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所有的高等文化，于封建制度過去之后，大一統(tǒng)的帝國出現(xiàn)之前，都有五六百年的列國并立時代。各國對內(nèi)統(tǒng)一，對外爭衡，在此種的國際局面下就自然的產(chǎn)生了外交，真正的外交也只限于這個文化階段。由公元前六五〇年左右到一〇〇年左右羅馬帝國的成立，是希臘羅馬文化的列國時代。關(guān)于當(dāng)時的外交，史料雖然不多，但仍值得今日研究外交史與外交術(shù)的人去參考。印度的封建時代，普通稱為吠陀時代，于公元前八五〇年左右結(jié)束，由此到公元前三二一年孔雀王朝的統(tǒng)一帝國成立，是印度的列國時代，只可惜這一大段的政治史與外交史已幾乎全部失傳。歐西由十六世紀(jì)初宗教改革時起，進入列國，這個階段至今尚未結(jié)束，它的外交史與外交術(shù)仍是目前活的問題，外交業(yè)者與外交學(xué)者當(dāng)然對它特別注意。中國古代的春秋戰(zhàn)國，前后五百五十年，也是同樣的一個列國階段，外交術(shù)甚為發(fā)達，外交史的材料傳于后世的也不少于希臘羅馬。外交史，說來話長，但春秋戰(zhàn)國的外交術(shù)，雖至今日也不顯得陳腐，頗有一談的價值。

一、春秋時代

外交各以本國的利益為出發(fā)點，而國與國間情形復(fù)雜，不似個人的關(guān)系可以比較的開誠布公，所以任何時任何地的外交都不免有欺詐的成分。但一般說來，春秋時代的外交，尚相當(dāng)?shù)奶拱?，欺詐的事例并不太多。外交注重辭令。外交的辭令，由好的方面言，是一種說話得體的藝術(shù)：不輕不重，不多不少，不倨不卑，而把自己的意愿能夠徹底地表達，方為理想的外交辭令。由壞的方面言，外交辭令也可說是一種撒謊的藝術(shù)：以非為是，以是為非，而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把對方完全蒙蔽，或使對方明知為欺詐而不能反駁，方為外交扯謊的上乘。

春秋時代最出名的一篇顛倒是非的外交辭令，大概要算成公十三年（公元前五七八年）晉使呂相絕秦的那篇絕交書。書中先責(zé)七十年前秦公敗晉惠公于韓原的事。韓原之?dāng)?，實乃由晉自招；惠公原許割地與秦，中途變卦，才引起戰(zhàn)事。二，呂相又言晉文公報秦穆公扶立之德，曾使東方諸侯朝秦。這是絕無其事的謊言。三，又言僖公三十年鄭侵秦，晉文公曾率諸侯與秦圍鄭。實則晉因鄭暗中與楚勾結(jié)，才去伐鄭，與秦全不相干。四，責(zé)秦于此項戰(zhàn)役中，暗里與鄭請和。此點是事實。五，言諸侯都怒秦單獨請和，將伐秦，而由晉文公制止。絕無其事。六，責(zé)秦穆公于晉文公死后，襲鄭滅滑。是事實。七，謂晉襄公因鄭、滑之事，不得已而攻秦于殽。這雖是事實，卻全為自解之辭。八，責(zé)秦于此后聯(lián)楚攻晉。是事實。九，責(zé)秦康公要強立晉公子雍為晉侯，“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蟊賊以來蕩掃我邊疆”。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實際是晉國自動請秦把公子雍送回晉國即位，后來晉國又忽然反悔，將護送公子雍的秦軍當(dāng)為邊寇，乘其不備而加以襲擊！十，責(zé)秦此后屢次侵伐晉邊。但這都是晉所自取。十一，責(zé)秦桓公攻晉。十二，責(zé)秦背河西之盟。十三，責(zé)秦聯(lián)狄和楚，以便攻晉。最后三點，都是事實?？傆^這一篇外交通牒，雖非全無根據(jù)，但大體卻是顛倒是非，歪曲事實之言。這可說是古今中外一切外交辭令的通例，在春秋時代這不過是一個顯例而已。

