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文章之前，先給大家看幾張照片。

2017年11月1日，北大舉辦了一場不是北大的校友會。

坐在第一排正中的，是一生投身科學事業的，99歲高齡的吳大昌。

在他右邊的，是他物理系的學弟，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

在他左邊的，是“兩彈一星”元勛王希季。

他們這次來參加的，是一個叫“西南聯大”80周年的校友會。

西南聯大，一所只存在8年多的大學，先后培養出了：

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5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
8位兩彈一星功勛、
9位黨和國家領導人、
172位兩院院士
和100多位人文大師，
被稱為“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

可提起西南聯大，有不少人卻不知道，因為在今天的大學中，找不到她的名。

就算有知道的，大多數人也只知道那是有朱自清，聞一多等大佬云集的學校。

她背后的真實故事，很多人并不知曉。

今天，我想給你講講她背后的滾燙故事。

故事不長，有笑有淚，我慢些講，你細細聽。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在這種危機時刻，清華、北大、南開三所高等學府緊急決定，為了不讓日本人破壞我們的文化根脈，保存有生力量，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迅速撤離平津向長沙轉移，組成長沙臨時大學。

可是，敵人步步緊逼，剛到長沙僅僅不到一年，他們就追了上來。

三校校長梅貽奇決定，繼續南遷，中國的高等教育不能停。

于是，1938年2月，長沙臨時大學繼續向云南昆明進發。

這一路跋山涉水困難重重。

國學大師陳寅恪放棄了治療視網膜脫落的最佳時期，寧可瞎也要趕赴昆明重開國學課。

清華物理系教授趙忠堯在臨出發前那一刻，冒死潛入被日本人占領的實驗室，把我國當時唯一的50毫克放射性物質鐳偷出來帶走。

他一路貼身抱著鐳，從北京抱到長沙，又從長沙抱到昆明。

等到了昆明，他的胸口已經被灼出兩道潰爛紅腫的血溝，他用自己的命保住了當時中國高能物理的全部家當。

就這樣，師生們懷著必勝的信念，終于在歷時68天后，在云南昆明集結。

西南聯大校門

南開、北大，清華，個個都是頂級大學，各自的校長，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正所謂一山不能容二虎，現在是三虎齊現，如何管理這所大學，也成了一個難題。

南開校長張伯苓最年長，61歲，梅貽琦還是他的學生。

圖 | 張伯苓

北大校長蔣夢麟，曾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履歷最強。

圖 | 蔣夢麟

清華校長梅貽琦最年輕，僅48歲，而且清華是三個學校創辦最晚的。

圖 | 梅貽琦

不管怎么論資排輩，左看右看，都輪不到梅貽琦。

可就是這個最年輕、資質也最淺的梅貽琦，成了西南聯大的掌事人。

西南聯大成立之初，張伯苓對蔣夢麟表示：“我的表你戴著”，在天津俗語是“你作為我的代表的意思”。

而蔣夢麟則對梅貽琦說：“聯大的校務還請月涵( 梅貽琦) 先生多負責”，他經常說“在聯大我不管就是管”。

西南聯大不設校長，而實行常委制。

蔣夢麟張伯苓，一開始就推薦梅貽琦為常委會主席，支持他管理校務。

張伯苓的退，蔣夢麟的讓，梅貽琦的做，成就一段佳話，也成就了西南聯大。

1938年4月，西南聯大正式復課。

可是緊接著更大的困難出現了，沒教室、沒宿舍、沒設備、沒食堂。

于是梅貽琦校長特意請來建筑大師梁思成設計校園。

梅貽琦

為了拓展知識面，聯大開設了多門課程，能學幾個專業你就學幾個專業，沒限制。

但有一項是硬性規定，學文科的學生至少必修一門自然科學，不論文科、理科還是工科，所有學生都必修中國通史、西洋通史、國文和英文。

校長梅貽奇說：國家需要通才，這些課是基礎課，必須得學，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聯大有個傳統，越是基礎學科的課越得配頂級大師來教授。

比如教國文的：朱自清、聞一多、劉文典、沈從文；

教英文的：葉東超、錢鐘書、查良錚；

教歷史的陳寅恪、錢穆；

教物理的是葉啟孫；

教數學的是華羅庚。

他們全是大師。

為了確保學生質量，所有考試一律取消補考，不及格就重修。

據統計，聯大八年一共招收了8000多一點學生，能畢業的只有3882人。

西南聯大的大師們

正因為這種嚴進嚴出的高標準，聯大學生有個特點，丟命也不能忘看書。

當時學生們有一件每天非干不可的事兒，叫跑警報。

警報分三個階段。昆明當時的制高點五華山，那上面三個紅球一掛，這說明日本飛機起飛了。學生們一點不急，先讓他飛一會兒，接著看書。

過一會兒等空襲警報拉著長笛一響，表示日本飛機進入云南省境了。這時候還不跑，因為進云南不一定來昆明。

等聽見像發電報似的連續警報聲，這說明朝昆明來的，然后才開始跑。

躲避空襲的師生

據統計，抗戰期間，日軍戰機先后281次空襲云南，最多的一天出動27架飛機輪番轟炸昆明。

學生們白天一趟一趟的跑，晚上只能擠40人一間的大通鋪休息，有窗框但是沒有錢裝玻璃，下雨斜飄的時候，一人拿一把傘擱那兒頂著。

外頭下大雨，屋子里下小雨，借著那棉花芯制成的微弱燈光，所有的學生都自覺突擊，說啥也得把白天跑落下的課補上。

學生們過得苦，教授們過得更苦。

有一回，朱自清被一群乞丐跟山后邊等著要點東西，朱自清說：“別跟了，別跟了，我告訴你們，我是教授啊。”

