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視野下的美國中國學變遷

楊 華

摘　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中國學出現全球轉向。這一學術轉向其來有自，除受歐美史學思潮影響外，亦根植于美國中國學的內在理路。美國中國學自身有很強的空間屬性。受全球史超越民族國家理念的影響，美國中國學也進一步發生空間轉換，開拓了全球視野下中國邊疆、海洋和全球微觀史的研究。從全球史的角度重新審視美國中國學“中心論”的變化和去中心化的軌跡十分必要?！皼_擊—回應”模式和“中國中心觀”，前者雖屬于“西方中心論”，卻考慮了外部因素；后者的內部取向則距離全球史更遠，且無法完全擺脫“西方中心論”。20世紀80、90年代以來，美國中國學不斷“去中心化”。美國中國學通過共時性、經濟史、科技史、宗教史和生態環境史等全球史整合路徑，建構中國與世界的聯系。在當今時代，美國中國學的全球史研究面臨中美之間的全球博弈和民族國家敘事復歸等挑戰。

關鍵詞：美國中國學; 全球史; 空間轉換; 去中心化

作者簡介

楊華，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本文發表于《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3期 #海外中國學研究 欄目

目錄

一 超越民族國家：全球視野下美國中國學的空間轉換

二 去中心化的軌跡：全球史與美國中國學的范式變遷

三 建構中國與世界的關聯：美國中國學與全球史的整合路徑

四 余　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進程加速，學界開始更多關注全球日益增長的相互關聯性進程。全球化的每個過程都有自己復雜的歷史，每段歷史過程都受到多種因素的相互影響。與之相對應，全球史作為日漸成熟的研究范式，成為一時潮流。全球史旨在探索人類歷史在跨地區、跨文化中的關聯和互動，關注不同文明之間的貿易、物種交換、疾病傳播、移民、文化交流以及全球化進程對歷史的塑造。它打破傳統歷史研究的地域和文化限制，強調跨文化聯系和交流路徑的重要性。全球史一方面超越民族國家史學，填補民族國家史學在一些領域的空白；另一方面在相當程度上克服“西方中心論”，力求展現多元互動的歷史圖景。

美國中國學和全球史范式，天然存在碰撞和張力，從而引發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就超越民族國家史學而言，全球史對中國學的定義造成一定程度的沖擊，“中國”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一定的變化，“中國”作為歷史研究的區域發生空間轉換。就突破“西方中心論”而言，這個變化與美國中國學自身的范式變遷和學術群體的反思精神息息相關。從“沖擊—回應”到“中國中心觀”再到全球史的遞嬗，中國學自身的范式變遷除了受到外部世界變遷的影響，同時也暗含一條史學發展的內在理路。

一 超越民族國家：全球視野下

美國中國學的空間轉換

近代以來，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蘭克（Leopold von Ranke）等史家大力倡導的民族國家史學成為近代史學主流。這種國別史研究的范圍有所局限，研究領域多集中于政治和外交，研究立場也多帶有一定的意識形態。從年鑒學派史學到新文化史，雖然民族國家史學有所弱化，但并未從根本上突破這一藩籬。全球史則“摒棄被現代歷史學視為圭臬的民族國家容器，打破所有的既定空間單位”，根據歷史研究的具體問題和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研究單位和相應的空間尺度。美國中國學也在這一國際史學思潮演進的過程中發生了空間轉換。

美國中國學本身帶有很強的空間屬性。自1928年始，美國學界開始系統地將“中國”作為研究對象，“從自身的政治、經濟、文化立場以及學術訓練背景出發看待中國、理解中國、認識中國”。“中國”是相對美國的一個特定區域，這一區域的研究單位主要為民族國家。對于中國史研究來說，民族國家是被普遍認同的歷史書寫單位。一些美國中國學家如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恒慕義（Arthur W. Hummel）、賴德烈（Kenneth S. Latourette）、韋慕庭（Clarence M. Wilbur）等，都是在民族國家框架下思考中國歷史。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時代的美國中國學研究，“中國”這一概念的“民族國家”意涵得到進一步凸顯。費正清所倡導的區域研究從美國對華政策研究出發，以歷史學研究為核心，錨定當時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再投射到一定地理范圍的歷史中國上。在“西方影響確實促成了中國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重塑”的“沖擊—回應”模式下，以費正清為代表的美國中國學研究仍屬于傳統國別史范疇。在與“沖擊—回應”模式異曲同工的“傳統—現代”模式中，具有費正清學派背景的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盡管具有一定的“世界主義”關懷，但仍認為中國的文化傳統會在西方的沖擊下失去生機和活力?！皞鹘y—現代”模式從思想史出發，所強調的是民族國家視野下西方文化的沖擊和中國文化的消解，并不關注思想的跨文化交流和互動。

20世紀70年代，一些美國中國學家雖然認識到中西互動研究的缺失和區域研究的一些缺陷，卻并未走向全球史，而是走向柯文（Paul A. Cohen）所倡導的“中國中心觀”，即“盡量采取內部的（中國的）而不是外部的（西方的）準繩來決定中國歷史哪些現象具有歷史重要性”，“把中國按‘橫向’分解為區域、省、州、縣與城市”?？梢娒绹鴮W者對于“沖擊—回應”模式的反思，沒有走向多元互動，而是直接在空間上拿掉“西方”?！拔鞣健庇纱嗽诿绹袊鴮W中消失了一段時間，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期，孔飛力（Philip A. Kuhn）才呼吁要努力“將西方重新引入”到理解近代中國的歷史中去。

