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粉紅，是怎么認知伊朗與俄羅斯的？關于伊朗的情況和俄羅斯的情況，他們不了解嗎？當然是了解的。

但他們為什么支持這兩個國家呢？為什么會有明確的傾向和立場呢？

因為啊，他們理解世界上各個國家，是以政治思維來理解的。

什么叫政治思維呢？那就是拉一派，打一派。

他們認為中國的敵人是美國，那么，這時美國所有的敵人，都是盟友。不管俄羅斯搞得國破民窮，不管伊朗女性連穿著自由都沒有，那都不關他們的事。

他們并不關心俄羅斯人和伊朗人過得怎么樣，是窮是富，這與他們無關，他們一切站在中國在國際上的敵人去思考問題。

因此，他們不管伊朗和俄羅斯是個什么樣的國家，都要支持。

當然，他們與政府的觀點并不一致，因為中國政府并不想與歐洲為敵，與沙特為敵，甚至與以色列都保持有不錯的外交關系，如果美國不是這么咄咄逼人的話，中國政府還想搞好與美國的關系 ，與伊朗與俄羅斯關系好，不過是不想跟隨西方的立場外交模式。

小粉紅這種將復雜世界簡化為“敵我二元對立”的“政治思維”，看似是一種堅定、清晰、充滿力量的愛國立場，實則是一種認知上的毒藥，其危害是深遠且多方面的，不僅會扭曲個人對世界的認知，更可能在宏觀層面對國家的發展構成隱性的障礙。

一）認知封閉與智識的懶惰

政治思維的首要危害，在于它為思想的懶惰提供了溫床，并最終導致認知上的徹底封閉。

當一個人接受了“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一核心信條后，他便失去了深入了解世界的動力和必要性。

國際關系中那些錯綜復雜的歷史經緯、文化差異、經濟聯系、地緣政治博弈，瞬間被簡化成了一張清晰的“陣營圖”。

了解俄羅斯，不再需要去研究其從蘇聯解體以來的經濟轉型陣痛，不必去分析其寡頭經濟的成因與危害，更不用去理解其社會內部對普京主義的復雜情感。

只需要記住一個標簽：“反美先鋒”。

于是，俄羅斯的一切行為，無論多么具有侵略性或違背國際法，都可以被解釋為“對北約東擴的合理反擊”；其國內的民生凋敝，可以被歸咎于“西方的無情制裁”。

這種思維范式下，事實變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立場。

任何對俄羅斯不利的客觀事實，都會被視為“西方媒體的抹黑”或“別有用心的宣傳”，從而被輕易地過濾掉。

同樣，在看待伊朗時，這種思維模式的弊端也暴露無遺。

他們無需了解伊朗什葉派伊斯蘭革命的歷史淵源，無需探究其政教合一的體制如何深刻地影響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更無需去傾聽那些因“頭巾法”而抗爭的女性發出的血淚控訴。

他們只需要記住伊朗的另一個標簽：“中東反美堡壘”。

于是，伊朗女性的苦難被輕描淡寫地歸結為“他國內政”或“文化差異”，甚至被嘲諷為“被西方自由思想洗腦”。

個體的悲歡、對基本人權的追求，在宏大的“反美敘事”面前，變得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這種智識上的懶惰，最終會形成一個堅固的“信息繭房”。

個體只愿意接收符合自己預設立場的信息，而社交媒體的算法推薦機制則會變本加厲地強化這一趨勢。

久而久之，他們便生活在一個由同質化信息構筑的封閉世界里，對外部世界的真實圖景失去了感知能力。

他們的觀點變得越來越極端，越來越不容置疑，因為在他們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能夠挑戰他們信念的反方證據。

這種狀態，與真正的、開放的、具有批判精神的愛國主義，背道而馳。

二）道德感知的扭曲

政治思維最危險的腐蝕力，體現在它對人類共通的道德感和同理心的瓦解上。

當一切以“政治正確”（這里的政治正確指的是符合“反美”大局）為準繩時，是非善惡的標準便失去了普適性，變成了一種可以根據陣營隨意調整的工具。

一個在國內會為社會不公發聲、同情弱者的人，在“政治思維”的操縱下，卻可以對俄羅斯士兵在烏克蘭犯下的暴行視而不見，甚至為其喝彩，將侵略戰爭美化為“特別軍事行動”。

他們可以一邊享受著國內相對自由的生活，一邊對伊朗女性為爭取基本著裝自由而付出的生命代價報以冷漠和譏諷。

這種人格上的分裂，根源就在于“政治思維”切斷了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情感連接——共情。

