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員在繪制器物標本。

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河泊所遺址現場進行清理發掘工作。

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河泊所遺址出土的“益州太守章”

　　“河泊所遺址漢代簡牘的出土，是我國簡牘發現史上的一件大事。”簡牘學家、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任陳偉評價。這批簡牘內容豐富 ，包 括 文告 、往 來 文書 、司 法 文書、戶版、書信和典籍等，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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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牘中發現兩漢十二位皇帝年號

　　簡牘中發現了西漢、東漢12位皇帝年號，從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到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年代跨度近300年，表明兩漢中央王朝對云南實行了長期有效治理。簡牘中發現了“滇國”滇廷”“滇相”等記載，顯示古滇國和益州郡同時存續了一個時期，而且中央王朝派遣了官員協助滇王治理滇國事務。
　　此外，“滇池以亭行”“益州太守府以郵行”的簡牘題檢表明，益州郡建立了聯通內外的郵亭傳遞網絡。記載《論語》的簡牘表明儒家思想在漢代已在西南邊疆傳播。戶籍簡牘則證明漢朝已在益州郡實行編戶齊民的制度，實現了社會治理的進步。
　　與簡牘同步出土的還有大量封泥。河泊所遺址考古領隊、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蔣志龍介紹，河泊所遺址已發現2000多枚封泥，主要出土于河道邊緣的灰燼堆積中，大部分是官印封泥，還有私印封泥、道教封泥、無字封泥等。
　　在石寨山考古工作站，記者見到了這批珍貴的簡牘和封泥。考古隊員謝霍敏介紹，與古滇國和益州郡有關的封泥有“滇國相印”“滇王相印”“益州太守章”等，說明漢朝在益州郡采取了“郡國并行”的雙重治理體制。
　　官印封泥中與上級有關的封泥有“益州刺史”等，與周邊有關的封泥有蜀郡、犍為、廣漢、永昌、交趾等郡太守章，與屬縣有關的有滇池、建伶、雙柏等20個縣的官印封泥，顯示益州郡與上下內外的公文往來非常緊密。
　　私印封泥涉及大量人名，印文既有張、王、李、趙、宋、高、陳等常見的漢姓，還有諸如“雝（yōng）序”等疑似少數民族漢語姓名，這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直接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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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證中華文明在邊疆的演進特質

　　河泊所遺址考古研究的豐富成果，不僅勾勒出古城的輪廓，更深刻印證了中華文明在邊疆演進的特質。
　　——揭示了益州郡郡治面貌，實證兩漢時期中央王朝對西南邊疆長期有效行使治權。蔣志龍介紹，考古發掘初步揭示了益州郡城址的主體結構和功能分區，城址主體結構由外環壕、護墻、內壕、城墻四部分組成，城內有東西向主干道，道路兩側有大型官署建筑遺跡，還有房址、水井和灰坑等。
　　中央王朝在西南邊疆推行郡縣制經歷了漫長的過程，云南省博物館副館長樊海濤認為，設置益州郡是一個里程碑事件。從益州郡設置開始，多民族聚居的云南開啟了融入大一統國家的新階段。
　　——見證了西南邊疆與中原地區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陳偉認為，漢朝設益州郡后，將文書、職官、戶口、賦役、法律制度等系統地擴展到云南地區，開展有效治理，為開發西南邊疆、建立和鞏固統一多民族國家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院長羅群指出，就我國歷史上邊疆與內地的關系來說，交往交流交融是歷史發展的一條主線。河泊所遺址考古的新發現，為西南邊疆與中原內地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很好的考古實證。
　　——反映了西南邊疆融入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歷史過程。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學家王巍指出，縱觀中華文明的歷史進程，雖然有分有合、進程曲折，但從多元走向一體，國家統一始終是發展的主線。河泊所遺址的新發現，完善了滇池盆地從商周到秦漢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序列，是西南邊疆從多民族地區融入國家一體化進程的考古實證。
　　蔣志龍介紹，河泊所遺址的發掘成果證明，西漢中央王朝在云南實施了較為靈活的雙重政治架構和柔性羈縻治理策略，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促進了邊疆地區的穩定和發展，這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并蓄的一個縮影。
　　目前，石寨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正積極推進，河泊所遺址考古發掘、成果整理、研究闡釋等工作仍在進行。考古學界相信，將有更多新的考古發現呈現在世人面前。 文圖均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