美國中國學的空間轉換并未轉向“全球”，而是轉向中國“地方”。因為，從社會現實來看，20世紀60年代中美關系的變化使認識中國內部的歷史和現實變得更為重要。正如費正清1968年12月在美國歷史學會年會上發表的《七十年代的任務》 中所說，“涉及中國的比較史學并不比中國史研究來得重要”。從學術進展來看，美國中國學在社會史和經濟史領域都出現了地方化傾向。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在中國地方社會史領域的開創性著作《大門口的陌生人》 （1966）中指出，在關注西方的沖擊之后，歷史學家必須“在空間上向東方轉，回到那一爭斗和混亂的熔爐——鴉片戰爭以后的頭20年的廣東”，“分析一個新的歷史單位——廣州、廣東、華南”。經濟史方面，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提出區域體系理論，將“中國從空間上分解為較小的、較易于掌握的單位”，“是以區域、省份或是地方為中心”。20世紀70年代后的一段時間，美國中國學的研究重心逐漸向廣東、云南、四川、湖南、湖北等省級單位下移，同時也出現了關于桐城縣、濟南、蘇州、漢口等省以下單位的研究。

20世紀90年代以后，全球史對“中國中心觀”的空間屬性提出了挑戰。受一些新研究領域如“剝去中國這一中心”的跨國史研究、比較歷史研究、中國的“非地域化”研究等影響，“中國中心觀”在空間研究上的局限性日益凸顯。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和王國斌（R. Bin Wong）的研究，都對中國歷史的“界限”和“中國”一詞的含義提出疑問，這些全球史研究從各方面特別是空間上挑戰了“中國中心觀”方法的充分性。美國中國學在傳統的邊疆史、沿?？诎妒泛偷胤绞返阮I域的研究出現變化，邊疆、海洋等研究單位也在全球視野下得以凸顯，美國中國學研究發生空間轉換。

全球史視野下美國學界的中國邊疆研究在空間上主要拓展為“內亞”（Inner Asia）和西南邊疆的“中間地帶”（The Middle Ground）及“贊米亞”（Zomia）。傳統意義上的“內亞”包括黑海以北及以東、伊朗以北及喜馬拉雅，以及中國以西及以北（包括滿洲在內）的地區。內亞的游牧族群與農耕人口在游牧、農耕經濟的“過渡地帶”或者拉鐵摩爾所說的“邊疆”，進行跨文化的交流互動。美國學者眼中的“內亞”甚至包括更廣范圍，如美國亞洲研究協會主辦的《亞洲研究雜志》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書評部分設立“中國和內亞”類別，后來又把“中國”和“內亞”分開。不僅有關古代和近代的東北、內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研究被歸到“內亞”類別，關于這些區域的現當代研究也不屬于中國研究而屬于“內亞”研究。

隨著20世紀80年代帝國史在歐美的復興，以新清史為代表的內亞研究成為美國中國學的研究熱點，并在空間上突破了民族國家敘事。這些內亞研究主要受身份認同的影響，局限于民族史或邊疆史框架，并沒有完全進入全球史的研究路徑中去。新清史往往套用西方關于民族國家的定義和理論，借用“內亞”概念，其目的是要“構建清朝與內亞政權，特別是與蒙古政權之間在政治上的延續關系，否定與中國傳統王朝的連續性”。新清史將“內亞”從地理概念向文化概念再向政治概念轉變，認為清朝不是“明中國”，以至于民國“中國”不能繼承清朝的遺產。這種建立并強調清朝與內亞單向聯系的研究恰恰是為全球史所批評的。

20世紀90年代末，隨著帝國史的全球轉向，新帝國史強調帝國的全球屬性，弱化帝國的霸權屬性，內亞研究也演化出新的全球化空間，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內亞空間內尋找交流互動的網絡空間。例如，絲綢之路雖被歸于內亞，但是芮樂偉·韓森（Valerie Hansen）依托來自樓蘭、龜茲、高昌、撒馬爾罕、長安、敦煌和于闐這些絲路節點城鎮的出土文獻，對絲綢之路的歷史提出全新的見解。在他看來，絲綢之路不是被一般認為的一條很重要的商業路線，而是由不同節點構成的網絡化空間，“成為這個星球上最著名的東西方宗教、藝術、語言和新技術交流的文化脈絡”。第二，一些不贊同新清史的美國清史學家從全球環境史的視角看待清朝的邊疆。如，貝杜維（David A. Bello）分析了滿洲（森林）、內蒙古（草原）和云南（高山）三個有代表性的清代邊疆形成的案例，以展示環境變化的政治和歷史意義，重點是人與動物之間的關系。第三，歐亞轉向。濮德培（Peter C. Perdue）認為中國邊疆研究應將中國與更廣闊的歐亞世界相融合，并提倡“歐亞轉向”。他強調應將中國歷史納入全球史，而中國邊疆研究是將中國與更廣闊的歐亞世界聯系的一條重要途徑。濮德培將清政府的征服看作一個重大的世界歷史事件，清政府的擴張是17和18世紀全球進程的一部分，也成為歐亞大陸歷史轉折點的標志。

