地私營企業為首的階段，其中偶有巨無霸科網股；來到現在階段，則多了創新科技與生物科技的內企，未必只只是巨無霸，但就數量多、種類多，包括有生產電動車電池的，亦有云數據、人工智能、機器人等相關，以及涉及不同疾病和保健需要的醫藥股，當然不能忽視的，尚有伴隨內地消費崛起的茶飲股、餐飲股等。

創新科技發展，離不開幾個元素：算力、算法、人才、資金、數據。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既可透過上市集資來滿足未來發展所需，過程中并協助相關科企及技術“走出去”邁向國際，另外在起始的創投步驟，如前所述香港在資金層面的創科生態圈也愈來愈理想，把來自世界各地的資金“引進來”。香港的“超級聚寶盆”角色，重在以資金為餌，把上述其余元素一并匯聚過來。

打個譬如，一間科企來香港上市了，多多少少也會把人員遷來香港，包括成立總部或分部。親身體驗后，發現到香港的投資、研發環境良好，包括這里是個國際人才高地、數據又可自由流動，人工智能超算中心等的基建亦很成熟，當然也會把研發中心或基地遷到香港。上述過程可以反過來，即不是先上市、后遷廠，也可以先遷廠、后上市；但不論“雞先抑或蛋先”，上市與遷廠既是互為因果，亦是如影隨形。寧德時代便為一個示范，在香港上市之余，也在港設立研究院，甚至還跟本地大學合作培育創科人才。

數據顯示，自2018年引入“同股不同權”上市制度，新經濟股在港占比大幅上升，公司數目從占1.3%翻了十倍至今年4月的14%，市值同樣亦從2.8%翻十倍至約28%，當中尚未計及5月才掛牌的“寧王”。從中可見，新經濟股不單價值高于其他股份，也高占了港股逾四分之一個江山。展望未來，數字必然有增無減，且也一定有助帶動香港的新經濟發展。

金融作為百業之母，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猶如一塊肥沃土壤，有利許多不同行業發展；創科正是其一，由初創到上市階段，香港均可解決其資金需要，還有充足的軟硬件配套，由人才到算力的供應均很齊備。在金融創科“雙引擎”發力下，有效支持了香港未來的新質生產力及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