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季,"四大小姐"事件如巨石投湖,激蕩著公眾對教育公平的敏感神經。協和醫學院"董小姐"被曝以"4+4"項目四年速成醫學博士,黃小姐佩戴200萬耳環引發對公職人員家庭背景的質疑,哈佛畢業的蔣小姐因英語口音與入學資質遭群嘲——而其中最刺痛公眾的,當屬明星那爾那茜的"高考疑云"。
這位北京籍考生為何搖身成為內蒙古定向委培生?179分的高考成績如何叩開上海戲劇學院大門?更令人咋舌的是,網友扒出近30年上戲在內蒙古僅定向委培兩人:那爾那茜與其母。
如此"世襲式"錄取背后,是怎樣的利益鏈條?更荒唐的是,她未履行回內蒙服務的委培約定便出國留學,違約至今未見賠償記錄,甚至被曝以上戲助教身份公開活動(校方雖否認,但其過往以"教師"名義出鏡的新聞仍可追溯)。
與董小姐事件最終以學歷取消收場不同,那爾那茜事件自高考前發酵至今,當事人團隊始終沉默,相關部門亦無調查動作。
所幸河南日報、東方衛視、中國婦女報等官媒已相繼發聲質疑,但輿論仍在追問: 她是如何通過定向委培資格審核的? 違約后為何未承擔賠償責任?信用記錄是否存在特殊豁免?
北京教育局、內蒙古教育廳、委培單位及上戲,能否公開當年招錄細節自證清白? 這并非孤例。
從協和"4+4"到如今的"那小姐",公眾發現:許多教育公平事件需經輿論爆炒、官媒下場后,相關部門才會啟動調查。高考本是寒門子弟的上升階梯,當"四大小姐"事件接連擊穿規則底線,刺痛的不僅是個體公平,更是整個社會對制度公信力的信心。
我們不奢求絕對平均,但要求程序正義——當事人與涉事機構若想平息質疑,唯有以透明調查回應輿論,以嚴肅追責重建信任。
畢竟,高考公平的防線若失守,毀掉的可能是一代人對"努力改變命運"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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