除口頭應(yīng)對或文書來往的辭令外，春秋時還有一種特殊的辭令，就是賦詩。此時古詩集的種類大概很多，傳到后世的《詩》三百篇只是其中的一種。賦詩也是一種藝術(shù)，非經(jīng)嚴格的訓(xùn)練與練習(xí)不能勝任。對方賦詩，自己必須答賦，答賦必須恰當(dāng)，否則必招人譏笑，有辱國家。賦詩時或賦全篇，或任擇一二章，皆可隨機應(yīng)變。賦詩由樂工負責(zé)，外交人員不過發(fā)令指示而已。樂工一面奏樂，一面歌唱，樂歌并作。太復(fù)雜的交涉，或難用賦詩的方式去進行，但除普通的外交酬酢當(dāng)然賦詩外，賦詩有時也可發(fā)生重大的具體作用。例如文公十三年（公元前六一四年）鄭伯背晉降楚后，又欲歸服于晉，適逢魯文公由晉回魯，鄭伯在半路與魯侯相會，請他代為向晉說情，兩方的應(yīng)答全以賦詩為媒介。鄭大夫子家賦《小雅·鴻雁篇》，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遠行之勞，暗示鄭國孤弱，需要魯國哀恤，代為遠行，往晉國去關(guān)說。魯季文子答賦《小雅·四月篇》，義取行役逾時，思歸祭祀；這當(dāng)然是表示拒絕，不愿為鄭國的事再往晉一行。鄭子家又賦《庸風(fēng)·載馳篇》之第四章，義取小國有急，想求大國救助。魯季文子又答賦《小雅·采薇篇》之第四章，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句，魯國過意不去，只得答應(yīng)為鄭奔走，不敢安居。鄭伯見請求成功，于是就向魯侯下拜，表示謝意。魯侯趕忙答拜還禮。這儼然是作戲，卻也是富有內(nèi)容的一段變相的外交辭令。

兩國絕交，當(dāng)然是施展辭令的大好機會。在一般無關(guān)重要的外交場合中，辭令的潤飾也很重要。但若逢到真正嚴重的交涉時，普通是先私下作一番正式談商的工夫，并且大多是由次要的人物出面。待大體商定之后，主角才出臺作戲，在正式的會議中表演一套冠冕堂皇的辭令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五四六年）的向戌弭兵之會，是此種辦法的最好例證。弭兵會議的兩個主角是晉中軍將趙武與楚令尹子木。會場在宋的首都商丘，宋左師向戌是當(dāng)然的主人。趙武雖先到會，子木卻停留于陳國，不肯與趙武太早的會面，以免兩大相逢，或?qū)⒁蚰ゲ吝^甚而演成僵局。向戌于是就成了中間的傳話人，先到陳會見子木，子木非正式的向向戌提議：“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就是說，晉的附屬小國也要朝見楚王，楚的附屬小國也要朝見晉侯，作為晉楚兩國不再用兵爭取中原小國的條件。向戌回宋，報告趙武。趙武對此并不反對，但另外提出齊秦兩國的問題，提議算齊為晉的屬國，算秦為楚的屬國，秦也要朝晉，齊也要朝楚。趙武這是故意給楚國出一個難題目去做。因為齊國四十年前為晉大敗，齊侯曾親自朝晉，算齊為晉的屬國，還勉強可以說通。但晉秦是世仇，秦絕不肯低聲下氣的去朝晉。并且秦楚兩國雖然一向國交親密，秦并不附屬于楚，楚也絕不能命令秦去朝晉。向戌又往陳國轉(zhuǎn)達趙武的意見，子木不能決，遣人回國向王請示。楚王倒很干脆，決定說：“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向戌又回宋，趙武也就不再故意為難，接受了楚王的決意。一切既定之后，趙武與楚國已經(jīng)到宋的次要人物子哲先非正式的定盟，以免正式會議時再有條文的爭訟。至此，子木始到宋赴會。

