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三年，默沙東、禮來、葛蘭素史克等跨國藥企陸續撤出數十種原研藥在中國的注冊。退市原因各異：有的是因醫保談判失敗、有的是因仿制藥競爭、有的是主動瘦身、成本壓力難以為繼。截至2024年，中國已有161種進口藥未再注冊，其中不乏“唯銘贊”這樣的孤兒藥，也有“百憂解”“擇思達”這類廣泛使用的精神類、兒童類用藥。去年12月第十批全國藥品集中采購中，原研藥企全部放棄競標或僅象征性報價，最終無一中標，這意味著醫院未來可能無法開出原研進口藥。

對藥企而言，這些是基于商業邏輯的“正常退出”；而對患者來說，卻是無法選擇的斷供。醫院的藥架上，越來越多的原研藥被仿制藥取代，價格更低，但“療效是否等同”卻仍讓不少人心中打鼓。尤其對于需要長期服藥的慢性病群體、罕見病患者，或者已經習慣某種原研藥的老用戶而言，“換藥”意味著焦慮，更意味著風險。

盡管我國90%以上制藥企業為仿制藥企業，17萬藥品批文中95%以上為仿制藥，且國家通過一致性評價等措施持續提升仿制藥質量，但“三分錢的藥敢不敢吃”的爭議與仿制藥不時“爆雷”的現實，仍讓一些人對仿制藥療效缺乏信心。于是，一些人開始想方設法獲取原研藥。有人開始自費出國，只為再拿到熟悉的藥；有人轉向互聯網醫院和藥店灰色地帶，在合規邊緣找尋補救通道；有人甚至選擇留學，只為成為家人“買藥的人”。這不是一場關于療效的專業爭論，而是普通人在醫保、市場與身體之間的夾縫求生。

我和三位“因為原研藥，而改變生活的人”聊了聊，以下是他們的故事。

作者｜oscar

編輯｜oi

留學、打工、找藥：一個兒子的跨國選擇

孫平是在到東京一個月后，才失去為母親赴日購藥信心的。

拿到那張“投石問路”的過敏源化驗單時，還不等醫生說完那句“你很健康”，29歲的孫平便急切地解鎖手機，向醫生展示了自己母親常用的原研藥中文包裝。他直接問，能不能開這款藥？醫生一開始有些困惑，很快明白了孫平的意圖。

（孫平母親用的原研藥之一，波立維）

讓孫平下定來日本留學的決心的，是兩根“稻草”。一是母親在2024年只能從醫院開出仿制藥后，原來穩定的心臟病血脂指標不降反升，還出現了代表腎損傷的尿蛋白升高。孫平認為是停用原研藥的緣故。二是孫平失業，原本母子二人靠著他的收入生活的平衡被打破了。對他們來說生活壓力和內心壓力都是巨大的。

在孫平眼里，每天吃飯是為了活下去，每天吃藥也有同樣的作用。孫平決定去日本留學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是在日本可以一邊留學一邊打工，既能學歷鍍金，又可以賺錢。二是賺到的錢在日本可以買到原研藥，且使用留學生保險后價格低廉。打工順利的話，孫平樂觀地認為，收入上也可以幫助母親。

初到東京，住在好朋友家的孫平被要求付房租，每月五萬日元，約合2500元人民幣。這筆看似合理的費用，卻擊中了他內心的不安。在找到兼職前，他將每天飯費壓縮到70元人民幣，在東京，這意味著只能吃一到兩頓吉野家牛肉飯。

（孫平聊起自己無法吃飽的狀況）

一個月后，孫平開始覺得，一天一頓飯都算奢侈。“我又沒賺錢，吃那么多做什么。”孫平開始把每天僅剩的一兩頓飯換成超市里打折的便當。撐了半個月后，他終于鼓起勇氣問朋友能不能在家煮面。這個本不算過分的請求，在他心中卻像是某種弱點的暴露。朋友答應了，他終于松了口氣，把吃住控制在每月4500元以內，勉強維持住最低限度的體面。