西南邊疆是全球史視域下美國中國學突破傳統空間的另一方向，主要呈現為“中間地帶”和“贊米亞”等空間視角。理查德·懷特（Richard White）在《中間地帶》 （1991）一書中創造性地提出“中間地帶”這一“集空間與過程于一身”的概念。紀若誠（C. Patterson Giersch）受其啟發，將18、19 世紀的云南邊疆視作不同族群、文化和權力體制的跨文化實踐互動空間。借鑒“邊疆”和“中間地帶”的概念，紀若誠對中國和東南亞的邊疆地區進行更細致的分析，并提出“新月地帶”（the Crescent）的空間概念，該地帶大致沿著現代中緬邊界從西北的騰越和八莫一直延伸到思茅和景東。這一超越民族國家的統治區域受到來自邊疆土著、清朝官員和內地移民等多個群體的影響，從而在文化接觸、互動和適應過程中成為社會界限和文化實踐不斷變化的場所或“中間地帶”。與“中間地帶”類似的區域“贊米亞”則是從8個民族國家延伸出來，分布在海拔200、300米到4000米的高地地區，大致范圍從越南中北部向西經柬埔寨、老撾、泰國、緬甸以及中國的桂、云、貴、川一直到印度東北部。贊米亞研究的全球史傾向，體現在對大范圍的“無國家空間”、山民跨區域逃難式移民、山地和谷地之間的共生與對立、眾多文化的“進化生成”等方面的研究。同時，一些研究將贊米亞通過貿易網絡與全球資本主義聯系在一起，認為19、20世紀贊米亞的貿易網絡將康巴的贊米亞社區與四川、云南以及東南亞大陸聯系起來，甚至擴散到大喜馬拉雅地區和印度，以及中國的青海和甘肅、上海和香港。這些貿易網絡將贊米亞社區與中國、全球的轉型相聯系，并影響了當地的文化和政治變革。

海洋是美國中國學界一直重視不夠的研究空間，而全球史視野下的中國海洋史研究逐漸成為美國中國學新的學術增長點。費正清曾長期將近代中國視為應對來自西方海洋文明沖擊的內向型大陸文明。以衛思韓（John E. Wills, Jr.）為代表的美國中國學家的一系列研究促使中國學的研究空間向海洋轉變。特別是衛思韓所提出的“互動性萌生”（Interactive Emergence）概念暗含全球史的意味，也為美國中國學海洋史研究的全球轉向埋下伏筆。21世紀以來，新海洋史研究展現了美國中國學海洋史研究的全球視野。新海洋史“把海洋當作互動區（或者說流動的網絡）”，而不僅僅是過去研究中所認為的“交往的通道”，“研究對象包括作為通道的水面（即‘網線’）以及沿岸的港口城市和島嶼（即網上的‘結’）”。這樣，歷史上的“海洋中國”在近代早期“自亞洲區域邁向全球化”，“從18世紀區域世界的一部分轉為19世紀世界區域的一部分”，進一步顯現其全球史的意涵。

由此，中國就被從民族國家視域下的“大陸中國”和農業中國剝離開來，形成了以亞洲海洋區域為網絡，以沿海港口、島嶼、海域為節點組成的空間單位和研究單元。全球視野下的沿海港口如廣州，作為重要的貿易節點，被認為不僅存在城市內部的歐洲人、東南亞人和中國人之間的互動，而且存在與全球市場中其他節點如澳門、馬尼拉的互動，從而體現了廣州作為全球貿易的重要貢獻者在日益一體化的海洋商業網絡中的作用。此外，在全球視野下，海域也成為富有張力的研究空間，不同群體如漁業群體等與所屬社會及海洋環境之間產生良性互動。

作為對全球史空間最獨特的理解方式，全球微觀史是當前史學研究的最新趨勢和最熱話題之一。全球微觀史作為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將全球史和微觀史進行優勢互補并有機結合。全球微觀史中的微觀空間作為一種新的空間模式在全球進程中經歷再地域化過程，建立地方和全球聯系的跨文化網絡。空間單位的規模和大小，具體取決于歷史活動的對象、時間、地點等歷史語境，并不具有固定性和一致性。全球微觀史這一概念，由美國中國學家歐陽泰（Tonio Andrade）在《一個中國農民、兩個非洲男孩和一個將軍——全球微觀史的研究取向》 （2010）一文中率先提出。歐陽泰認為全球史研究忽略了鮮活的“人”，應該“采用微觀史和人物傳記的研究方法，將真實的人填充到‘模式’和‘理論’（全球歷史結構）中去，書寫一種可能稱之為‘全球微觀史’的歷史”。全球微觀史結合了全球史和微觀史的共同點，希望“將有關全球歷史進程的研究與解讀其意義所需的史料及歷史語境的分析工作相結合” ，從而成為一種獨特的歷史寫作模式。

美國中國學的區域史和地方史研究，出現了向全球微觀史過渡的趨向。例如，華南學派主要成員之一蕭鳳霞的研究，“接近于一種復雜的微觀史視野，研究地方、地區和跨地方的歷史，但并不完全脫離一種宏大的全球視野”。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著作《傳教士的詛咒—— 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 （2013）則利用歐洲檔案館的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資料，聚焦一個名為“洞兒溝”的山西小村莊300年的歷史。在全球微觀史的視角下，沈艾娣認為研究焦點不在于“基督教是否已成為中國宗教”，而在于“中國人如何與作為世界宗教的基督教產生聯系”，從而關注“歷史的大敘事如何與地方的小體驗互動”。梅歐金（Eugenio Menegon）結合人物傳記開展全球微觀史研究，用“顯微鏡”與“望遠鏡”來比喻微觀歷史與全球歷史的交互關系，考察18世紀羅馬天主教士在北京傳教時進行經濟和社會宗教活動的四個微觀歷史小片段，將生活在北京的傳教士和基督徒視作連接歐洲、亞洲、非洲、南美洲、中美洲的全球宗教網絡的終端用戶。

