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杜特爾特被捕，已經過去三個月時間了。這種牢獄之災，對于一個80歲高齡的老人來說，實在難以長時間承受。近日，老杜律師就以人道考慮為由，向海牙方面請愿，希望能暫時釋放杜特爾特。

老杜方面的這一提議，其實在海牙算不上是特例。

根據《羅馬規約》，ICC是允許對符合條件的“嫌疑人”批準臨時釋放的，尤其是當這個人存在人道主義風險如健康惡化時。杜特爾特的律師團隊也正是抓住了這一點，援引了其80歲高齡、糖尿病與心臟病惡化等健康問題，以及不再擁有政治影響力、無潛逃風險的理由，完全符合ICC對臨時釋放的常規考量標準。

（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

在杜特爾特之前，國際刑事法院也曾批準過多名非洲領導人臨時釋放。比如說肯尼亞副總統威廉?魯托。他在2007年選舉暴力事件被ICC起訴期間，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發生恐怖襲擊，ICC特意批準其臨時釋放回國處理危機。

雖然情況不一樣，但是這一案件也證明，在特殊情況下該機構確實會基于程序必要性來批準臨時釋放，和杜特爾特案的“健康與人道主義”邏輯形成了互補。

在得知這一消息后，杜特爾特兒子也隨即為父親安排了起來，稱現在許多國家都愿意接待其父親。但是具體會選擇哪個國家，其家族尚未公布。

其實對老杜來講，在當前狀況下能真正為他提供保護的國家，其實沒有幾個，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絕對是其中之一。

首先中方非締約國的身份，就為其提供了天然屏障。

中國從未加入《羅馬規約》，就意味著海牙法院的判決和指令，對中國都沒有法律約束力。根據國際法原則，非締約國是沒有義務配合調查或執行其逮捕令的。三個月前海牙法院沒敢在中國香港動手逮捕老杜，就是基于這一規定。所以這種法律地位，將能在日后為杜特爾特提供更大的庇護空間。

其次，中方在主權原則上立場非常堅定。

中方的一貫主張是國家主權優先于國際司法干預，并多次反對該法院以所謂“普遍管轄權”干涉他國內政。杜特爾特被捕后，中國外交部罕見以強硬措辭批評國際刑事法院的政治化和雙重標準，強調其行動損害了菲律賓的司法獨立。這種立場也為中方反對國際刑事法院對杜特爾特的管轄權提供了國際法理依據，間接為庇護行為提供合法性背書。

（海牙法院）

最后杜特爾特執政時期執政的外交政策，也為其能在中國生存創造了空間。

杜特爾特執政期間，大力推動菲律賓外交政策轉向中國，擱置南海爭議、簽署《中菲經貿合作六年發展規劃》，并接受中國超240億美元投資用于基建、能源等領域。他曾公開稱中國為“善良的捐助者”，這種務實合作，也使中菲關系進入了蜜月期。再加上杜特爾特家族與中國的經濟聯系，以及其女兒莎拉與中方的互動，都構成了其尋求庇護的潛在政治資本。

但是對于老杜來說，事情也并沒有那么簡單，海牙一邊對于其想去哪兒似乎非常清楚，他們不僅特意提出一些條件，將中國排除在了選項之外，更試圖通過制度化軟禁徹底消解其政治影響力。

在海牙方面公開的“緊急請愿書”中，其表示對批準臨時釋放的提議不予反對，但也強調杜特爾特方面需要滿足附件中列出的一系列條件，而這些條件非常苛刻。

首先就是接收老杜的國家，必須是國際刑事法院的成員國，這樣才能遵守該法院的條例，之后也要擔保老杜會依照法院程序出席聽證會，這一規定本質上就是對中國的“定向排除”。

其次，在對杜特爾特的監管上，海牙的要求不僅僅是物理隔離，還要求其政治失聲。

海牙法院律師透露，該法院還要求杜特爾特“不得使用任何移動通訊設備、互聯網及社交媒體”。這種斷聯不僅切斷了其與菲律賓國內的政治互動，更使其無法通過輿論發聲。對比 2021 年肯尼亞律師吉切魯臨時釋放時僅被要求“定期匯報行蹤”，杜特爾特面臨的通訊限制已達到了司法軟禁的級別。

同時法院還要求其只能和經認證的直系親屬見面。這一措施則直接瓦解了杜特爾特通過家族網絡維系政治影響力的可能，未來其女兒莎拉若要探視，還需接受全程監控，而幕僚團隊更被徹底隔絕在外。

（老杜女兒莎拉）

甚至此前還有報道稱，法院還要求杜特爾特遠離政壇，不能發表政治言論。這一規定遠超《羅馬規約》第五十八條的常規要求，實際上是對其言論自由的剝奪。

面對這些條件，杜特爾特也將陷入兩難，若接受條件前往成員國，不僅需忍受近乎監禁的生活，更可能在西方主導的輿論場中被進一步污名化，其家族在菲律賓的政治根基也將因 缺席遙控而松動；若拒絕條件繼續羈押，不僅健康風險加劇，還可能被西方以所謂“拒不配合”為由加重指控，為馬科斯政府的清算提供口實。

總的來說，在海牙如此苛刻的條件下，所謂臨時釋放已經沒有太大意義，不過是用一套更隱蔽的控制體系，替代公開的羈押狀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