兼職比孫平設想的要難找，他不能一味等待。于是決定，先試著幫母親買藥。孫平開始以留學生的身份，嘗試幫母親得到便宜的就醫和原研藥。

為了驗證醫保價格是否真的低廉，他先做了一次過敏源檢驗。在國內，這類檢測大多要六百到九百元；而在日本使用保險后自付約75元人民幣。檢測結束后，他說明了自己的需求，醫生表示需要考慮一下，請他留下聯系方式。

這是一家不算大的診所，孫平之所以選擇這個規模的診所，是為了有空子可鉆。來這家診所前，孫平用不夠好的日語在網上查了資料，他判斷這家類似于社區醫院規模的內科專業診所，有資格開出母親所需要的原研藥處方。

數日后，診所來電通知他可以聯系更大的醫院，通過遠程方式為母親開處方，以“海外購藥”的形式獲取原研藥。孫平誤以為這意味著自己可以以留學生身份，以醫保價的三折買到藥品。按他估算，折后價大概是國內原研藥價格的三分之二甚至更低。

但他很快發現，這只是他的一廂情愿。所謂“海外購藥”，是指日本醫生通過視頻面診，為其母開具處方，在日本以非醫保價購買藥品后，再快遞回中國。整個流程雖然繞開了國內開藥難的問題，但在價格上毫無優勢。

作為家境普通的年輕人，顯然在跨國購買原研藥這件事上，孫平做得并不聰明。他希望至少能在打工這件事上“扳回一局”，掙回出國求學的成本。

孫平每天下課后就在家里投簡歷，偶爾有面試機會，卻因為日語不夠流利沒有了下文。中間有兩次，負責接待的孫平是中國人，幫助他申請了面試的交通補助，算是給他減少了一些損失。4月，孫平在一家中國人開的超市找到了一份兼職，從理貨員做起，每天工作4到6小時，每小時60元人民幣。這讓他重新有了三餐。

（折合人民幣約30元，孫平可以吃三天）

孫平目前很后悔。靠留學身份一邊鍍金一邊買藥，不過是妄想。他打算攢夠“本錢”后盡快回國。

實際上，確實有部分國家允許留學生通過醫保體系購買低價原研藥。例如，意大利留學生持合法居留許可后可申請國家醫療保險（SSN），在公立醫院享受藥品費用減免。英國則通過移民健康附加費（IHS）提供NHS系統覆蓋，其家屬也可通過陪讀簽證同步享受免費醫療。

但與此同時，海外購藥也存在法律風險。2018年，日本曾發生9名中國留學生代購原研藥被捕的事件；2024年，美國也破獲中國留學生代購芬太尼等管制藥的案件。中國海關對個人攜帶藥品入境也有嚴格限制，處方藥需出具處方，且數量不得超過個人合理用量，部分精神類藥物被列為違禁品。

盡管如此，醫保改革后，通過出國體檢、購藥、代購等形式獲取原研藥的群體正在增加，尤以中青年患者與慢性病人群為主。37歲的徐成功，就是其中之一。

旅行箱里的藥

37歲的徐成功在2025年5月下旬去泰國，是在去年就已決定好的事。這次出行，他并不是單純地游玩。2024年第一次去泰國，徐成功因為英語不好還報了旅行團，且為了不跟團一起游玩，私下塞還給導游 100塊人民幣小費。

徐成功的目的很明確：買藥。

準確來說，他的目標是甘精胰島素原研藥或者格華止。他第一次去的是康民醫院，并帶了國內的診斷和處方。到了曼谷后，徐成功發現手機足夠幫助他把聽不懂的話語轉成漢語。而且康民醫院有會講漢語的護士。

醫生告訴他，國內的診斷和處方可以翻譯成英文提交，但必須通過授權翻譯機構；另一種方式是重新在醫院體檢獲取數據，再據此調整處方。徐成功權衡后選擇了后者——既省下翻譯費用，又能拿到更新、更準確的健康數據。

徐成功來曼谷購買原研藥前，他在國內查了資料并初步計算了在曼谷進行體檢和費用的支出。相對于國內，在泰國取得原研藥的種類和價格很有競爭力。加上自己創業，時間自由，可以挑選機票最為低廉的時候出發。徐成功患的是慢性病，需要的藥物固定。他坦言，如果是急重癥，自己也沒有辦法折騰到泰國去。

