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商務印書館編輯寄來克里斯托弗·莫拉什教授所著《劍橋愛爾蘭戲劇史》的中文譯本，不由感慨我與愛爾蘭及愛爾蘭人的神奇緣分。克里斯是我一位重要的師友，多年來一直對我的學術研究非常關心。2019年，我的《20世紀愛爾蘭戲劇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時，克里斯欣然為我作序。六年過去，這一次輪到我給他的著作寫書評。

我與克里斯的初識可追溯至2007年。那年，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成立了中國首個愛爾蘭研究中心，在學院任教的我有幸加入其中，見證來自愛爾蘭官方到民間的各種支持和幫助。還在梅努斯大學任教的克里斯不遠萬里來到北外，為學生開設了一個學期的愛爾蘭戲劇課程，我全程旁聽，回想起來，那段經歷正是我深入戲劇研究的啟蒙時刻。在克里斯的課堂上，我第一次意識到，戲劇研究遠不止于文本分析（這往往是我們英語專業的慣常路徑），而是要將目光投向整個戲劇生產系統——從劇場空間、管理制度，到演員與觀眾的互動，以及更廣闊的社會文化氛圍與歷史政治語境。

在愛爾蘭這個口頭傳統極為豐富、人皆故事大王的國度，看戲、做戲、評戲在很長的時期內都與日常生活緊密交織。正如克里斯提到，在阿貝劇院盡力培養正襟危坐、專注看戲的觀眾之前，愛爾蘭人幾個世紀以來的觀劇情形是：交談、吸煙、為角色鼓掌或發出噓聲、對舞臺上的動作做出詼諧的反應、吃橘子、扔橘子皮表達不滿，以及在乏味情節處起身去喝酒。也是在他的課上，我了解到自己熱愛的諾獎詩人葉芝是怎樣熱情地投入“人民的劇場”，之后又因其劇作曲高和寡而黯然離開；以及他與合作者所擬寫的那篇冠冕堂皇的愛爾蘭文學劇團宣言是多么的一廂情愿、自相矛盾、罔顧現實。

《劍橋愛爾蘭戲劇史》

以上精彩的討論都出自克里斯于2002年出版的這本《劍橋愛爾蘭戲劇史》，這也是他學術生涯的代表作，當年即獲得英國戲劇研究協會戲劇著作獎。提到愛爾蘭戲劇，人們總是立即想到葉芝、19世紀末愛爾蘭文藝復興和阿貝劇院，似乎葉芝等人從文化真空中締造了本土戲劇。然而，克里斯這本著作旨在表明，19、20世紀之交的愛爾蘭劇場并非從零開始，而是承繼了豐富的傳統。因此，故事從1601年9月7日講起，那天在都柏林城堡大殿上演了托馬斯·諾頓的詩體悲劇《戈爾博杜克》，由新任愛爾蘭總督蒙喬伊男爵一手策劃。當時，愛爾蘭對英格蘭的殖民政策越來越反感，蓋爾族酋長甚至發動了公開叛亂。男爵試圖通過戲劇演出來向動蕩政局中的潛在盟友和敵人傳達他的政治權威。開篇的這一戲劇事件便確立了貫穿全書的框架，即將劇場置于更廣闊的文化與政治語境中進行探討，且聚焦愛爾蘭歷史的關鍵性時刻，如威廉三世登基、獨立愛爾蘭立法機關的設立、《英愛條約》簽署、北愛問題以及愛爾蘭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等。

愛爾蘭的劇場與時政糾結纏繞，劇場既是一種激勵人心的力量，也是一種分裂社會的媒介。從《戈爾博杜克》開始，愛爾蘭戲劇逐漸從宮廷走向公共空間，戲劇所引發的爭議也隨之發生轉變。那么如何梳理、闡述這一主題呢？該著作沒有像一般歷史敘述那樣平鋪直敘，而是在豐富扎實的史料基礎上試圖還原重要戲劇首演的現場。戲劇史覆蓋從1601到2000年共四百年，共有八章，每章標題提示當時的時代精神，描繪劇場發展的面貌，然后再以生動、活潑的筆墨重現每個時代最重要劇作的首演之夜，正如克里斯在名為“敬請就坐……”的引言中說道：“我們永遠也無法完全了解1662年、1754年或1904年置身于愛爾蘭劇院里的感受。不過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以重現一幅相當準確的畫面，呈現那些已然消失的觀眾所期待的，以及他們在那些現在已經黑暗的舞臺上所看到的畫面。”