二 去中心化的軌跡：全球史

與美國中國學的范式變遷

歷史寫作長期以來受到兩個層面“中心論”的困擾，一是研究對象上，關注歷史上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如中國和歐洲，忽視和遮蔽邊緣地帶的歷史面貌；二是研究觀念上的“西方中心論”，習慣用西方自身的思維方式和話語模式解釋異域歷史，以西方的制度、體系作為具有優越性和主導性的文明發展范本來認識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歷史進程。美國中國學面臨與生俱來的“中心論”問題，存在從“西方中心論”“中國中心觀”再到“全球史觀”的不斷變化。全球史似乎在理論上可以讓美國學者克服“中心論”的問題，不偏不倚地看待中國歷史，重建歷史客觀性。因此，從全球史的角度重新審視美國中國學“中心論”的變化和去中心化的軌跡十分必要。

費正清時代的美國中國學研究在觀念層面上屬于“西方中心論”。這一時期的“沖擊—回應”模式通常被認為帶有強烈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從時代背景看，費正清主要從國際關系角度看待中國歷史，并為美國對華政策提供依據。二戰后中國革命的勝利和美國自視的優越感，導致美國政府的決策層重點關注如何將中國重新納入西方化的軌道，因而“沖擊—回應”模式關于中國如何進入西方世界軌道的研究思路，迎合了美國當時的對華戰略需要。從學術理路看，“沖擊—回應”模式基于當時被廣泛承認的具有普適性的現代化理論，認為西方“可以從自己的文明中實現現代化”，而中國鑒于其“獨特的傳統”的停滯性，“不得不從外部進行現代化”。

吊詭的是，從全球史的角度看，“沖擊—回應”模式在研究對象和內容上卻屬于某種“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sm）?！皼_擊—回應”模式認為，中國在近代遭遇失敗的原因，乃是古代中國的成功所造成的惰性使得近代中國的統治者在文化、心理和技術上沒有做好應對世界變化的準備。在全球視野下，費正清的中國研究及這一模式被理解成一種過度夸大古代中國成功的“漢學式史學”?！皾h學式史學”是一種觀念上的“中國中心主義”，原因在于“漢學式史學”將古代中國看成是“由文化精英統治的統一、遼闊并且追求和平的帝國”，具有獨特性和優越性。但在全球視野觀照下的人口史和城市史中，這種獨特性和優越性并不存在。全球視角下的中國歷史研究與“漢學式史學”最明顯的不同在于：“漢學敘述中的中國是四平八穩、統一一致的，而全球視角下的中國有斷裂、有變化、有活力?！?/p>

盡管“沖擊—回應”模式屬于典型的“西方中心論”，但至少考慮了外部因素，在某種程度上比后來的“中國中心主義”更接近全球史觀。與全球史觀相比，“沖擊—回應”模式的問題在于，一方面，并未關注西方沖擊和中國回應是如何在跨區域的過程中具體發生和展開的；另一方面，也忽視了中西交流中的跨文化互動，即回應方是如何能動地反作用于沖擊方的。這一模式從具體的中國史研究出發，主要側重中國自身作為受動者的“回應”結果而非“西方”的復雜沖擊過程，屬于一種單向線性的歷史模式。一些批評者如柯文在20世紀60年代就注意到，當時的美國中國學“只關注西方沖擊和中國回應的過程，而忽視了中國沖擊和西方回應這一反向過程”，并在后來明確指出“沖擊—回應”論“預設19世紀的中西互動是一條單行道，車全部由西方開往東方，這是一種過度簡化”。

在對“沖擊—回應”等模式進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礎上，柯文倡導“中國中心觀”，主張從中國的自身特色和歷史發展軌跡研究中國歷史，體現一種去西方中心的研究取向?！爸袊行挠^”并非一般意義上的“中國中心論”，因為美國中國學轉向內部后，不存在作為邊緣的外部，自然不存在作為中心的中國。同時，作為整體的“中國”也被分解了，例如從施堅雅到郝若貝（Robert Hartwell）的中國地方區域研究，引發了對“同一性中國歷史、中國文明與中國思想是否存在”的質疑。

“中國中心觀”無法完全擺脫研究觀念層面的“西方中心論”。首先，美國中國學一向有理論性強、概念運用多的特點，而“在中國發現歷史”多用來自西方經驗歸納出的理論概念，因此即使美國中國學家的“結論最終強調中國和西方社會變革的共性，而不是西方的發展與中國的停滯，或者西方的沖擊與中國的回應，使用從西方經驗中產生的分析范疇來審視中國的歷史，也存在著接受東方主義邏輯的不可否認的風險”。作為“話語的東方主義也暗示了一種權力關系”：處于學術前沿的美國學者，“比當地人自己更了解亞洲人的情況”，因為他們擁有“令人敬畏的（全景式的）歷史后見之明”。其次，“中國中心觀”并未否認西方在近代中國歷史中發揮的一定作用，卻將中國歷史與全球歷史相分離。班凱樂（Carol Benedict）在對穆素潔（Sucheta Mazumdar）的《中國：糖與社會——農民、技術和世界市場》 （1998）的書評中指出，穆素潔在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這方面研究時，許多美國學者都在回避中國與外部世界接觸的相關問題，更專注于中國內部的研究。該書的出版意味著在經歷了近二十年的“中國中心取向”的歷史研究之后，“學者們再次將中國置于全球背景下”。

