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上海三聯書店引進出版了史蒂文·霍維茨（Steven Horwitz）撰寫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導論》，為中文讀者理解和把握該學派的基本理論提供了重要參考。

霍維茨認為，奧地利學派所強調的自由市場政策和自由意志主義在最近幾十年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在“公眾面前的存在感日益增強”，標志著奧地利學派的一次復興。奧地利學派可以直接追溯到19世紀70年代的經濟思想革命。這場革命直接創造了現代經濟學方法，其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奧地利學派的開山鼻祖門格爾，甚至在20世紀初的幾十年，“奧地利學派是經濟學的主導學派之一。”

然而，伴隨著大蕭條出現的宏觀經濟學的凱恩斯主義革命和微觀經濟學的數理化，奧地利學派的影響力逐漸被削弱，“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奧地利學派幾乎消失了。”（《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導論》第4頁，下同）在20世紀70年代，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哈佛大學哲學家羅伯特·諾齊克出版了受到奧地利學派思想影響的《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一書為自由意志主義辯護，以及1973年伊斯雷爾·科茲納出版的《競爭與企業家精神》不僅標志著奧地利學派的復興，還得到不同領域學者的重視，并且影響著公共的辯論。

作者｜李晉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導論》

作者: (美)史蒂文·霍維茨

譯者:風靈

版本：上海三聯書店

2024年9月

奧地利學派的復興

霍維茨在本書前兩章提供了關于奧地利學派的歷史起源宏觀性的概述之后，在接下來的每一章為讀者分別論述了關于奧地利學派的一些重要概念和方法。第四章討論了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而在其他章節則專門討論了奧地利學派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發展如市場過程和自發秩序（第三章）、資本和計算（第五章），價格和知識（第八章），競爭和企業家精神等（第九章）；并且霍維茨也沒有忽視20世紀兩場重要的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史交鋒：計劃經濟論戰和哈耶克-凱恩斯之爭（第六章和第七章）。最后，本書還專門介紹了奧地利學派在近期的一些發展。作者采取了“廣義的歷史方法”來論述奧地利學派所強調的“主觀主義、不確定性和知識的重要性，”以及市場的“自發秩序”，讓讀者更廣泛地了解奧地利學派的立場和發展。

首先，奧地利學派的歷史起源于19世紀70年代經濟學的“邊際革命”。這場重大的范式變革導致經濟學不再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而是主張效用是價值的源泉。這就意味著一件商品的價值并不是取決于生產它所投入的勞動量和時間，而是它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人們的需求。作者指出是三位思想家杰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提出了這種范式，而門格爾“比其他兩位更強調經濟價值的主觀性……”。因為門格爾特別強調了經濟學的核心“是人類的知識”，人類知識的局限性所導致的不確定性，這也成了奧地利學派的基礎。并且門格爾的價值理論其核心是主觀主義，“賦予商品價值的并非商品本身固有的或內在的什么東西，而是人們對這件商品可以滿足某種需求的認知”（第14頁）。

霍維茨專門在第四章中討論了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方法，并且專注在了門格爾和米塞斯上。作者認為米塞斯直接繼承了門格爾的思想衣缽。門格爾1883年出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探究》中，區分了“精確定律”和“現實-經驗主義概括”，“前者是用‘如果-那么表述，今天我們通常將之與經濟理論聯系在一起……后者是對經驗規律的陳述……這些陳述不是必然的真理，只是經常觀察到的經驗趨勢。（第36頁）”作者認為門格爾和米塞斯都強調了“區分了某一特定理論的有效性以及它是否適用于任何具體的歷史環境問題。”（第37頁）換句話說，奧地利學派“不僅認為理論和歷史截然不同，而且認為經濟理論的核心是先驗的，因此無法通過經驗來驗證。”霍維茨指出這也是為什么奧地利學派的學者普遍懷疑計量經濟學的原因，因為計量經濟學不能夠通過實證性地統計發現普遍化的真理，同時這也促使現代奧地利學派超越了依賴定量研究，而更關注定性研究如訪談、原始歷史文獻等的研究。