正式會議本當(dāng)順利，不意卻又發(fā)生了意外的問題。晉楚爭先，兩國都要主盟。前此的國際會議，或由晉召聚，或由楚召聚，兩大國向未在國際盟會中逢面，晉召會，當(dāng)然晉主盟；楚召會，當(dāng)然楚主盟。主盟，做主席，有兩種權(quán)利。第一，先書盟：會議中所定的正式盟約用犧牲的血寫在竹簡上，約中要列與會各國的國名，主席的國名當(dāng)然寫在第一位。第二，主席先歃血：盟約寫定之后，主席先讀一遍，然后以盤中的牲血涂在口邊，表示請鬼神為盟約的證人，這就是所謂歃血為盟，意義與今日的簽字一樣。盟主之后，列國順序歃血。現(xiàn)在晉楚同時在場，主席的問題大感困難。晉國的代表說：“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背苏f：“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兩方各執(zhí)一詞，皆能言之成理，一群小國都不敢發(fā)表意見，根本也不知應(yīng)當(dāng)如何調(diào)解。最后還是晉國的叔向提出一個妥協(xié)的辦法，就是在寫盟約時先晉后楚，歃血為盟時先楚后晉，兩方都接受了這個提議，弭兵之會才算是順利地結(jié)束。

大國與小國的關(guān)系，難以完全平等的。盟約稱為載書，當(dāng)時有許多的載書可說是不平等的條約。但春秋時代國際間還未發(fā)展到蠻不講理的階段，小國若有智膽兼?zhèn)涞耐饨患?，在壇坫之上往往可以與大國抗衡。例如襄公九年（公元前五六四年）晉與諸侯盟鄭于戲，晉卿士弱為載書，寫道：“自今日既盟之后，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鄭國的代表子駟認為如此的條文侮人太甚，于是趨前在載書上加寫了一條：“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神鬼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后，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晉方的荀偃大怒，說：“改載書！”要把鄭國后加的條文刪去。鄭方的子展說：“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這句話說得非常厲害，晉國辭窮，無法可想，只有聽任載書保留前后矛盾的兩種條文。這大概是古今中外所未再有的一種奇特條約！

總觀春秋外交的各種情形，欺詐的作用雖不能免，但大體還是有規(guī)則，講道理，重禮節(jié)的國際交往周旋的一種方式。一進戰(zhàn)國，情形大變。國際的局面驟然緊張，外交也就隨著根本變質(zhì)了。

二、戰(zhàn)國時代

戰(zhàn)國初期的百年間，由吳越戰(zhàn)爭到商鞅變法，是一個大革命的時期。革命的詳細經(jīng)過，今日已不可考，但革命的結(jié)果我們看得很清楚。各國都變成國君一人專制獨裁的國家，擴充領(lǐng)土變成列強的最高國策。各國都成了帝國主義的國家，都想吞并鄰國，最后統(tǒng)一天下。戰(zhàn)爭之外，外交，無所不用其極的外交，也是達到此種目的的一種手段。春秋時代比較坦白的外交已不再見，縱橫詐偽變成外交術(shù)的顯著特征。春秋外交藝術(shù)之花的賦詩，無形消滅，可說是外交術(shù)徹底革命的象征。賦詩何時停止，難以稽考。《左傳》中最后一次的賦詩，在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五一七年），正當(dāng)孔子三十五歲左右的時候。但這不足為此后不再賦詩之證，最多只能表明賦詩之事的日漸稀少。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所謂“使于四方，不能專對”，就是指出使外國時賦詩而言，可見當(dāng)孔子時賦詩仍相當(dāng)?shù)钠毡椋鬃咏淌诘茏訉W(xué)詩的一個重要目的，也就是希望他們將來從政時，若出使四方，能夠?qū)?。賦詩的傳統(tǒng)，大概就在戰(zhàn)國初期百年大亂的期間消滅。賦詩之事，象征春秋時代穩(wěn)定安詳悠閑自在的文化精神與國際空氣。此種精神與空氣，進到戰(zhàn)國后已不復(fù)存在，無人再有閑情逸致去雍容賦詩。《戰(zhàn)國策》與《史記》所記載的縱橫外交，乍看之下，好似是變幻萬端，難以揣測。但若歸納研究，就可見在隨機應(yīng)變的運用之上，實有幾條原則，一切的詐偽都逃不出它們的圍范：