于是，克里斯以強健的筆力帶領讀者穿越時空，仿佛置身演出之夜，書中設置的七個“劇場之夜”章節聚焦于某一部劇作的某一場演出，幾乎都圍繞觀眾騷亂的歷史時刻展開。從1663年2月10日斯莫克巷劇院上演菲利普斯的《龐培之死》、1822年12月14日皇家劇院上演哥德史密斯的《屈身求愛》、1907年1月29日阿貝劇院上演辛格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到1926年2月11日奧凱西的《犁與星》，每一部戲都與愛爾蘭當時的政治事件勾連，都對應一出現實中的政治大戲，有時甚至舞臺世界與現實世界界限模糊，各種人物粉墨登場，熱熱鬧鬧、熙熙攘攘。例如，1822年《屈身求愛》演出之際，極端的新教組織奧蘭治教團成員得知支持天主教徒解放運動（Catholic Emancipation）的愛爾蘭總督理查德·韋爾斯利要去觀看，便混入觀眾席中抗議，從高喊“禿頭韋爾斯利滾回家去”到演出中發出呼聲、吹哨聲，再發展到拋擲酒瓶；又如1926年阿貝劇院上演的《犁與星》因大膽批判、質疑被神化的1916年復活節起義而遭遇觀眾騷亂。2月11日那晚，劇院觀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群“苦大仇深”的共和黨婦女，不少人與1916年起義中犧牲的革命者有親緣關系，其中有一名女士高喊：“我是復活節周的寡婦之一。”在第二幕時，觀眾開始高呼“送走奧凱西”，并投擲硬幣和煤塊，抗議者隨后沖上舞臺毆打演員。葉芝聞訊后趕來，先報了警，然后年過六旬的他“像個古羅馬參議員”一樣，向觀眾發表了著名的“你們又讓自己蒙羞了”的演說，但克里斯卻著力呈現當時的荒誕感，“他的聲音幾乎被淹沒了；但這并不重要，因為媒體已經拿到他的演講稿”，并且在演講過程中“有人向他扔了一只鞋”。

《犁與星》舞臺照

在重建這些歷史性的夜晚中，克里斯的敘述娓娓道來，既能還原現場，又可以抽身到當下回眸和反思。當然，與這些混亂、熱鬧的首演之夜相伴的政治生態、人情世故、劇院運作、劇作服裝花費、舞臺設計、巡回劇團等信息也都盡收其中。愛爾蘭式幽默也隨處可見，此處又以葉芝舉例：“《胡里痕的凱瑟琳》(Cathleen ni Houlihan)必須被載入愛爾蘭戲劇史，因為沒有人能夠正確拼寫這部劇的劇名，包括其所謂的作者。1902年5月，葉芝在準備出版劇本時，問格雷戈里夫人：“是Houlan還是Hoolan?是Ni還是Ny?” 難怪在英文原版的封底宣傳語說，這本獲獎著作是“一部不可或缺、引人入勝（entertaining）且極具原創性的指南，帶領讀者深入了解愛爾蘭戲劇的歷史與演出傳統”。雖然“entertaining”不宜直譯為“娛樂性強”，但這本書的確讀來酣暢有趣。商務印書館的中譯本語言流暢，準確還原了克里斯那種駕輕就熟、游刃有余的歷史敘述風格，使讀者得以再次用中文走入那些愛爾蘭戲劇史上的激動人心之夜。當然，鑒于本書涉及的政治背景較為復雜，若能適當增補術語腳注（如Orange Order、Penal Law、Fenian Brotherhood等），將使閱讀更加順暢。

收到《劍橋愛爾蘭戲劇史》后，我第一時間寫信告訴克里斯——如今他已是都柏林圣三一學院的著名教授，也是皇家愛爾蘭學院的院士。克里斯興奮地回信，讓我寄一本中文譯本給他珍藏。他在信中感慨，我們從事的這個職業，就是不斷著書、寫文章，卻常常不知道這些文字最終會飄向何處。但我相信，這只漂流瓶終將被有心的讀者拾起，而瓶中的內容也定會帶給他們豐富而精彩的閱讀體驗。

（李元，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英語語言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云山杰出學者。主要從事現當代英國、愛爾蘭戲劇與劇場研究、文化翻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