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 1840—1921），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奧地利學派的開創者。門格爾與英國的杰文斯、法國的瓦爾拉斯同時成為邊際效用論的真正倡導者和奠基者。著有《國民經濟學原理》《經濟學方法論探究》等。

作者強調說，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的核心主張是“先驗的、不可檢驗的，不可能脫離這種先驗的理論來研究歷史，歷史不能告訴我們確定的規律”（第42頁）。這些都建立在米塞斯《人的行為》的觀點上，“經濟學的具體方法是想象的建構。”雖然經濟學是先驗的，但卻并不意味著任何實證分析都沒有意義。米塞斯“提出了關于人的思維的哲學論斷，并認為人與人之間的思維構造相似。我們都有一套心智工具來把握現實，這是我們的進化遺產。任何擁有同等工具的生命都能夠對人的行為本質進行反思……這一核心經濟學知識都不與具體情況相關；相反，它只是某些類型的思維結構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我們在地球上進化而來的人類思維結構。（第40頁）”

因此，對于米塞斯而言，經濟學中談論的人們的偏好，邊際效用遞減和供求關系，都不是建立在經驗證據的基礎上，而是我們組織思維的基本原則。借此機會，作者批評現代經濟學“有太多內容是以人的行為的錯誤前提進行的有效推理”，而奧地利學派則是需要尋找真正的經濟意義來取代統計意義，其目標是“運用具有經濟意義的經驗證據進行經濟分析。”事實上，奧地利學派秉承了米塞斯的一種新康德主義的知識論，認為經濟理論是套先驗的，通過理性演繹得出的命題，并非來自后天經驗性歸納的總結。

奧地利學派與凱恩斯之爭

霍維茨在第七章將目光聚焦在了哈耶克-凱恩斯辯論所涉及的經濟周期理論上。他將奧地利學派的商業周期理論等同于米塞斯-哈耶克商業周期理論，認為是米塞斯綜合了英國貨幣理論傳統以及維塞爾的利率理論所提出的觀點。米塞斯在《貨幣與信用理論》（1912）指出，當貨幣供給量超過了當前價格水平下的貨幣需求時，就產生通貨膨脹，從而導致商業周期。在一個良好的銀行體系下，市場利率能夠準確地反映人們的時間偏好，因此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所支付的貸款利率和消費者犧牲當前消費進行儲蓄而獲得未來消費的意愿，兩者能夠相互協調。此時，一旦中央銀行因為種種原因擴大了貨幣供給時，這些貨幣通過銀行，因為人為的較低利率而出借給借款人之后，隨著這些借款人花費掉這些貨幣，就會導致信貸擴張的后果進一步就會推動整個經濟體的物價。

米塞斯主張因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借款人和貸款人之間的時間偏好需要通過時間機制來傳遞，卻因為政府和銀行的人為干預，推動了經濟體中的價格，這種“繁榮”最終導致兩種結果：“要么通脹停止，導致商業周期的泡沫破裂，轉為蕭條；要么通脹繼續攀升……貨幣體系因過度通脹而完全崩潰。”（第71頁）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的導師，奧地利經濟學派第三代掌門人，曾任維也納大學經濟學教授、維也納商業委員會首席經濟學家。

在米塞斯看來，蕭條是這種虛假“繁榮”的糾正機制，經濟衰退是為過去制造出“繁榮”的不當投資而買單，就好比宿醉第二天的不適，這種情況反而是為了身體正在排毒的合理表現。因此，對于奧地利學派而言，“在衰退期間正確的政策是讓經濟自愈，政府最不該做的事情是試圖制造新的通脹來解決衰退。這種‘解決’只會讓最初的問題再度出現。（第71頁）”