（1）利而忘義——絕對的信義，只能見于私人間的關(guān)系上，國際間當(dāng)然不可能。但戰(zhàn)國時代國際間信義掃地的程度，則遠非春秋的士君子所能想象。例如韓齊二國會訂軍事同盟，約定患難相助。后來秦伐韓，韓派使臣往齊求援，齊王想要出兵解救時，齊臣田臣思說：“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齊王稱善，于是應(yīng)許韓的使臣立刻出兵，而實際按兵不動。楚趙為要維持均勢，果然自動出兵救韓，齊國卻乘著大家忙亂不堪的時機攻占燕國，把燕國臨時滅掉。又有一次，齊秦二國強甲天下，秦約齊同時稱帝，齊為東帝，秦為西帝。齊國想稱帝，又怕天下各國不服，空招無趣，于是決定應(yīng)許與秦同時稱帝，而先觀望不稱，待秦國稱帝之后，如果沒有不利的反響，齊國再正式自加尊號，也不為遲；秦稱帝，若國際的輿論不佳，齊就始終不動，免得與秦同被惡名。后來秦國果然上當(dāng)，稱帝不久就又羞答答的取消了尊號。這在戰(zhàn)國時代算是秦國外交上一個小小的失敗。

齊攻宋，宋派使向楚求救，楚王滿口答應(yīng)，痛快非常。宋使回國途中，面帶愁容，他的從人問他為何使命成功而不歡喜。使臣說：“宋小而齊大，夫救于小宋而惡于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荊王悅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荊之利也。”楚國果然失信，聽宋為齊所敗而不搭救。

（2）賄賂內(nèi)奸——買通敵對國家中意志薄弱，頭腦不清，或思想復(fù)雜的分子，無事時可以泄露情報，有事時可以搗亂響應(yīng)，這是國際鉤心斗角局面下的一種費力少而效用大的陰謀手法。賄買內(nèi)奸，以人類大弱點的貪欲為起發(fā)點，秦對此點看得最清楚，秦相應(yīng)侯有一次對秦王說：“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斗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边@未免太小看了天下之士；不計私利而一心抗秦的人物，各國都有。但接受秦賄而出賣國家的人，的確也不算少。秦王政即位不久，出萬金，令大陰謀家頓弱到各國去行賄，六國自將相以下都有被收買的人。秦國吞并天下，兵力之外，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助力。秦國賄賂策略收效最大的地方，就是齊國。齊相后勝暗中受了秦國的金玉，故意松弛齊國的武備，以致最后齊國在六國中成了唯一不抵抗而滅亡的國家。

（3）流言反間——散布謠言蜚語，挑撥離間，拆散敵方領(lǐng)袖間的團結(jié)合作，也是一種失敗也無大礙，成功可收奇效的外交攻勢。燕將樂毅攻齊，下七十余城，除莒與即墨二地外，齊國全部淪陷，齊王亦死，真可謂國破家亡。田單守即墨，樂毅圍攻甚急，適逢燕王死，新王為太子時即與樂毅失和，田單乘隙使人至燕散布流言：“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新王果然中計，奪了樂毅的兵權(quán)。代將的人庸碌無能，不久就把樂毅征服的齊地全部喪失。

長平之戰(zhàn)，趙將廉頗采取高壘堅守以老敵師的策略。秦軍屢次挑戰(zhàn)，廉頗自計實力太弱，應(yīng)戰(zhàn)必然失敗，所以始終不動。趙王以及國內(nèi)一般淺見者流，多認為廉頗過度示弱，譏怨之聲四起。秦使人往趙反間說：“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括是善于紙上談兵的軍事家，名望甚高，而無真正的本領(lǐng)。但在輿論失常之下，趙王竟不顧一切，撤換了廉頗，使趙括代將。趙括貿(mào)然進攻，大敗，趙軍四十萬人投降，全部為秦將白起所坑殺。這個反間計，比田單所施用的還要厲害，田單的目的不過是去掉一個勁敵，秦人此次不只去掉一個莫可奈何的廉頗，并且還請來一位幼稚可憐的趙括，以便由秦徹底的解決。歷史的教訓(xùn)，很少有人接受。三十年后，秦已滅韓，出兵圍趙，趙將李牧、司馬尚二人善用兵。秦軍屢次失利，遂又用反間計，賄賂趙王的寵臣，使他乘間向趙王進讒，說李牧、司馬尚與秦暗中有所勾結(jié)。這是賄買內(nèi)奸與流言離間雙管齊下的進攻，趙王居然聽信了讒言，殺李牧，廢司馬尚。不久趙軍大敗，趙國亦亡。

