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諶旭彬

作者注：本文所有「中醫」，其涵義均是指「中國傳統醫學」，與之對應的概念，是「西方傳統醫學」，以及不存在中、西分野的「現代醫學」。

關于「中國傳統醫學」，亦即中醫，中文知識界有一種相當常見的說辭，大意如下：

陰陽五行理論已經過時，但中醫是經驗的醫學，從神農嘗百草至今，中醫積累了幾千年的實踐成果，中醫藥是內容豐富、價值無可估量的寶庫。

進而，很多人主張「廢醫驗藥」。

「廢醫驗藥」是很好的主張。遺憾的是，驗藥的結果，卻讓「幾千年經驗的積累」有些措手不及。

中藥驗藥慘淡史

當代醫學史上，有過兩次針對中醫的大規模「驗藥」。

第一次始于1958年。

到了1961年，在「中國生理科學會藥理專業第一屆學術討論會」上，參與驗藥的中醫界人士無奈承認：

陰性結果較多，肯定結果較少。不少（宣稱）臨床報告有效的方藥，在動物實驗中得不到證實」，「我們單位所做的中藥篩選工作多數為陰性結果（注：不能證明有效），少數為陽性結果」，「用觀察血管脆性、血凝時間等方法來研究止血的中藥，結果很難得出肯定的結論……

當然，與會的中醫界人士拒絕將「得不到實驗的證實」等同于「中藥本身無效」。

在會上，他們集中抨擊了現代醫學的「驗藥」方式不適合中藥，理由是「中醫理論很多是西醫難以理解的，……目前的一些實驗方法很難反映出中藥的真實藥理作用。」

他們強烈主張，用「臨床療效」取代「動物實驗」和「雙盲實驗」，作為判定中醫藥方是否有效的依據——眾所周知，無法通過「動物實驗」和「雙盲實驗」的所謂「臨床療效」，往往屬于幻像（比如患者自愈）。

第二次全國范圍的「驗藥」，始于1971年。

據吳新生《共和國領袖首席保健專家》一書披露，此番驗藥運動的緣起是：「毛澤東晚年患有老年慢性支氣管炎等疾病，……當年（1970）11月份，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安排下，由衛生部牽頭向全國醫療系統發出號召，展開攻克老年慢性支氣管炎的科研攻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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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自不難想象其規模。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75年，全國共派出醫務人員近30萬名，臨床驗藥治療440多萬病例。

但結果同樣令人遺憾。中醫陸廣莘無奈承認：

1971年全國范圍的篩選慢性氣管炎中藥，針對『咳、喘、痰、炎』，篩選出止咳、定喘、化痰、消炎的18種草藥，卻又經不住時間和實踐的考驗。百余年來，從麻黃素開始，能從中藥里成功提取分離成為化學藥的不到60種。

為什么明明有「幾千年經驗的累積」，到了「驗藥」環節，成績卻如此慘淡？

問題出在哪里？

低效的「累積」

原因其實很簡單：「幾千年」這個漫長的時間跨度，容易給人一種最終「累積」一定特別厲害的錯覺。殊不知，「經驗累積」有兩個重要前提：

（1）「經驗」的真實性可以被檢驗。

（2）「經驗累積」的渠道非常通暢。

遺憾的是，在漫長的「幾千年」里，這兩個前提并不具備。這直接導致中國傳統醫學的經驗累積，長期處于一種非常低效的狀態。

具體而言：

（1）一種「治療經驗」，要被證明有效，首先需要大量的臨床病例；然后還需要通過「雙盲實驗」一類的辦法，排除掉其他因素的干擾，尤其是排除主觀偏差。

比如，《三國志》記載，華佗曾憑借用手摸孕婦腹部，「（胎兒）在左則男，在右則女」的經驗，準確診斷出孕婦懷了男孩——這是典型的以偶然為必然、存在主觀偏差的「偽經驗」。

《三國志》還記載，張角、張修用「符水」給人治病，治好了就是「符水」的效果，治不好就說病人的心不虔誠，「不信道」——這也是典型的未排除自愈因素干擾、存在主觀偏差的「偽經驗」。

