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長貴，畢業于中國人大哲學系的高材生，1967年的1月份，他走進了釣魚臺11號樓，成了這棟樓的第一個機要秘書。在11號樓的眾多工作人員里面，這個畢業于人大哲學系的讀書人，學歷是最高的一個。

而他，也僅僅在11號樓里工作了一年，1968年的1月，他就被送去了監獄里。

在監獄，他度過了難熬的，將近八年的時光。

1975年，這一年的5月22號，專案組的工作人員來到了監獄。

“......決定釋放你，到湖南某 農場勞動，等待最終的結論”
——來源：《問史求信集》.閻長貴/王廣宇.合著.

工作人員當著他的面，把這個決定口述了兩遍。

這對于一個在監獄里度過了七年半的人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好的消息。只要能走出去，哪怕是去農場從事體力勞動，能和人交流，對于閻長貴而言，那都是幸福的事情。

他當時的心情很激動，心里想著，只要能出去，不管是去哪里，不管從事再苦再累的苦工，也是比鐵窗生活好上太多了。

原本，他剛出來的時候，是可以在北京先待上一個星期的時間，這一個星期給他收拾一些生活用品，或是做一些私事。

但是呢，他的家不在北京，而是遠在山東。

他畢業后留在北京工作，先是住在《紅旗》雜志社的宿舍，后來調去釣魚臺工作，也是住在11號樓里。因此，他在北京沒有家。

“我想去紅旗雜志宿舍里，取走我留在那的衣服和書籍”

“那些東西都讓你兒子取走了”

負責安置的工作人員順帶著還告訴他，說你兒子現在已經是個中學生了。

閻長貴對兒子的印象，還停留在七年前呢！

在他的記憶里，兒子還是一個很小的娃娃，沒想到倏忽之間，就成了中學生。他的心底，莫名的生出一種恍然隔世的感覺。

既然北京沒有家，宿舍的東西也被兒子取走了，他在北京也沒有待著的必要了。

于是乎，隨著綠皮火車的一路搖曳，再換乘汽車，他來到了湖南常德的西洞庭農場。

這西洞庭農場，因為在洞庭湖的西面，故而也因此得名。

1955年，農場剛成立的時候，還真的是一片荒蕪，沒有什么生機。不過，等閻長貴去的時候，農場的景象又完全不一樣了，一派欣欣向榮。

1975年的西洞庭農場，規模發展得很大。

總的占地面積有一百多平方公里，農場里生活著超過三萬人。這農場，完全就是一個獨立的小型社會，什么學校、糖廠、銀行、郵局、商店、醫院.......一應俱全。或許，有的人自打出生在農場，怕是一步都沒有邁出過農場，一輩子都在場子里生活著呢。

對于現在的年輕人來說，這是沒法理解的事，也是難以想象的場景。

怎么真的會有人把農場、把工廠當作家呢？

在那個年代，要是農場沒了，廠子垮了，那就是天塌了，意味著家也沒了。這種情懷，咱們現在是不懂的。

在當時，全國的國營農場普遍虧損的情況下，西洞庭能做到一派欣欣向榮，成為全國農墾系統里面的紅旗農場之一，和場領導覃正彥的功勞是分不開的。

覃正彥一改之前“坐大船劃懶漿”的做法，在場子里大力推行責任制。

從七十年代初開始，這西洞庭湖農場就做到了盈利，這在當時的國營農場里面，還真的是不少見。

雖然閻長貴曾在釣魚臺11號樓里當秘書，但他幾乎24小時都在11號樓里待著。來到這西洞庭湖農場，也讓他開了眼界，用他的話來說，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看到這么大規模的企業。

到農場的第一天，他顧不上四處轉轉。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起筆，給遠在山東老家的妻兒寫信。

信寄出去后，他就一直期盼著回信，到得第十天，回信來了。

他迫不及待的展開信紙，那紙張上的筆跡有些稚嫩，一看就曉得是兒子寫的。

這信的內容，打眼一瞧，是由妻子口述，兒子執筆的。

妻子在信里告訴丈夫，讓他在農場耐心的等候著，一家人會來農場和他團聚，還有父母也會來的。

又是一陣子的等啊、盼啊，和家人分開了近八年，能再次團聚，那是何等的期盼呢。

在等待家人的那段時間，農場給閻長貴安排了住處。

覃正彥很尊重讀書人，他給閻長貴安排住在農科所里。屋子里啥都準備好了，什么鍋碗瓢盆、被褥什么的都有，完全不用閻長貴操心。這讓蹲了七年半牢的閻長貴，打心里感受到了溫暖，他沒想到，這里的人沒有用異樣的目光來打量他。