然而，正如本書作者所指出的，1929年大蕭條導致了奧地利學派所宣稱的讓市場自我修復的理論在政治上無法立足，相比于凱恩斯的觀點，奧地利學派在提出積極的政策改革方面顯得力不從心。奧地利學派認為市場會自我修正，而凱恩斯則強調了政府在恢復經濟方面有著積極的作用。但他同時也為奧地利學派進行了辯護。霍維茨認為奧地利學派主張的是“只有在游戲規則正確的前提下，市場的自我修正過程才會有效地發揮作用。就大蕭條的情況而言，奧地利學派認為，20世紀20年代（以及30年代和40年代）的世界缺乏正確的規則。”

因此，在作者看來，并不是因為奧地利學派的理論問題，而是當時美國政府的一系列操作違背了奧地利學派的主張從而對市場造成了破壞，“大蕭條既不是資本主義內在不穩定的證據，也不是市場經濟無法自我修正的證據，而是說明了糟糕的制度和糟糕的政策選擇既破壞了市場協調，又阻止了市場的自我修正……大蕭條在很大程度上證實了奧地利學派的觀點。（第79頁）”總之，作者認為，奧地利學派并非在理論上敗給了凱恩斯，只不過是因為“它無法在大蕭條的深淵中提出改革和復蘇的積極構想……”

《世紀之戰：凱恩斯對決哈耶克》（Fight of the Century - Keynes vs. Hayek）視頻截圖。該視頻使用輕松幽默的音樂和說唱對決的形式展現20世紀兩位知名經濟學家的思想分歧。

哈耶克的知識論和方法論

在第八章中，霍維茨就指出“米塞斯和哈耶克都認為，任何正確的經濟學方法都必須從行為人的感知和觀點開始，這意味著經濟學不能在所創設的模型中對行為人知道些什么做出太武斷的假定。”為此，他專門花費篇幅討論了哈耶克著名文章《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在上文討論商業周期的部分中已經暗示著價格體系傳遞給個人各種信息，價格實際上就反映了某種知識，并且塑造了人進一步的行動。進一步就形成了奧地利學派的主張，“通過市場的價格和盈虧信號，使得他人能夠獲得我們（通常是私有）的知識，價格由此引導各個經濟主體的行為。”在奧地利學派看來，計劃經濟之所以行不通，不僅在于政府無法掌握如此龐大的數據和信息，也不能夠如同市場那樣“利用滲透在經濟決策之中的分散的、與環境相關的、默會的知識的能力。（第89頁）”

這種主觀知識論也造成了奧地利學派和其他經濟學派如芝加哥學派理解經濟學本質產生了極大的分歧。例如，芝加哥學派的弗里德曼就主張，優秀的臺球手雖然不如物理學家那樣能夠推倒出球的軌跡，說明這些精細的運動軌跡，卻并不妨礙他們能夠如同知道復雜模型一般擊打出最好的臺球軌跡。同樣，經濟學家的模型未必描述了人們的心理過程或真實思考路徑。但只要這些模型能成功預測人們的行為，那么就可以認為模型是有用的，無需過分糾結假設是否現實。

《哈耶克論哈耶克》

作者：（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編者：（美）斯蒂芬·克雷斯吉、（美）萊夫·魏納

譯者：黨成孝

版本：譯林出版社

2024年3月

顯然，哈耶克不會同意這樣的觀點，相反，他認為“人類行為的科學不能像自然科學理解物理世界的物體那樣理解人類，因為人類是基于對現實的感知而進行有目的的行動，如果只是記錄人的物理運動軌跡，那么就無法真正理解人類的行為。人們必須理解事物對人的意義，才能理解他們的選擇，這就要求任何社會科學都應以行為人的感知為基礎。（89-90頁）”因此，奧地利學派普遍認為，現代經濟學的錯誤就是將自然科學的方法應用于社會科學，相反，經濟學需要展示秩序是如何在正確的規則和制度下自發產生的原因。