因此，從全球史的角度來看，“中國中心觀”相對于“沖擊—回應”理論反而是某種程度上的倒退?！爸袊行挠^”的局限性，在于其只能適用于部分歷史命題，卻“掩蓋或淡化了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19世紀、20世紀的中國與西方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及其原因），而現代化或‘沖擊—回應’理論卻沒有忽視這個問題”。如果要深入發掘中國歷史特別是近代歷史，則必須尋找推動歷史發展的本土和外部力量之間的聯系、互動和交融。例如在中國城市史研究中，“中國中心觀”低估了西方對于上海的影響，甚至“舊的‘沖擊—回應’模式可能更貼近于上海”。“中國中心觀”“將不僅產生與‘西方沖擊’模式表面相反而實質相似的偏見，而且會妨礙我們全面地去理解中國傳統主義的韌性”，所以“并不能避免歐洲中心論偏見的危險”?？梢哉f走向全球史，美國中國學才有可能彌補“中國中心觀”的缺陷。

20世紀80年代，就有一些美國中國學家非常拒斥自己的研究被歸于“中國中心觀”范疇，希望能夠在去中心化的前提下追尋歷史的客觀性。例如被稱為“漢學三杰”的魏斐德、孔飛力和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都在自己的研究中體現出某種去中心化的傾向。魏斐德的學生周錫瑞提到，“魏斐德教授一再強調，研究中國歷史，特別是近代史，要注意世界性網絡的影響：中國和歐洲都是世界的一部分，它們與世界緊密聯系、相互影響、互相依存，所以根本不存在‘中國中心觀’”。魏斐德在《洪業》 （1986）一書中把明清鼎革放在17世紀全球性危機中進行考察，關注中國與17世紀全球經濟貨幣體系的聯系。他認為，國際絲綢貿易的縮減、白銀進口數量減少、全球氣候變冷，都與明清更替有關?？罪w力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 （1970）一書，被柯文認為是“中國中心觀”的代表作，然而孔飛力自己則不這樣認為?？罪w力關于16至20世紀末華人移民史的研究是在全球視野下展開的，他指出：“‘西方的沖擊’已經成為歷史學家的一個常識，但‘中國的沖擊’卻少有論及。自17世紀以來，我們觀察到的世界范圍內的海外華人群體，對我們來說如果不是‘中國的沖擊’，又是別的什么呢？”顯然，孔飛力已經跳出了“沖擊—回應”模式和“中國中心觀”，將移民群體和流散社群視作雙向互動的有機體。史景遷的兩本著作《利瑪竇的記憶宮殿》 （1984）和《胡若望的困惑》 （1987），采用講故事的方式描繪利瑪竇和胡若望的全球旅行史，特別是《利瑪竇的記憶宮殿》 ，以四個記憶形象和四幅畫將利瑪竇的游歷所關聯的16、17世紀的歐亞歷史符號化，可謂一種全球史的人物傳記。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這些研究并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史研究，有的只是對史學發展可能方向的前瞻性探索。

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全球史日益興盛，去中心化成為美國中國學的重要趨勢。具有典型意義的是，作為唱響“中國中心觀”的學者，柯文自己的學術軌跡也走向去中心化?？挛牡娜蚴费芯科鹪从凇稓v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 （1997），正如柯文自己所言，“播撒如此理解全球史的種子，是我研究工作的另一項內容，也許可以說，這粒種子在《歷史三調》 中已經萌芽”。該書“強調理解義和團沒有什么異域視角，義和團甚至普遍存在于人類之間”，特別是通過把義和團投射到歐美等其他文化人群面臨的“相似困境”來“去中心化”。沿著這一思路，柯文對中國歷史不同時期的勾踐故事形象進行描繪和分析，闡述勾踐故事與猶太歷史、塞爾維亞歷史、美國歷史中類似故事的共通性，這種共通性超越了文化特殊性和文化本質主義。在《歷史與大眾記憶：故事在危機時刻的力量》 （2014）一書中，柯文重點介紹了塞爾維亞、中國、法國、蘇聯等在20世紀都面臨嚴重危機的國家，強調一個類似的故事對處于危機中國家的重要性。柯文把故事和歷史對話中出現的大眾歷史記憶看作全球史的一種類型，因為歷史記憶是跨文化的人類共通點。大眾記憶中的故事作為跨文化現象所扮演的角色，在語言、宗教、社會、文化具有差異的世界許多地方發生?？梢姡挛某搅宋鞣街行恼摵椭袊行挠^，以強調人類共性的“人類中心觀”進入全球史研究的軌道。

全球視野下美國中國學的重要領域如近代中西差異的比較研究，在去中心化方面表現突出，尤以20世紀90年代“加州學派”推進的中西經濟史研究為代表，這些研究突破傳統的“歐洲中心論”，思考全球現代性的建構過程。1997年，王國斌出版《中國的轉變——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 一書，從經濟變化、國家形成、社會抗爭三個方面比較中國和歐洲的歷史。1999年，彭慕蘭出版《大分流：歐洲、中國與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 一書?！按蠓至鳌钡暮诵挠^點在于，“歐洲的核心區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顯然主要是東亞，但或許還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區之間經濟命運的大分流在18世紀相當晚的時候才出現”?！按蠓至鳌边@一觀點強調交互比較和相互參照，從而避免以歐洲為標桿的“歐洲中心論”。

