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姆日（Bloomsday）源于詹姆斯·喬伊斯的文學巨作《尤利西斯》，在這一天主人公布魯姆開啟了他在都柏林的漫游。如今，布魯姆日已經成為全球文學愛好者的節日，世界各地的讀者共同為喬伊斯以及愛爾蘭文學而慶祝。

6月13日至20日，“Bloomsday & Beyond”文學主題策劃在上海、南京、蘇州舉行。在上海場的活動現場，嘉賓們探討了愛爾蘭的文學遺產和傳承。

上海場活動現場

在愛爾蘭的土地上誕生了很多耳熟能詳的文學家，例如王爾德、葉芝、喬伊斯和貝克特。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吳其堯翻譯了《都柏林文學四杰》，書中講述了這四位文學大師的世界。吳其堯指出，這四位作家彼此之間有很密切的關系，比如18歲的葉芝曾慕名去聽王爾德的講座，22歲的貝克特經人介紹和喬伊斯成為了朋友，四個人也會彼此關注對方的作品，除了這些交集之外，他們還有共同點，“這四個人都是和時代格格不入的人，他們都要離開他們的祖國”，吳其堯說。他們和祖國的關系如同他們和自己父親的關系，其中既有反叛，也有傳承與留戀。在托賓的非虛構傳記《王爾德、葉芝、喬伊斯與他們的父親》一書中，就從“父親”的角度切入，透過這三對父子的故事，敘述了愛爾蘭人對英國文化霸權的抵抗與現代愛爾蘭文化認同的誕生。

《都柏林文學四杰》

《王爾德、葉芝、喬伊斯與他們的父親》

復旦大學英文系教授、都柏林大學中世紀文學博士包慧怡分析了愛爾蘭作家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身份。她指出，二十世紀的許多愛爾蘭作家無法與當時的愛爾蘭社會相容，因此選擇背井離鄉，去巴黎、倫敦等歐洲城市去完成他們的文學理想，這讓他們不得不處理“鄉愁”的問題，“晚年的葉芝以及盛年期的喬伊斯和貝克特都在痛苦地處理他們的鄉愁，思考‘我到底是屬于愛爾蘭還是屬于世界的’”，包慧怡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愛爾蘭詩人帕特里克·卡瓦納（Patrick Kavanagh）提出了一個有洞見的反省，“他說，要維持那種凱爾特薄暮式的愛爾蘭——把愛爾蘭看作仙境，翡翠島，精靈之鄉，抒情的，天真的，以對立于那種腐壞的、經驗的、墮落的‘老歐洲’——要維持這種二元對立，這是一個迷思，是一個局內人和局外人共同去打造的迷思。這種過分簡化的自我認知使得那些真正反思愛爾蘭現代性問題的作家在那里感到窒息。”包慧怡指出，卡瓦納將這種二元對立的迷思形容為“抒情的愛爾蘭，一次一次地放逐了智性的愛爾蘭”，二十世紀上半葉，在這樣的迷思面前，愛爾蘭作家不得不離開，前往老歐洲文明的“沙漠”中完成他們對現代性的反思。

相較于二十世紀愛爾蘭作家沉重的“鄉愁”，包慧怡認為，如今愛爾蘭當代作家的作品顯得十分“輕盈”，例如薩莉·魯尼就以年輕人的方式來處理他們所關心的議題，不會有意為自己貼上“愛爾蘭性”的標簽。“觀察一個民族文學的100年的變遷，我們會看到很多問題都需要去處理，但是處理完以后不一定就有答案”，包慧怡說。從喬伊斯、托賓到以薩莉·魯尼為代表的當代作家，對于如何處理語言的變遷和文化的遺產，愛爾蘭作家提供了豐富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