（2）一種「有效的治療經驗」，要被有效積累，首先需要作為知識沉淀下來，在刀筆時代，沉淀的方式自然是寫成文字載入典籍；然后這些文字典籍，還需要有傳播渠道，在傳播渠道的末端，必須經得起重復驗證。這些，必須依賴「學術共同體」才能做到。

很遺憾，在近代大學和學術期刊制度建立之前，中國傳統醫學不存在「學術共同體」。

所以，在中國古代，某位民間醫生發現了針對某種疾病有效的藥物——事實上很難做到，民間醫生既無法獲得足量的臨床機會，也沒有進行雙盲實驗的意識，自然也就無力確認藥物的有效性，李時珍和他的《本草綱目》就是這方面的典型，對絕大多數前人留下的藥方，他只能抄錄，無法甄別，以至于上吊繩治癲狂、吃白云治啞癥這樣的藥方比比皆是。——然后將之寫成文字，變成知識有效傳承下來，這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史實也可以證明了這一點。那些站在最頂端的民間醫生，比如華佗，都沒有能夠將他們的有效藥方傳承下來，留在史書中的，只有各種奇奇怪怪的傳說，比如斷言某某與妻子行房必死、某某五日必死、某某陽壽只有十年……普通民間醫生，情況自然更糟。

在民間不存在任何「學術共同體」的古代中國，稍稍能夠做到「有效積累」的，其實只有官辦醫療機構。

比如，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寫成后即面臨失傳的困境，是晉代太醫令王叔和收集了一些殘章，將之部分保存了下來；今天所見的通行本，則是宋代官辦的「校正醫書局」校訂整理的版本。

但官辦醫療機構本質上屬于衙門，不是「學術共同體」，他們對醫療經驗的「有效積累」，也很低效。一個人所皆知的典型案例是：東晉葛洪《肘后備急方》中已記載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可以治「寒熱諸瘧」。《肘后備急方》是歷代官辦醫療機構工作人員的必備典籍，但自東晉至晚清，這種治療瘧疾的有效經驗，并未獲得真正的重視（主要原因是未獲得重復驗證，而不能得到重復驗證的原因，又在于官辦醫療機構不是研究機構），它留存在典籍中，卻沒有能夠變成一種常見的治療手段。直到20世紀60~70年代，才成為青蒿素被發現的契機。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不但中國傳統醫學「幾千年經驗的積累」非常低效，西方傳統醫學「幾千年的積累」也同樣如此。

比如，「十七世紀德國藥典有五、六千種藥物，今天繼承下來的只有少數。」（藥理學家金蔭昌語）

再比如，在「產褥熱」這個問題上，中國與歐洲的傳統醫學，都長期深陷在錯誤的「惡露抑制」理論當中，認為孕婦之所以在產后出現發熱癥狀、進而導致死亡，是因為她們在懷孕期間，血液中積累了大量污物毒素，需借助排出惡露來清除，冷空氣進入子宮、身體受冷、飲用冷水、受到恐懼驚嚇等，都會導致子宮內血管出口關閉，使惡露難以排出。進而，古代中國與古代歐洲，產生了幾乎一模一樣的「坐月子禁忌」——房間必須被關得密不透風、產婦不能下地必須臥床、多少天內不能碰涼水、不能洗澡……

直到19世紀中葉，歐洲的近代醫院走向正規，維也納總醫院的產科醫生、匈牙利人塞麥爾維斯（Ignaz Philip Semmelweis）才獲得機會發現，「感染」（具體感染了什么，他當時還不清楚）才是產婦患上產褥熱的根源；稍后，法國科學家巴斯德（LouisPasteur）和德國醫生科霍（Rober koch）相繼發現細菌，塞麥爾維斯關于產褥熱的發現，才被歐洲的「醫學共同體」所承認，變成一種被有效傳承下來的「醫療經驗」。

前面說了這么多，其實歸結起來，也不過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問題：

當我們不假思索地說出「××是幾千年經驗的積累」這類話時，我們要心存警惕，注意邏輯鏈條的完整，再多問自己一句：這「積累」的具體情形是怎樣的？是有效積累，還是無效積累？是高效積累，還是低效積累？

但也正因為是很簡單的邏輯問題，這問題才尤其使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