乞丐一聽便說：“教授教授，越教越瘦，也不早說，跟著干溜。”

然后走了。

因為戰事波及，昆明物價高漲，教授領到的薪水，根本就無法支撐一家人的支出。

蔣夢麟把帶來的衣物書籍，都拿去典當賣了。

梅貽琦的工資只能夠支撐半個月，家里常常是白飯拌辣椒，偶爾吃上菠菜豆腐湯，全家就很開心。

為了補貼家用，不得已做了糯米糕，以及自己編織的衣服等，拿去擺地攤，以解燃眉之急。

很多教授夫人，都是結伴上街擺地攤。

物理系教授吳大猷，每天下課之后，就到菜市場撿些爛菜葉，拿回去煮湯拌飯吃。

圖 | 吳大猷

正是在全校師生的堅持下，這所最不像大學的大學卻鑄就了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

這期間，華羅庚寫出了學術專著《堆壘素數論》，為世界數學史開創了一門全新的學科；

陳寅恪雙目失明，寫出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錢穆完成了《國史大綱》王立出版了《中國現代語法》；

吳宓用英文寫成了《世界文學史大綱》；

吳大勇寫成了《多分子的結構及其振動光譜》；

湯用彤寫下《中國佛教史》；

馮友蘭撰寫《貞元六書》等等。

這些論著全都成為了各學科奠基之作。

抗戰八年間，西南聯大前后約有1100多人從軍，他們利用自己所學為中國空軍飛虎隊和中國遠征軍提供翻譯、技術指導等工作，有的學生甚至血灑長空，永遠留在了戰場。

截止到1946年8月，聯大解散。

這所學校培養了兩位享譽世界的諾獎得主、五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八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172位兩院院士和100多名人文大師，超過戰前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30年培養的人才總和。

1945年8月15日，日軍宣布無條件投降，多年抗戰終于迎來了勝利。

1946年7月31日，存在8年11月的西南聯大解散，三校分別遷回原地址。

在那個戰火紛飛，物資短缺、果不肌腹的背景下，西南聯大留下的學術研究，碩果累累。

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有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錢穆的《國史大綱》、朱自清的《新詩雜談》、聞一多的《楚辭校補》、金岳霖的《知識論》《論道》……

在應用科學研究方面，有莊前鼎的《兵器學》、施嘉煬的《堡壘工程》、王明云的《軍用橋梁》、趙九章的《大氣之渦旋運動》……

在基礎科學研究方面，有華羅庚的《堆壘素數論 》，孫云鑄的《中國北部寒武紀化石》、吳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結構及其振動光譜》……

西南聯大，完成了歷史給她的使命。

故事到這里，結束了嗎？

并沒有！

西南聯大解散之際，以華羅庚，楊振寧為代表的西南聯大師生，去了美國留學，獲得了豐厚的待遇。

新中國成立之后，這些經歷過戰亂的師生，很多都放棄了國外的優越生活，義無反顧回到祖國懷抱。

華羅庚經香港回到北京，歸國途中寫下《致中國全體留美學生的公開信》，鼓勵了一批又一批的學子回到中國。

正如西南聯大的校歌里說的“中興業，須人杰”。

這個近代受盡屈辱的民族，需要像西南聯大學子這樣的人才。

他們聽從祖國的召喚，這些人又回來了。

他們那一代人太猛了，頂著饑餓肚子做學術，冒著日機轟炸搞研究。

他們那一代人太剛了，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學問都敢做，什么命都敢賭。

從創辦開始，西南聯大的學生共有8000余人，其中參軍學生有1100人左右，高達14%。

1943年入學的外文系學生繆弘，在抗戰勝利前的1945年7月31日，參加了收復廣西丹竹機場的戰役，當時美國士兵都回國了。

作為翻譯官的他本該可以走，但他堅定勇敢地沖擊日軍山頭制高點，不幸被敵軍擊中，壯烈犧牲，年僅19歲。

繆弘是一名詩人，在他的遺詩中有一首《血的灌溉》——

沒有足夠的糧食，且拿我們的鮮血去；
沒有熱情的安慰，且拿我們的熱血去；
熱血，是我們唯一的剩余。

國難當頭，這個洋溢著青春的年輕學子，沒有選擇恬靜的學園，而是選擇上戰場拼命。

他的學歷，永遠停留在了“大學肄業”。

在《九零后》記錄片里，許淵沖先生的一句話，讓我為之動容。

他說“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專業”，我終于深切體會到那句話：“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正是這批可愛又可敬的“九零后”們，在日軍鐵騎下，于炮火連天中， 留下了璀璨奪目的光芒。

他們自覺、自立、自強，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去讀書，令人淚目，給現在安享太平盛世卻內心浮躁的人，得以瞻仰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