加州學派“去中心化”的努力引發了諸多爭論和批評。第一，矯枉過正。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所著《白銀資本》 中的“中國中心論”已經引發不少批評意見，甚至被認為是“天方夜譚”。為了摒棄“歐洲中心論”強行塑造一個19世紀前世界經濟中心的中國，最終只會從一個中心滑向另一個中心。第二，概念偷換。彭慕蘭用核心區“江南”和“英格蘭”的比較代表了中國與西歐的比較，對于區域的代表性以及區域和整體的聯系并未做過多闡述。“為什么英格蘭沒有成為中國江南”這一反問很容易被當成反對“歐洲中心論”的證據，但“實際與‘歐洲（西方）中心論’并沒有直接關系，只是一種歷史事實的陳述”。第三，忽視差異。與彭慕蘭觀點多有相左的黃宗智認為，彭慕蘭倚賴二手材料忽視了中國經濟的一些基本實際，如在“人地關系資源稟賦”上與英格蘭的差異?！按蠓至鳌毖芯繛榱藢ふ蚁嗨菩月撓刀鲆暡町愋?，在“時髦”的“去西方中心論”先行的預設下論證中國和英格蘭的共同點，以英格蘭有去臆測中國也有，似乎并未完全擺脫“西方中心論”的桎梏。

盡管美國中國學的“去中心化”進程不斷加深，但“中心論”仍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歸。中國學的研究離不開對當下中國的認識。中國的不斷崛起推動了“中國中心論”的再生，也刺激了“西方中心論”的復蘇。這在受全球史影響的新清史研究中亦有所體現，其部分原因在于，全球史去中心化的敘事弱化不同研究對象的差異，努力消除二元對立，但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心論”問題。另一方面，近年來的“漢學主義”論爭也推動學界進一步關注和思考“中心論”問題。“漢學主義”認為中國學在處理關于中國的知識生產時，“建立在西方為中心的種種觀點、概念、理論、方法和范式構成的總體基礎之上”。作為一種批判性理論，“漢學主義”提醒我們，學術研究確需擺脫意識形態透鏡，盡力避免中國研究中的主觀意識和各種中心主義，努力追求歷史學的客觀性。

三 建構中國與世界的關聯：

美國中國學與全球史的整合路徑

全球史作為史學前沿方法，推動美國中國學研究不斷發展。盡管全球史在美國中國學中占比不是很大，但為了建構中國與世界的關聯，美國中國學家挖掘了一些全球史在美國中國學研究中得到展現的有效路徑。這些路徑如資本、商品、貿易、技術、移民、疾病、宗教、思想等通過各種形式，在作為全球化門戶的城市、超國家結構、跨國網絡等超越民族國家的地域中建構中國與世界的關聯。全球史的整合路徑中彼此的界限往往是含混的、重疊的，為了便于討論，本文將不同的路徑剝離開來進行討論，主要包括共時性、全球經濟史、全球科技史、全球宗教史和全球生態環境史五個方面。

第一，共時性是全球史研究的天然路徑。全球視野下美國中國學的共時性研究，關注同一時間節點或時間段中的中國和其他地區之間類似事件的“橫向連續性”，盡管這些事件不發生直接聯系。一方面，這類研究從本土因素之外的全球視野來討論內部事件。例如，五四運動研究走向全球史的路徑之一，就是關注其他國家和地區在同一時期面臨一戰后國際秩序的類似反應。有研究指出，1919年春面對“威爾遜時刻”，中國、印度、埃及和朝鮮這四個國家幾乎同時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中國的五四運動、甘地在印度發起的非暴力抵抗運動、埃及的1919年革命和朝鮮的三一運動。另一方面，全球史的共時性研究采用自然時間，超越了非對稱“歷史時間”中的西方中心主義。衛思韓在《1688年的全球史》 （2001）一書中描繪了從亞非拉到歐洲，從康熙、彼得大帝到路易十四、威廉三世的全球圖景，還原了全球同創共享的現代世界塑造過程中的歷史場景。1688年的現代世界屬于全球，屬于每一個人。

然而共時性研究往往只注重時間截面上的相似性和差異性考量，未對內部長期連續性做深入分析，在回答重要的歷史問題時常常爭議頗多。正如奧斯特哈默所說，問題在于“當前全球史研究中的共時方法，應該促進，而非阻礙對歷時變化的重新思考”。為解決“大分流”模式在這方面存在的問題，王國斌和羅森塔爾（Jean-Laurent Rosenthal）提出以歷時性分析為前提的“大分流之外”?！按蠓至髦狻弊匪葜袊蜌W洲帝國自公元100年至1850年的形成過程，探討中國和歐洲地區的家庭制度、親屬組織、金融市場、信用交易等特定制度如何在不同的歷史和社會環境中運作，將“大分流”的肇因視為各自的長期政治進程。

第二，全球視野下的中國經濟史是重新思考中國與世界關系的重要路徑。在“中國中心觀”時代，“施堅雅模式”對經濟史、貿易史的研究影響較大，無論是關于中國的短距離貿易還是長距離跨區域貿易，采取“地域研究方法”已經成為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經濟史的一種流行的傾向。在全球史的影響下，經濟史、貿易史漸漸從區域經濟史研究中解放出來，關注全球視野下的經濟聯系。微觀經濟層面，全球經濟史“主要解釋遠途貿易是如何通過生產中心和財富中心的互動而擴展的”；宏觀經濟層面，則側重于對世界經濟的長期歷史解釋，特別是歐洲和亞洲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比較經濟史研究。