徐成功選擇的是康民醫院“糖尿病專項體檢套餐”，約8000泰銖（約合人民幣1700元），含血糖監測、糖化血紅蛋白檢測等，全程中文翻譯陪同。體檢后，內分泌科醫生開具三個月用量的原研藥處方。在醫院藥房直接購買藥品，費用約為國內自費價格的30%。

第一次去開藥，徐成功比較擔心藥物過多、難以帶回國內，只開了三個月的藥量。后來在問護士時得知可以選擇醫院合作的物流公司（DHL）將藥品寄回國內，運費約500泰銖，時效3至5天。

第二次去泰國時，他便直接多開了兩輪處方，相當于九個月的藥量。面對醫生態度寬松的問診流程，他的理由很簡單：“經常出差。”曼谷的醫生態度很好，沒有深究這件事情。

徐成功算了一筆賬，按照三個月的藥量計算，體檢與購藥總花費約1500元人民幣，加上往返機票，按照旅游加上開藥的綜合價值，是很劃算的。關鍵是徐成功旅游散心還玩到了。相比國內購買原研藥，反而更劃算。

兩次往返泰國后，徐成功認識了在當地工作的華人朋友。這讓他再去泰國開藥旅行時不需要住酒店，每次節約了兩千人民幣左右。后來徐成功索性住到清邁，每個月千元出頭。藥物方面，他常用“郵寄+自帶”雙渠道操作：先快遞至深圳朋友家，再返程時從深圳帶回。

（徐成功開藥后在清邁）

徐成功將去泰國視為度假和購藥的組合。他還計劃下一次出國前購買可以覆蓋國際醫療的保險。

泰國原研藥價格普遍低于中國。中國游客可通過指定醫院申請90天醫療免簽，適用于治療、體檢等目的，無需提前辦理簽證。如果提交醫院邀請函、醫生證明等材料，還可以在泰國停留一年。而且醫院和藥店普遍支持支付寶、微信及國際信用卡，部分體檢套餐可通過海外醫療保險報銷。

原研藥價格差異，驅動了部分人的跨境購買行為。2025年第一季度中國出入境人數達1.63億人次，同比增長15.3%，其中醫療相關出行占比逐步提升。

當醫院優先采購仿制藥、部分原研藥退出市場時，慢性病年輕患者、用藥依賴人群逐漸走向“自我兜底”的選擇。在這樣的趨勢下，跨境體檢、自由購藥，不再是小眾行為，而是某種制度邏輯下的“理性應對”。

互聯網醫院的“灰色”地帶

1998年出生的小馮，起初并不了解仿制藥和原研藥之間的差別。今年27歲的他，已患高血脂癥三年多，是在單位組織的體檢中被查出的。雖然外表并不肥胖，但甘油三酯等指標長期偏高，空腹時甚至達到6.2。

在經過長時間的猶豫后，他最終接受內科醫生建議，開始服用阿伐他汀的仿制藥。起初，他并未對藥物效果產生懷疑，直到一次無意中將此事告訴父母，才意識到他們其實也患有多年高血脂，只是一直未予重視。

在“三高”之中，高血脂常被認為是“無癥狀”的沉默疾病，這也使得父母未將其當回事。而當得知仿制藥每月費用不到五元時，父母也決定一起服用，并稱“這藥太便宜，撿到便宜了”。

然而服藥兩個月后，小馮母親的血脂沒有降下來，肝功能還出現了異常。小馮當時在出差，在電話里讓父母去咨詢醫生。可父母卻不肯去。小馮一開始誤以為父母諱疾忌醫。小馮想，自己已經這么忙，父母還要自己陪著去醫院嗎？

等小馮出差回來，聽完父母的解釋，才恍然大悟：醫生給出的建議是更換另一種仿制藥。但之前的仿制藥雖然便宜，可不降血脂、影響肝功，讓小馮的父母不敢再輕易嘗試。

小馮開始在互聯網平臺上尋求幫助。在線問診的醫生最終開出了“立普妥”這款原研藥，一盒300元，價格是仿制藥的60倍。母親本打算吃一個月試試，出乎意料的是，不僅血脂顯著下降，肝功能也恢復了正常。

“是藥三分毒。如果能承擔，那我愿意讓家人和我少承受一些副作用。”小馮把給自己和父母的藥物都換成了立普妥。既然醫院開不出來，但在網上醫院可以開出處方購買。唯一的不足就是不能用醫保。可身體健康上更安全，這是多少錢都買不來的。