戰(zhàn)國末期，六國中唯一有膽有識的抗秦人物就是魏公子信陵君，天下知名，號召力甚大，組織六國的聯(lián)軍，屢次敗秦。秦王出萬金，在魏遍布流言：“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贝送猓氐氖钩加謱掖蜗蛐帕昃沦R，并問登位的日期。魏王當(dāng)初雖然半信半疑最后竟被說動，奪了公子的軍權(quán)，魏以及六國的悲運從此也就注定了。

小國間的雞蟲得失，有時也用反間。昌他由西周逃到東周，把西周的秘密全盤托出，東周大喜，西周大怒。西周于是派人與昌他送書，并附金三十斤，說：“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蔽髦芡瑫r又使人告東周：“今夕有奸人當(dāng)入者矣。”東周的守兵當(dāng)然捉得西周的送書人，東周君立刻殺掉昌他！

（4）虛偽利誘——為達到自己的目的，以重利引誘他人，待目的達到之后，再設(shè)法把當(dāng)初送人的利益收回，甚或?qū)嶋H的利益始終并未放手，待把握已定之后，再翻臉不認舊賬，這也是國際縱橫捭闔的一種秘訣。戰(zhàn)國時代最有名的利誘例證，就是張儀騙楚懷王的故事。齊楚同盟，秦頗感受威脅，遂派張儀往楚游說，只要楚與齊絕，秦即無條件的割商于之地六百里與楚。楚懷王大喜，與齊絕交，并派人隨張儀回秦受地。張儀回國，假醉墜車，稱病不出。待秦已確知齊楚絕交之后，張儀才病愈上朝，告楚使說：“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臣說：“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睆垉x吃驚回答說：“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楚使回國，懷王大怒，伐秦，為秦所敗，國防要地的漢中也為秦奪去。后來秦攻韓，怕楚干涉，派馮章使楚，應(yīng)許于戰(zhàn)后將漢中割還楚國，楚國又二次聽信了秦的甘言。戰(zhàn)后，楚向秦索地，馮章自請出亡，秦于是把一切責(zé)任都推到馮章身上，說他未得秦王同意而擅自應(yīng)許楚國割地的條件。又有一次，秦趙合攻魏國，魏國也以割地的厚利去誘騙趙國，趙國也利令智昏，退出戰(zhàn)團，魏國的急圍遂得解除。事過之后，魏國也把責(zé)任推到使臣身上，不肯割地。

利誘的把戲，有時可以玩得非常復(fù)雜。楚懷王的太子橫在齊為質(zhì)。懷王死，太子要回國即位。齊以楚割東方領(lǐng)土的所謂下東國五百里之地相要挾，否則不放太子。太子只得答應(yīng)割地。回國即位，為楚襄王。齊要取地，襄王向群臣求計。子良說：“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后不可以約結(jié)諸侯。請與而復(fù)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闭殉Ｕf：“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zhàn)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本磅幷f：“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于秦?！毕逋踝詈髥柹髯?，慎子說，可兼用三子之計。王不悅，認為慎子是在開玩笑。慎子解釋說：“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fā)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于齊。發(fā)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于秦?！背跽婢筒捎昧诉@條連環(huán)妙計，子良獻地之后，昭常又去堅守不退，不久秦為維持均勢又出兵救楚。齊國空歡喜一場，一無所得。

這種空頭支票的誘人詭謀，有時也會弄假成真，非忍痛割地不可。楚魏戰(zhàn)，魏許秦割上洛地，請秦不要助楚。魏果然戰(zhàn)勝。秦向魏索地，被魏拒絕。秦于是作出與楚接近的姿態(tài)。魏怕秦楚聯(lián)合攻己，趕快把上洛之地割與秦國。

