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路大哥，人生標桿

鄧公跟周總理的交情，得從上世紀20年代的法國說起。那時候，國內(nèi)亂成一鍋粥，年輕人都想著出去闖闖，看看能不能找到救國的路子。

鄧公才16歲，從四川老家跑去法國勤工儉學。同年，周總理也到了法國，開始搞革命活動。

在法國，他們都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旅歐支部，還一起弄了個小刊物叫《少年》。鄧公負責刻蠟板油印，干得麻利，被大家喊“油印博士”。

周總理負責組織和寫文章。那會兒條件苦，住的地方擠，吃的也不咋地，但大家伙兒勁頭足，晚上熬夜干活，白天接著學。

1927年，鄧公回國后在上海干起了中共中央秘書處秘書長，周總理是書記處書記。兩人一塊兒在上海的秘密據(jù)點——福興字莊干活，鄧公管著日常雜務(wù)，周總理是頂頭上司。

那年代，白色恐怖下日子不好過，敵人到處抓人，內(nèi)部還有各種亂七八糟的事兒。

鄧公手里攥著不少領(lǐng)導(dǎo)的真實身份和地址，這些要是泄出去，后果不堪設(shè)想。周總理對他那是絕對信任，倆人配合得跟齒輪似的，把工作撐了下來。

后來，長征、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鄧公和周總理沒少一塊兒干大事。長征路上，鄧公在紅軍干部休養(yǎng)連當過連長，周總理是總政委，兩人經(jīng)常碰頭商量事兒。

抗日的時候，鄧公在129師當政委，周總理在重慶搞統(tǒng)戰(zhàn)，兩人一前一后配合得天衣無縫。解放戰(zhàn)爭里，鄧公帶兵打仗，周總理坐鎮(zhèn)后方調(diào)度，默契不是一天兩天練出來的。

到了1975年，周總理身體不行了，躺在醫(yī)院里還惦記著國家的事兒。那時候周總理知道自己時日無多，把擔子交給鄧公，心里是放心的。

毛主席后來也點了頭，讓鄧公接手國務(wù)院的活兒。這一步，對鄧公后來搞改革開放，成了總設(shè)計師，影響太大了。

周總理對鄧公來說，不光是領(lǐng)導(dǎo)，更是榜樣。他那份為國為民、鞠躬盡瘁的勁頭，鄧公看在眼里，記在心里。后來鄧公自己掌舵的時候，也帶著這股子實干精神，不搞花架子，直奔目標去。

老鄉(xiāng)情深，救命恩人

聶榮臻跟鄧公都是四川人，這老鄉(xiāng)關(guān)系在國外那會兒就顯得格外親。1922年，聶榮臻比鄧公大幾歲，先到了法國，也加入了旅歐支部，還一塊兒弄《少年》雜志。

聶榮臻管編輯，鄧公刻蠟板，倆人分工明確，配合得挺好。

在法國那幾年，生活苦得不行，吃不飽穿不暖，還得躲著警察。聶榮臻比鄧公大，性子穩(wěn)，總照顧著這個小老鄉(xiāng)。鄧公有啥不懂的，聶榮臻就給他講講道理，幫他出主意。

1936年，長征到了延安，鄧公得了傷寒病，高燒燒得人迷迷糊糊，眼看著就不行了。那時候物資少得可憐，聶榮臻聽說后，趕緊把自己手頭僅有的兩箱牛奶全送了過去。

到了晚年，聶榮臻年紀大了，退下來了，但還是關(guān)心著鄧公干的事兒。

1992年，鄧公南巡，提出要加快改革，這時候有人質(zhì)疑，有人觀望。聶榮臻第一個跳出來支持，說：“小鄧的路子是對的，我信他。”

患難之交老伙計

李富春跟鄧公的交情，也是從法國開始的。那時候，李富春跟老婆蔡暢在巴黎租了個小破屋子，經(jīng)常喊鄧公過去吃飯。

蔡暢手藝不錯，煮的面條特別香，鄧公吃得那叫一個開心。在國外那幾年，吃頓熱乎飯不容易，李富春兩口子對鄧公的照顧，讓他覺著特溫暖。

工作上，兩人也搭檔過。李富春管《少年》雜志的發(fā)行，鄧公刻蠟板，忙起來一塊兒熬夜。那時候年紀輕，干勁足，苦日子也過得有滋有味。

1934年，紅軍要長征，李富春發(fā)現(xiàn)鄧公的名字居然沒在轉(zhuǎn)移名單上。他急了，跑去找負責人，死活要把鄧公嫁上。李富春這手，不光救了鄧公的命，也讓后來的革命多了個頂梁柱。

新中國成立后，李富春當了國家計委主任，跟鄧公一塊兒搞經(jīng)濟規(guī)劃。倆人經(jīng)常在辦公室里熬夜，討論怎么讓國家富起來。那種默契，不是一天兩天能攢出來的。

1975年，李富春走了，鄧公卻把他的實干精神接了過來，繼續(xù)帶著國家往前走。

鄧公跟周總理、聶榮臻、李富春這仨人的關(guān)系，不光是個人交情，更是大時代里的戰(zhàn)友情。他們性格不同，路子不同，但目標一致——為中國干點實事兒。

革命年代，他們一塊兒扛槍打仗，建設(shè)時期，他們一塊兒出主意想辦法。改革開放后，他們的支持和信任，又幫鄧公把中國帶上新路子。

這仨人跟鄧公的配合，像是一臺戲里的主角，缺了誰都不行。

參考資料

緬懷鄧公，不忘“發(fā)展是硬道理” - 觀察者網(wǎng)風聞社區(q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