資本主義與全球經濟、市場活動的關系也是美國中國學家從微觀經濟層面認識中國經濟史的重要角度?！皼_擊—回應”模式下的條約口岸體系將中國資本主義的傳播過程視為通商口岸和作為“他者”的內陸腹地之間的二元對立；“大分流”模式則將江南從中國其他地區分離出來，從而也具有將中國內陸視為“他者”的傾向。王路曼（Luman Wang）在對山西票號的研究中提出“內陸資本主義”，認為19世紀50年代后在新條約體系下，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不是從大都市向內地的單向運動，而是由內陸和沿海地區兩個關聯的經濟動力中心相互推動。因此，全球視野下美國中國學家對資本主義的研究，將“中國”和資本主義這“唯一已知的全球必要經濟互動形式”置于相互動態的關系中，相互產生，而不僅僅是“惰性”（inert）地并列或相互比較，中國和“通過資本主義向中國擴張（當然還有其他地方）”而形成的“世界”是共同形成的，是必然聯系在一起的。單純的反西方中心主義無益于理解全球資本主義下中國經濟的發展，而應將中國和其深度融入的全球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作為研究的出發點。

第三，科學技術是推動歷史發展，加強全球整合的核心因素之一。不同的科學技術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全球化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過去中國科技史的研究內容如“李約瑟難題”運用的是比較史學方法，是參照西方已有的科學技術架構來思考中國為什么沒有這些科學技術，并不重視科學技術流布的全球聯系。從全球科技史的角度看，“現代科學并非產生于一個單一的封閉的文明的自我演化進程中，而產生于歐亞大陸諸多人類文化或文明相互作用的歷史進程之中”。在全球范圍內的科學知識傳播、技術交換和實物流通的互動中，西方和非西方的技術都為他方提供支撐。

美國學者長期關注中國科技史，代表性學者為席文（Nathan Sivin）。席文早在1974年就注意到“科學作為超文化的東西”，并提示了一種全球科技史的可能路徑：

如果沒有充分估計到十六世紀以來歐洲了解印度和中國的科學成就對科學發展的重要性，如果不知道在科學家們對于經驗的考慮中，在他們互相傳授的方法中，在科學與社會的關系不斷變化現象下自然科學的再調整中，都受到了外來技術和材料的沖擊和影響，那么，考察的結果在主要結論上是會偏向一方而使人發生誤解的。

席文的學生艾爾曼（Benjamin Elman）沿著席文的思路，思考傳教史與全球科技史融合的可能性。艾爾曼的著作《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科學在中國，1550—1900》 （2005）考察了16世紀至20世紀初中國本土科學在耶穌會士和新教傳教士影響下的演變。艾爾曼跳出西方中心論，關注中國人對西方科技的調適，主要“探索中國人對自然研究的興趣，因為他們按照自己的方式闡述和實踐自然研究，而不是猜測他們為什么沒有完成歐洲人所做的事情”，強調“中國人創造了自己的科學”。對于李約瑟難題，艾爾曼認為“關注中國傳統科學在發展出現代科學方面的‘失敗’雖然有趣并且具有啟發性，在史學層面上卻是受到了誤導”，必須“評估應當如何重寫全球科學史”。

軍事技術方面，歐陽泰的《火藥時代：世界歷史上的中國、軍事創新與西方的崛起》 （2016）以戰爭為中心，探討中西方之間的“軍事大分流”。從全球史的角度思考軍事史，“不僅要問中國是如何從西方分化出來的，還要問西方是如何從東亞分化出來的”。歐陽泰認為，在火藥時代的前半期，從900年左右到1450年左右，東亞的戰爭相對頻繁和激烈，東亞是軍事創新的中心。1550年后，隨著東亞爆發戰爭，歐亞大陸兩端出現了“快速的創新和相互作用”，這一平等時代一直持續到18世紀中葉。歐陽泰的研究表明，在東西方技術交流的過程中，當接觸亞洲先進技術產品時，歐洲人會采用這些技術和產品；在遭遇西方先進技術時，亞洲包括被認為封閉的儒家士大夫挪用、適應和修改傳入的技術以滿足他們自己的需要。

關注媒介技術革命的發展，也是推動全球科技史研究的重要環節。墨磊寧（Thomas S. Mullaney）的《中文打字機：歷史》 （2017）是第一本中國現代信息技術全球史。該書認為，中文打字機的形成過程與19世紀開始的漢字融入全球化信息時代的進程同步，而這一過程并非由“語言帝國主義”所主導，而是展現了“技術的社會結構，社會的技術結構，以及中文寫作與全球現代性之間令人擔憂的關系”。墨磊寧特別提出中文打字機和中國現代性都不存在“中國中心觀”下的歷史。

第四，全球視野下的宗教史是近年來全球史研究的熱門取徑。自費正清時代以來，美國學者的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研究積淀深厚，但長期受到“沖擊—回應”模式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以來，“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的研究發生了重要的范式變換”，“從傳教學和歐洲中心論的范式轉到漢學和中國中心取向的范式”。但是，全球宗教網絡的自身特點和傳教史本身的全球屬性不應局限在“以中國為中心”的范式中，應在全球視野中還原中國傳教史的原貌。

近20年來，美國學者的基督教史研究逐漸展現全球史形態，盡量避免單向性的文化征服或文化適應，而從全球宗教網絡和地方社群的雙向互動展開研究。例如，唐日安（Ryan Dunch）提出應把傳教士置于全球化現代性的語境下解讀，厘清他們作為中介在“推動構建普世的全球現代性”的過程中“與所在國文化的關系”。在他看來，傳教士的翻譯行為，受到中國讀者能動性的深度影響，最終體現出宗教傳播的全球互動。同樣聚焦福建基督教的研究，梅歐金主要關注福建東北部福安縣的本地皈依者和傳教士如何將全球和外國宗教轉變為既本地化又具有普世性的當地宗教。他認為，通過回答“什么樣的物質和社會條件造就了福安這一本土化基督教的發展”、“人們為什么要皈依，基督徒如何使他們的價值觀和儀式為當地社區所接受”這些問題，能夠解釋一種外國的、全球性的宗教向地方性宗教的轉變。

