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我們受到的教育可能是：應該遵守承諾，講信用，言出必行等等。可是究竟為什么要這樣做呢？真的是所有的承諾都該遵守嗎？只有當我們搞清楚“遵守承諾”的實際意義后，才能明確回答第二個問題。

社會是一個龐大的協作體系，其中的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合作關系。而一個人的“信用”是ta的標簽，是其身邊人對與ta發生合作可能性的判斷標準。

有的合作是即時合作，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比如：我們在小區門口買一個烤地瓜。在這樣一個過程中，購買者和販賣者“信用”本身的多少并不重要：因為交易是當下的，若一方拒絕交付，那么就可能面臨言語或肢體沖突；且社會存在法律約束，當場交易失敗可以被立刻懲戒，不存在較大執法難度。

有的合作是低價合作。這意味著雙方交易的價值較低，即使交易受騙，也可以在接受的范圍內。即使冒著被騙的概率仍以這樣的方式進行交易的收益，是大于了解每一位顧客的信用然后再交易的收益，所以選擇了后者。

有的合作是延遲合作，一方需要先行付出代價，在一段時間后才能獲得收益。雖然的確有法律的約束，但是有的交易并非在法律的范疇內，比如男女朋友關系。交往了幾年之后分手了，這筆交易就不一定是正收益。

有的合作是高價合作。有時交易的價值甚至超過了部分人認為違法的代價，所以鋌而走險。這種時候另外一方的“信用”就非常關鍵，信用是除了硬性法律、另一方的言語、身體暴力外的第三種約束條件。而判斷另一方有無信用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自己通過其往日對于承諾的遵守程度來自我進行評估；另一種就是通過了解其身邊人對其“信用”的評價來得出結論。

所以，“遵守承諾”是為了信用，而信用的多少可以用來與他人進行各種各樣、或多或少的合作。

那么，哪些承諾可以不遵守呢？

那些你不在乎對你“信用”評價的人，也不在乎其評價可能影響到你潛在交易對象的人。

這種人，要么是兌現對其承諾所要付出的代價超過了其可能給自己帶來的收益，這種差額可以使你不在乎ta的評價和影響；要么是這個人給你的評價能夠帶來的影響極為有限。

說到底，任何事都是利弊判斷。

我自己也是不斷在現實中認識到了這一點，無情但真實。在這一過程中，我曾經建立起的道德不是逐步垮塌，而是瞬間消失。我不敢說其消失得無影無蹤，但究竟還剩多少，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