在他們的邏輯里，俄羅斯人、伊朗人，甚至烏克蘭人，都不是一個個有血有肉、有名有姓、有家庭有夢想的個體，而僅僅是地緣政治棋盤上的棋子。

他們的生死、苦樂、尊嚴，其價值完全取決于他們所屬的國家在“反美陣營”中的位置。

如果是“盟友”，那么他們人民的苦難就可以被忽略不計；

如果是“敵人”或“敵人的朋友”，那么他們遭受任何打擊都是“罪有應得”。

這種思維方式，實質上是一種非人化的過程。

它將“他者”抽象化、符號化，從而規避了因目睹同類受苦而產生的道德不安。

這也就解釋了為何在許多網絡討論中，對戰爭的描述充滿了戲謔和“梗”，生命的消逝被簡化為冰冷的戰報數字和地緣政治的得分。

這不僅是對逝者的不敬，更是對人類文明基石——人道主義精神的公然背叛。

一個真正強大繁榮的地區，其國民不僅應有民族自豪感，更應有寬廣的人類關懷。

一個只懂得為“自己人”的成就歡呼，卻對“外人”的苦難麻木不仁的群體，其所構建的道德世界是狹隘且脆弱的。

三）對國家戰略利益的誤判與損害

如開篇所述，這種民間的“政治思維”狂熱，與中國政府實際奉行的、更為審慎和務實的外交政策，存在著明顯的溫差甚至沖突。

這種溫差本身，就構成了對國家長遠戰略利益的潛在威脅。

中國作為一個全球性的重要經濟體，其根本利益在于維護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以便持續發展。

因此，中國的外交哲學是“廣交朋友”，奉行不結盟原則，在復雜的國際關系中保持戰略自主和靈活性。

與俄羅斯、伊朗保持良好關系，是從地緣政治、能源安全、制衡單邊主義等多重角度出發的務實選擇，但這絕不意味著中國需要與其進行深度捆綁，更不意味著要全盤接受他們的價值觀和所有行為。

然而，“政治思維”的盛行，在民間制造出一種“中俄伊必須是鐵桿同盟”的輿論氛圍。

這種氛圍會形成一種民粹主義壓力，試圖推動國家外交向著更激進、更具對抗性的方向發展。

例如，當政府希望在俄烏沖突中保持中立、勸和促談時，這種聲音會指責政府“軟弱”；當政府與沙特、以色列等國發展關系時，這種聲音會質疑“為何要跟美國的朋友搞好關系”。

這無疑給專業的外交決策者戴上了無形的枷鎖，限制了他們在復雜局面中合縱連橫的余地。

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一個國家網絡上的主流聲音，是其國際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大量的中國網民在國際平臺上，為侵略行為辯護，嘲笑他國的人權抗爭，用“拉一派，打一派”的粗暴邏輯解讀一切國際事務時，外界看到的，不是一個自信、開放、包容、負責任的大國形象，而是一個憤怒、封閉、價值觀混亂的形象。

這會直接抵消掉我們在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為提升軟實力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它會讓那些本可以成為中國朋友的國家和人民心生警惕和疏離。

比如，許多與俄羅斯有歷史糾葛的東歐國家，或是對伊朗神權政治感到不安的世俗化伊斯蘭國家，他們看到這種一邊倒的支持，自然會加深對中國的疑慮。

這就使得中國全球自由貿易的宏偉愿景，在實踐中面臨更多的阻力和誤解。

真正的朋友，不是靠“共同的敵人”來維系的，而是靠相互尊重、互利共贏以及共通的價值觀來吸引的。

總而言之，“政治思維”是一條認知上的死胡同。

它以愛國的名義，行思想懶惰之實；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口號，卻可能損害國家的長遠發展和國際聲譽；

它看似堅定了立場，實則摧毀了我們與人類其他成員之間的共情，讓我們在道德上變得孤立。

擺脫這種思維的束縛，需要我們重拾對復雜性的尊重。

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國際關系也不是一場簡單的“三國殺”游戲。

一個國家，可能在某個領域是我們的競爭對手，在另一個領域又可以是合作伙伴。

一個政權的行為，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其人民的意愿。

承認并理解這些復雜性，是成為一個真正能正常看待世界的人的第一步。

當然最為錯誤的是，他們以為，如果伊朗和以色列打個翻天覆地，俄烏戰爭再打個十年八年，那美國就沒有精力對付中國了，他們是用這種思維方式來看待這兩場戰爭的。

至于這兩國民眾的死活，他們是毫不在意的。

最好伊朗死個一千萬人，最后美國打得國力下降，俄羅斯也和二戰一樣死個千把萬，然后美國深陷期中，最后中國悄悄發展。

站在這一立場，他們站伊朗，站俄羅斯。

死道友，不死貧道。

俄羅斯、伊朗的民眾要知道他們真實的想法的話，會恨死他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