（小馮給家人和自己購買的原研藥訂單）

除了互聯網醫院，在藥店里值夜班的老姜也習慣了差不多傍晚七點，會有六十多歲的老年人來買原研藥。這些老人有一個特點，每一次只買一個月的量。對老姜而言，這些人幾乎稱得上“熟客”。一來他們買的藥品非常固定，很少會更換品牌和劑量，這和部分老年人每年只進行一次社區的免費體檢有關。如果沒有相關指標的變化，老年人不愿換藥。何況換藥還要去醫院看醫生。

二來這些人幾乎都沒有處方，在醫院開的處方都是仿制藥。面對這些情況，老姜有自己的辦法。他可以在藥店系統的APP上，與互聯網醫院對接，由執業醫師開具電子處方后，老姜用APP進行配藥。老姜常用的APP叫做“銀葉”，有時也會用“嘉隆健康”。盡管老姜只是銷售人員，但可以根據來購藥者的用藥經歷，結合他對藥物的理解，使用藥店里掛牌藥師的資格配藥。

老姜一開始也會擔心，但店長告訴他，不用太擔心。能來藥店買原研藥的人，要么就是長期服用這種藥，心里有譜；要么就是仿制藥效果不好，所以更換同類的原研藥。老姜聽完，在心里給這些老人定位成“靠譜的病人”。

與互聯網醫院不同，藥店一方面可連接互聯網醫院的醫生資源，使用“開藥”和“智云問診”等通過互聯網醫生提供在線復診、電子處方開具及藥品配送服務。這時藥店屬于根據醫院傳過來的電子處方配送藥物。另外一方面，藥店可根據醫師開具的有效處方為購藥者配藥。若購藥者反饋副作用，藥師需記錄相關信息并建議其通過互聯網醫院或線下醫院復診，由醫師評估是否調整治療方案。藥師僅能提供用藥指導，不得擅自調整或搭配藥物。但實際上，總會有一些灰色的可操作的地帶。

后者模式的核心在于合規性。根據《藥品網絡銷售監督管理辦法》，處方藥需實名購買并經處方審核，平臺需配備藥學技術人員監督流程。一些城市允許通過合規平臺完成線上處方流轉，藥店店員可指導患者完成身份認證、病史提交及處方審核等步驟。

可隨著買原研藥的人增加，老姜所在的藥店里，原研藥的價格和以前差不多。不過以前有活動，比如一次性購買五百塊錢的原研藥，可以優惠20到30塊錢。現在連這都沒有了。老姜認為這就是變相的漲價了。可老姜賣掉的原研藥的訂單比以前多了，提成變化倒不明顯。以前一口氣買好幾個月的人越來越少了，幾乎都是買一個月的。訂單多了，每個訂單的單價少。

那些患有慢性病的人們中依舊有人在不惜費時費力地“尋找”原研藥。可一旦遇到突發的急病，醫院里又開不出原研藥的情況下，還有什么能更讓人安心的選擇嗎？這似乎成了更為尖銳的難題。

尾聲 醫保之外

仿制藥讓公共醫療體系得以控費擴容，為更多患者帶來“可及”；但當醫院藥架上熟悉的原研藥一個個消失，部分人開始走出制度邊界，自費、出國、借助灰色路徑，只為重新獲得“安心”的感覺。

這些“以身入局”的人，并非對集采或仿制藥持否定態度，而是在無法確認替代藥效、安全性和連續性時，選擇自己承擔全部成本與不確定性。他們不是對抗者，只是“用腳投票”的例外人群。

年輕人，尤其是那些與疾病過早綁定的人，正成為這類行為的主力。他們懂得如何查資料、算經濟賬、跨平臺比價，也習慣繞開常規路徑，用行動修補一套“失靈的藥物體驗”。

但不是每個人都有條件成為那個“為家人購藥的人”。跨境自購的路徑終究只是個別解，不是系統性的解決方案。如何在控費與療效之間尋找新的平衡？如何在制度內保留“例外”的余地？如何讓信任不再成為患者的成本？

這些問題，仍然懸而未決。而答案，不能只靠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