第五，隨著全球史的興起，生態環境史成為重要研究領域，也是目前美國中國學的前沿領域。美國學者早期的中國環境史研究，如濮德培的《竭盡地力：湖南政府與農民，1500—1850》 （1987）、馬立博（Robert Marks）的《虎、米、絲、泥：帝制晚期華南的環境與經濟》 （1998）和蕭邦奇（R. Keith Schoppa）的《九個世紀的悲歌：湘湖地區社會變遷研究》 （2002），并未超越“中國中心觀”和施堅雅模式。

全球視野下的中國環境史通過兩種路徑超越民族國家視角，重構人類活動與自然界的關系。一個路徑是考察全球視野下中國生態環境變化的后果及應對方式，如艾志瑞（Kathryn Edgerton-Tarpley）的《鐵淚圖》 （2008）和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的《維多利亞晚期的大屠殺》 （2001）對山西饑荒的研究，都將“山西事件納入更宏大的敘事體系之中”，前者考察全球救災組織在山西饑荒中的作用，后者則將山西饑荒視為全球落后國家中饑荒事件的一部分。另一路徑是跨越民族國家邊界的生態環境史研究。這類中國環境史研究主要跟蹤毛皮、魚群等天然產品在中國邊疆內外的跨區域流動。這些天然產品所來自的森林、沿海等地帶都是“脆弱的生態區、疏于管理的邊疆地帶，并與全球保持聯系”。這類關于物品跨越邊界的生態環境史以謝健（Jonathan Schlesinger）的《帝國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邊疆》 （2017）為代表。此書揭示了1760至1830年間，東北地區東珠的消亡、蒙古地區的采菇浪潮和中俄邊界地區毛皮動物數量的銳減對中國內地和邊疆的生態環境的改變。在被“奢侈品連起來的世界中”，這些在開發過程中影響生態環境的天然產品與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期從清朝邊境到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全球貿易相關聯，“為地方、清帝國和全球史提供了重要的物質聯系”。

四 余　論

走向全球史的美國中國學，主要有三種推動力量。第一，國際史學思潮的變化對美國中國學的直接影響。在運用全球史理論時，美國中國學家既有優勢也有劣勢。優勢在于，作為局外人天然容易跳出民族國家敘事，建構中國歷史的全球敘事。劣勢在于，作為美國學者能否完全專業地去除立場中潛藏的西方中心主義情結，有待考驗。第二，美國中國學自身的范式變遷。美國中國學本身存在從過度重視外部到過度強調內部再到內外部均衡的動態變化過程。美國中國學的研究框架存在理論性強、概念化突出的特點。全球史下的美國中國學相對弱化了理論先行的特點，力圖還原全球整合的原本過程。第三，美國中國學家的國際視野?；趯W術視野、國際學術交流、語言等方面的優勢，一些美國中國學家可以利用全球史料，進行美國中國學的全球史研究。

美國中國學為中國史研究走向全球史做出一定貢獻。一方面，美國中國學的全球史研究拓展了中國史研究的空間和單位，不僅超越了傳統的民族國家空間范疇，更重要的是根據中國進入全球歷史進程的具體情況選擇合適的空間尺度。另一方面，在伴隨美國中國學發展的“中心化”問題上，盡管美國學者在知識權威和學術話語上仍有一定的“中心”立場，但全球史研究無疑推動了美國中國學家在觀察視角上對中國進行更為客觀的研究和思考。

改革開放特別是21世紀以來，美國社會對中國的認識發生了相當程度的變化，這一變化也相應傳導到美國中國學中。全球史的繁榮與全球化息息相關，可能出現的后全球化時代的美國中國學研究也許會有新的變化和發展。從美國自身戰略出發，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避免造成誤判，美國中國學所提供的“歷史知識將是不可或缺的”，全球史可能是面對“歷史敏感性”的最佳方法，“有助于培養戰略同理心以及形成對制定重大戰略至關重要的長期觀點”。

全球史試圖超越民族國家史學，但后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敘事的復歸已經在路上。全球史背后的時空邏輯，是將“全球”“置于歷史學中，梳理其與世界發展進程的聯系”，從而恢復人類所處星球被湮沒的過去。全球史本身并不否認民族國家的重要性，而是把民族國家當作全球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探索跨越邊界和滲透內部結構的參與者和參與方式，架起地方、國家、區域和全球之間的復雜軌道。目前的美國中國學全球史研究中，全球因素對于理解中國歷史某一時期的發展固然重要，但是對于中國歷史連續性的考察仍需聚焦中國長期積淀的文化傳統和思想淵源。

在美國中國學的變遷過程中，如果說“中國中心觀”范式相對于“沖擊—回應”模式是矯枉稍嫌過正的話，全球史相對于“中國中心觀”也是如此。中心和邊緣天然存在，強勢與弱勢本是常態，一味地強調去中心化，尋找對等互動，并不能還原歷史本相，也不能對相關現實問題作出準確解答。美國中國學家在全球史研究中仍需解決一個長期問題：如何超越自身的局部邏輯，增強歷史寫作本身的“全球性”，將自己的歷史書寫與所寫中國的真實的人們聯系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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