奧地利學派：

不是另一種烏托邦

相比于目前社交媒體所流行的奧地利學派的各種說法，《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導論》給想要理解奧地利學派的認真初學者提供了一個有幫助的指南，也淺顯易懂地解釋了奧地利學派的一些主要觀點、方法和立場，但就我而言，此書也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霍維茨在使用和介紹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和知識論上缺乏嚴格的哲學術語的區分，結果就不免讓讀者費解。上文論述奧地利學派方法時，霍維茨近乎將米塞斯的方法論主張等同于“先驗的、不可檢驗的，不可能脫離這種先驗的理論來研究歷史，歷史不能告訴我們確定的規律”，又說“它只是某些類型的思維結構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我們在地球上進化而來的人類思維結構。”

事實上，撇開不少文獻都已指出的米塞斯對于源自康德理論的一些術語的濫用和誤解（如Pierluigi Barrotta,“A Neo-Kantian Critique of Von Mises's Epistemology” Economics & Philosophy12, no. 1 (1996): 51-66），例如康德認為先驗知識是經驗的先決條件，但米塞斯則完全將其視為獨立于經驗的知識來源，而康德的范疇（categories）即便被理解為經驗與現實感知的基本結構，但它們并不能直接作為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理論的公理基礎，事實上，米塞斯的人類行動公理（the human action axiom）根本就不足以推導出即便是最基本的經濟“規律”或原理，甚至米塞斯自己都承認，“勞動的非效用”（the disutility of labour）這一命題。米塞斯自己也承認，這一命題是經驗性的，并非先驗演繹而來。因此，作者將這種方法論稱之為米塞斯-哈耶克方法論，而忽視了哈耶克自身所宣稱的“英美經驗主義傳統”理解復雜、自生的秩序，需要結合理論推理和經驗觀察，關注人的知識局限和社會演化，卻試圖將先驗-經驗主義，先驗-進化等等術語糅合在一起使用就呈現出某種怪異。

其次，作者人為地對奧地利學派進行了“大清洗”。盡管對于一本導論性質的書，無法過多的苛責，其不可能對奧地利學派進行面面俱到的描述，但是至少從思想史的論述中需要有一些辨析。本書給我的印象是，作者刻意地通過暗示：門格爾-米塞斯-哈耶克-羅斯巴德-柯茲納等等來塑造一個奧地利學派的“正統和諧族譜”。一方面，作者沒有提供給讀者對米塞斯-哈耶克等思想差異性的論述，以及米塞斯和早期奧地利學派思想家之間的差別；另一方面，甚至在討論奧地利學派的商業周期和企業家精神時，整本書都沒有出現熊彼特的名字，不禁讓讀者產生懷疑，要么作者沒有深入掌握該主題的文獻，要么就是刻意抹殺了熊彼特的貢獻。盡管熊彼特在很多的思想層面超越了奧地利學派的范圍，但是其在方法論、商業周期、企業家精神等方面對奧地利學派卻影響深遠。例如，多次再版的斯皮格爾的《經濟思想的成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在第23章關于奧地利學派的梳理所涉及的人物是：早期的門格爾、維塞爾、龐巴維克；年輕一代的米塞斯、哈耶克和熊彼特。就算作者忽略奧地利人熊彼特的奧地利學派貢獻，即便熊彼特在商業周期和企業家精神的開創性被忽略，其重要性也足以作為一個注腳而存在，卻在這本書得到了徹底的抹殺。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另一方面，相比于過去奧地利學派有些人對于其他思想的排斥和排他性，如斯皮格爾論述米塞斯觀點的固執“使他在經濟學界處于一個極端的位置，遠離了主流，被許多當時的同行視為烏托邦式的思想家。”當作者承認奧地利學派也“需要用當代經濟學的方式重新表達”復興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又表現出了一種學術開放的心態。

除此之外，盡管哈耶克等強調了經驗和面向現實的自由，然而整個奧地利學派仍舊存在一些為人詬病的過度抽象的放任-自由和對具體的人的忽視，天真地認為市場關系完全出于“自愿交換”，而忽視了在現實中，許多“選擇”是在無力、壓制或信息嚴重不對稱的條件下被迫做出的。即便是前文所說的“排毒論”，但是這個過程中的痛苦卻并非輕易能夠抹殺和忽視的。斯皮格爾在評論米塞斯對絕對自由放任的支持時，就指出違背了前人維塞爾的教導；維塞爾在談到勞動力市場時曾寫道：“鑒于個體的無力，古典自由主義學派所宣揚的‘放任自流，自由通行’口號幾乎變成了一種嘲諷。”