趁著家人還沒來，閻長貴好好的收拾了一番屋子。

妻子、兒子還有父母，來到了農場，一家人在小小的屋子里，可算是吃上了一頓團圓飯。

這頓團圓飯，等了近八年。

哪怕沒有大魚大肉，但一家人吃得很香、吃得很甜。

父母在農場待了幾天，就回了山東老家，妻子和兒子留在了農場，陪在閻長貴身邊生活。

原本，閻長貴是要被安排去稻田班干活的，但是想著他是個讀書人，沒做過什么體力活，農場就給他安排去了棉花班。顯然，這棉花班的勞動量，就沒有稻田班那么重。

每天，他和棉花班的人一起在田間地頭干著農活。

頭頂上，太陽曬得毒辣。

一天下來，人黑了，皮膚粗糙了，也曬脫了一層皮。

可他的心里是高興的，大家伙一邊干著活，一邊有說有笑。不管男女老少，都對這個遠道而來的新家人很好。

農場里的人很樸實，對這個初來乍到，戴著眼鏡，一副斯斯文文的讀書人，只要來到了農場，大家就是一家人。

那個年代，柴火是重要的，每家每戶每天都離不開柴火，日常的燒水做飯、洗臉洗腳，都要用到柴火。尤其是到了冬天，要是沒有柴火，那日子可就難熬了。

閻長貴一家剛到農場的時候，不知道要去哪里弄柴火，也不知道怎么劈柴。鄰居們看到他家的這個窘境，也沒有袖手旁觀，更沒有嘲笑。雖然農場里面，柴火是緊缺的東西，大家伙還是這家勻出一點，那家拿出一些，這才給閻家湊夠了生活用的柴火。

他不會劈柴，就有人專門找來，說我教你吧。

一段時間下來，閻長貴這個讀書人掄起斧子劈柴，也是得心應手。

在閻長貴的記憶里，他對覃正彥這個領導的印象很深，也很好。

出生于1928年的覃正彥，家庭成分是中農，他1949年開始參加工作。因為表現好，早年間先后擔任過鄉長、石門縣委副書記。六十年代中期的時候，性格耿直的他也受到了影響，直到1972年才恢復了工作。

他是1971年1月來到西洞庭湖農場的，這一來，就在農場生活了八年多。這八年多的時間，也是農場生氣勃勃的時期。1988年，工作多年的他退居了二線，1991年正式退休。

或許是出于同樣遭遇的同情，也或許是出于對讀書人的尊重，覃正彥對閻長貴很好。

閻長貴在棉花班沒待多久，覃正彥就想把他安排去場里的宣傳部工作。不過，因為閻長貴的結論還沒出來，這事就只好作罷了。覃正彥就準備給他重新安排個工作，在他看來，人民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去田間地頭勞動是浪費人才了。

于是乎，就準備讓他去場部的農業科。

閻長貴也不曉得這農業科是干嘛的，就應承下來了。

還好他的鄰居，一個在農業科擔任副科長的人，他曉得農業科這工作，閻長貴是做不來的。鄰居尋了個機會來閻家，告訴他在農業科工作，每天都要去各個分場跑，哪怕是刮風還是下雨，都是要去的。

在鄰居看來，閻長貴這個知識分子的身體，顯然是耐不活的。

這“耐不活”是常德當地的土話，意思就是“受不了”。

閻長貴自己也尋思了一下，自個確實是有些耐不活。于是，他只好厚著臉皮找到農場，看看能不能給重新安排個工作。

其他人倒是有些意見，覺得他怎么挑三揀四的，不過覃正彥可不這么想，給他安排去了農科所的學校教書。

這就讓旁人不理解了，說你為啥對他這么好。

覃正彥倒也是耐心解釋，說你們要是能教書，我也安排你們去學校教書。人家是人大畢業的高材生，咱們場子里就缺這樣的人才。

他是很看重教育的，對于孩子們的教育，他都很上心。如果有哪家考上了大學，農場都會給他學費。覃正彥讀的書不多，他深知文化就意味著生產力，只有教育搞上來了，農場才能持續不斷地保持進步。

就是這樣的一點一滴的日常，讓閻長貴感受到了溫暖，在他的心里，早就已經把西東湖農場當成了第二故鄉。

倏忽之間，閻長貴在農場就生活了五年的光陰。

他的問題，也在1979年的9月得到了最終解決。

給他的后續安排，是調回北京，在他原來的老單位，也就是《紅旗》雜志社工作，繼續當一名編輯。

得知這個消息后，覃正彥很是為他高興。

但是，閻長貴卻高興不起來，他的心頭壓著一件心事。那就是妻子和孩子的戶口問題。要知道，這“農轉非”在當時可是一件很難處理的事情。或許，會有讀者不了解“農轉非”是什么意思，我就簡單的解釋一下。

這“農轉非”是當時計劃經濟時代，一種特別的戶籍制度，簡單說來，就是農業戶口改成非農業戶口。

閻長貴被調回北京，他的戶口是沒問題的，但是，妻子和兒子想要跟著他去北京，這戶口就得解決才行。要是解決不了，妻兒要么回山東老家，要么就留在農場，這不又得分開了嘛。

就在他皺眉不展的時候，覃正彥告訴他，自己已經幫他解決了妻兒“農轉非”的問題。

這讓閻長貴十分的感動。

覃正彥真是一個好干部，他早就想到了這些事，也默默的給他辦好了。

“......總起來一句話，我對農場深深感謝，我永遠忘記不了他們對我的厚愛。”
——來源：《問史求信集》.閻長貴/王廣宇.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