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層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一環，其實踐演進是一個行政力量、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相互交融的過程。但現實中，社會力量往往處于弱勢的、難以發動的一方。如何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的前提下，努力找回基層治理中的社會性，增強社會活力，成為基層治理推進的關鍵。具體表現為：在“街居聯結”中尋找“社會性”，在“類型社區”中發現“社會性”，在基層民主協商中實踐“社會性”，在網格化治理中融入“社會性”，以社會組織創生“社會性”，從社區文化底蘊中發掘“社會性”，在智慧治理中發現“新社會性”。基層社會治理推進的重要目標是社會的秩序與和諧，而發掘、激活社會性實為社會治理目標達成之必由途徑。強調基層社會治理實踐過程中社會性的重要，并不是排斥其他元素的存在，而是強調基層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必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方能實現治理的提檔升級。

關鍵詞：基層治理；社會性；新社會性；社區治理；共建共治共享

四、總 結

以上從三個方面對基層治理中如何激活社會性等問題展開了比較集中的論述。可以發現，社會各界在基層治理的重要性方面業已獲得基本的共識，但在如何處理好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關系的問題上，卻仍存在著諸多值得進一步認真探討的重大問題。

第一，找回基層治理社會性的問題實質在于，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發掘、激活和提升社會活力。所謂社會活力，主要是指在一定自然 – 歷史環境與條件下，社會系統的生存和發展的自主能力，是特定社會系統的內在結構及其運行方式所具有的自組織、自創生和自演化功能的發揮與實現（汪健，1993）。在社會學發展史上，許多社會學家在談論基層治理問題時，往往都特別強調基層社會性的重要性。滕尼斯提出，社區是持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簡而言之，就是要重視基層社會中的社會性。帕克也認為，城市中按照一定地域組織起來的人群，這塊地方的每一個人，都處在一種種深深的、相互依賴的人際關系中，這實際上也是在強調社區社會性對于城市治理的重要性。社會活力對于基層治理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為它可以增強基層社會的秩序和內生活力。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將社會活力進一步分解表述為“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指出“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這樣可以在社會治理重心下移的情況下發揮社會的自我調節能力。

第二，在基層治理中強調“社會性”和“社會方法”的重要性，并不是排斥其他的治理路徑和方法。本文在這里之所以特殊強調基層治理實踐過程中基層社會性的重要性，主要是基于長期以來基層治理中的社會性處于較為明顯的匱乏狀態，又難以在短時間內通過行政動員和市場手段得到補充，必須加以特殊強調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彌補。實際上，在基層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必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方可發揮作用。此外，基層治理又具有突出的綜合性、兼容性特點，采用帶有極強社會性的柔性治理和簡約治理方式，可以增添社會活力，降低基層治理成本，取得理想的治理效果。故在基層治理中，我們不能采取單一的方法，而必須實現政府、市場、社會的兼容互嵌。

第三，在基層治理中運用社會的方法，其核心問題是深刻理解和處理好“公”與“共”的關系問題。所謂“公”，在中國語境下主要是指黨委及政府在基層治理體系中處于領導和主導地位。所謂“共”則是在黨委領導和政府負責的前提下各種社會力量的自治參與。在基層治理中，“共”是作為最為重要的社會性核心標識而存在的。因此，我們必須在基層治理中找到“共”，構建“共”，以增添基層治理中的社會性。在基層治理實踐中，廈門提出了“美麗廈門，共同締造”，沈陽提出了“幸福沈陽，共同締造”，都特別強調“共”的作用。所謂共同締造，就是要大力推進社會參與，以激活“共”的社會基礎，建立起基于“共”的實踐聯動的模式。如民政部在 2013 年率先提出包括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在內的“三社聯動”，后來又升級為“五社聯動”，即以社區居委會（村委會）發揮組織作用，以社區為平臺、以社會組織為載體、以社會工作者為支撐、以社區志愿者為輔助、以社會慈善資源為補充的現代基層治理行動框架。這實際上是強調發揮具有極強社會性的治理主體在基層治理中的作用，并努力促進多個社會主體和資源之間的聯動性和交互作用，從而使得基層治理的社會性得到最大程度的拓展。

第四，積極推進中國社會的再組織化。雖然現實中劇烈的社會變遷直接導致共同體的消解和人類組織化程度的降低，但我們應堅信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人類可以建立起多種新的社會聯結方式，因為社會的發展絕對不是一種持續的解體過程，恰恰相反，人類越是進步，社會對自身與自身的統一性就越有深切的感受，這種感受一定是另一種社會紐帶造成的，它非勞動分工莫屬（涂爾干，2017：133）。這是因為分工提升了專業化水平，在增強個體自主性的同時也在客觀上促進了人與人、群體與群體間的聯系和依賴，并產生出了一種彼此需要的“團結感”。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涂爾干看似是在討論社會分工帶來的社會變遷，實質上卻是在討論分工的道德功能，以及如何形成一種能夠適應新社會條件的新共同意識和道德規范。現代社會社會性生成及演化最為突出的特點便是組織化，是增強社會性，克服社會原子化最為有力的方法。

作者系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院長、教授；鄉村發現轉自：《社會建設》 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