（5）威逼誘降——敵人戰(zhàn)敗而尚未失去抵抗力，或可戰(zhàn)而意志未決時，用甜言蜜語去松懈他的決心，使他相信早日投降可以免除更大的痛苦，這種利用人類僥幸心理的策略，往往也可以收獲宏效。秦敗楚，楚懷王使太子為質(zhì)于齊以求援。秦昭王致書楚王，說愿與楚王在秦楚交界處的武關(guān)相見，面談兩國間的誤會，以便言歸于好。楚懷王猶豫不決，去，怕被欺，不去，怕招致秦國更烈的進攻。最后，懷王冒險往武關(guān)去赴會，結(jié)果被秦扣留。秦要懷王割地，否則不準(zhǔn)回國。懷王不肯一錯再錯，堅決拒絕割地，終至死在秦國。楚太子橫雖由齊回國，即位為襄王，但秦乘楚內(nèi)部人心惶惶之際，猛烈進攻，大敗楚。

五國相繼破滅亡之后，只有齊尚獨立于東方。秦威脅利誘兼施，勸齊不要作無謂的抵抗，以免生靈涂炭，只要齊王入朝，就可封與五百里之地，但齊國必須降秦。齊王建的精神已被秦克服，左右亦多膽怯或曾被秦賄買，極力勸王建西去降秦，王建入秦，齊毫無抵抗而亡國。王建被秦拘，餓死。在戰(zhàn)國時代秦國全部的外交史上，滅齊是收尾的一幕，也是最便宜的一幕：一紙招降書而滅掉一個有名的大國，全天下從此就都一統(tǒng)于秦。

（6）騎墻外交——以上所講的，幾乎都是大國間互相侵襲的縱橫詐術(shù)。小國在此種局面下，難以有完全自主的外交，只有兼事四鄰的大國，利用大國間的矛盾，使自己成為國際均勢之下的一個雖小而必需的成分，小心翼翼，各方討好，或可勉強維持獨立。這可稱為騎墻外交。滕文公向孟子所說：“滕，小國也，間于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又，“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正道出各小國莫可奈何的悲哀。魏伐趙，勉強宋出兵隨征。宋國進退兩難，暗中派人到趙去訴說苦衷，請趙準(zhǔn)宋軍開入趙境，專圍一城，以便對魏交代，同時趙亦可不至受宋的大害。魏國居然被蒙蔽，以為宋真正在大賣力氣助戰(zhàn)。趙國也甚心感宋國，認為宋只是虛張聲勢，并非真正仇趙。宋國兩面討好，最后“兵退難解，德施于梁，而無怨于趙”。當(dāng)時宋、衛(wèi)、魯、中山、西周、東周諸小國，都時常被大國要挾，在可能時也總是采取此種騎墻的策略，以謀自保。

三、后言

戰(zhàn)國的外交，手段要辣，居心要狠，才有成功的希望。身處戰(zhàn)國，而行春秋的外交，小則喪權(quán)，大則亡國。戰(zhàn)國的結(jié)局，在各民族中，都是全文化區(qū)的統(tǒng)一：印度、中國、希臘羅馬無不如此。今日的歐美恐也終難逃脫歷史的命運。最辣最狠的國家，往往也是最后成功的國家。戰(zhàn)國時曾有人對秦下過很深刻的評斷：“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六國中的明眼人，都知秦的野心漫無止境，非獨吞天下不可。但六國始終不能一心一德的合力抗秦，最后聽秦個個擊破，統(tǒng)一宇內(nèi)。世事推移，好似有非人力所能挽回的趨勢。只看細節(jié)，歷史絕不重演。但若從遠處大處著眼，歷史所能供給的教訓(xùn)似乎又非常之多。印度的史料過度缺乏，可以不論。但羅馬的統(tǒng)一地中海世界與秦的統(tǒng)一中國，在政策運用與步驟的進展上，往往如出一轍。今日的歐美，表面的態(tài)勢無論如何的獨特，骨子里是否又在開始重演戰(zhàn)國的悲劇，這當(dāng)然只有后來的人才能斷定。但我們今日的人，若由此點觀察，對世界的大局與趨勢或者能有深入一層的了解。

原載《社會科學(xué)》1941年3卷1期。轉(zhuǎn)載自公眾號考古研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