實際上，這種對社會福利的爭論遠不是奧地利學派在“社會主義計算性”的大辯論那么抽象，即便哈耶克自己面對真實的市場競爭中失業者時，也不得不承認市場之外需要有一定的社會保障。近來最大的一個反諷之一，很多奧地利學派的擁躉將阿根廷的總統米萊視為奧地利學派思想的體現時，米萊卻都是依靠政府強權去推動一些并不被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改革。這實際上也反映出一個有趣的思想史現象，許多學派（如奧地利學派、芝加哥學派）盡管強調市場、自發秩序、限制政府權力，然而卻在現實中對進入政府、影響政府公權力（無論是對華盛頓還是拉美如智利、如今的阿根廷）又抱有不亞于凱恩斯主義者的對政府權力強烈的渴望。這也提醒我們需要重新審視知識和權力的關系。

最后想說一點題外話。如今人類似乎又進入了一個類似卡爾·波蘭尼意義下的大轉型，各種理論在現實面前都暗淡無光。在本書中，作者暗示著，奧地利學派的理論是好的，勝過其他觀念和“主流經濟學”，要么生不逢時，要么還不被人理解，似乎也正對應著凱恩斯在《貨幣論》中散發著實用主義的名言，“長期來看，我們都會死去。在動蕩的時期，如果經濟學家只能告訴我們：風暴過去后海面終將恢復平靜，那么他們設定的任務未免也太容易、太無用。”

米塞斯-哈耶克的同代人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曾回憶一戰戰敗后奧地利人民的生活，國家飛速地印制貨幣，各個城市、小鎮、村莊也都開始印制自己的“應急貨幣”（似乎讓人想到哈耶克的貨幣非國家化的主張），最終，當人們認識到私自印刷的貨幣根本不值錢之后，也只能棄用，茨威格說“如果哪位國民經濟學家能夠先把奧地利，之后把整個德國的通貨膨脹各個階段清楚完整地描述，其驚險程度必超過任何一部長篇小說，因為混亂局面越來越離奇。”在茨威格的筆下，那時的奧地利“道德已不再存在，唯有一條準則：投機取巧、隨機應變、無所顧忌。在這個混亂的時代，只有跳上那匹飛馳的快馬才不會被它踩在蹄下。”

電影《布達佩斯大飯店》劇照。

如同所有其他的理論一樣，奧地利學派有不少可取之處，也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如今鮮有職業的經濟學家會言必稱亞當·斯密、門格爾（這種現象當然也有其商榷之處），而是根據文獻的積累和對話來進行學科的推動和改進；換句話說，一篇有價值的研究文章，不是反復地重復前人的觀點，而是必須有自身獨特的貢獻才能夠被同行所認可，值得花時間去閱讀和審稿。正如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彼得·勃特克（Peter J. Boettke）所意識到的那樣“作為科學研究者，我們應該歡迎嚴厲的批評，因為如果我們的立場存在缺陷，我們就能通過糾正錯誤來學習并成為更優秀的科學家；奧地利經濟學不需要熱情的啦啦隊，而是需要好奇、富有創造力并且善于批判的學者，他們愿意讓自己的論點和證據隨著研究的發展和發現的推進，走向任何可能的方向。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應當展現出清晰的思考能力、表達能力和寫作能力，以深入探討經濟理論的基礎問題，并解決應用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中的緊迫問題。”（Peter J. Boettke："What is Still Wrong with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也許有朝一日，當奧地利學派不再是以一種意識形態的身份特征傳播于社交媒體，而是用其思考的魅力浸沒在社會科學的思考中，無需言必稱主義，如古老的智慧之言所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作者/李晉

編輯/李永博

校對/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