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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中的規范性問題

阿爾文·古德納（ Alvin Gouldner ）曾寫道，“社會學始于對世界的祛魅，并以祛魅自身而前行”（ Gouldner ， 1968 ： 103 ）。

就在撰寫本導論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決定，把（同性）結婚的權利載入憲法。在全球范圍內，國家對同性婚姻是認可或者至少是包容的趨勢， 這受到將 婚姻視為體現道德觀與宗教觀的人們的強烈反對。根據他們的觀點，異性婚姻在道德上是正確的社會形態。相比之下，近兩個世紀以來，社會科學一直在對婚姻和其他社會關系進行祛 魅 。人們結婚并不是因為他們應當結婚，而是因為受到社會認可的兩性關系能夠滿足各種生理、心理和社會需求。因此，社會科學以經驗上具有說服力的理論，取代了常識中混亂的說明與辯護，從而對世界進行祛 魅 。

然而，在這樣做的過程中，社會科學并未完全對自身祛 魅 。社會科學的解釋通常會訴諸社會觀、道德觀和審美觀，以及規則、慣例、實踐、標準、承諾、規章和規律。那么，我們該如何理解社會科學中的規范性？對規范性的訴求是前科學思想的殘余嗎？隨著我們的理論日益復雜，這種前科學思想殘余會消失嗎？還是說，規范性是否是社會科學不應忽視的社會世界中一個不可還原的維度？

關于規范性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問題，例示了哲學中某些最古老的形而上學問題和認識論問題。雖然哲學主要關注的是有關道德的“應當”與非道德事實之間的關系，但哲學思維始終（隱含地或明確地）包含了社會世界的理論。自 19 世紀社會科學從哲學中分化出來以后，認為規范不可還原的觀點與試圖將規范自然化的觀點之間的哲學分歧就一直存在。因此，“應當”是否可以還原為“是”的哲學問題，在越來越以經驗性與因果性為基礎的社會理論語境中展開了。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我們對社會現象的研究，受到進化論、神經科學理論與認知理論的大量啟發。大量理論和方法相結合，產生了諸如進化心理學、認知人類學和行為經濟學等領域。這些發展為規范性的傳統問題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挑戰和資源。與此同時， 20 世紀末的哲學界對規范性的研究興趣再度高漲，新的論證和分析也隨之出現。這部《社會科學哲學中的規范性與自然主義》論文集將社會科學與哲學的新近研究成果聯系起來，以全新的方式探討規范與價值在機械世界中的地位等古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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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哲學中的規范性與自然主義

（美）馬克·里斯喬德（ Mark Risjord ）主編

趙雷譯 .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2025. 3

（社會科學哲學譯叢 / 殷杰主編 ）

ISBN 978 - 7 - 03 - 081233 - 9

part 02

社會科學哲學中的“規范性”與“自然主義”

就像所有具有悠久歷史的哲學問題一樣，這一問題（社會科學中的規范性問題）所涉及的術語本身也成為爭論的一部分。因此，毫不奇怪，在本書的論文中，大部分討論都集中在如何正確理解“自然主義”和“規范性”上。為了回答本論文集所討論的問題，我們有必要明晰這兩個詞所具有的各種意義。

“自然主義”至少在三場爭論中被用來表明其立場。 第一場是元哲學爭論，其涉及哲學的方法論爭論。從這個意義上講，自然主義者是指把哲學視為科學延續的哲學家。自然主義者認為，哲學家至少需要認真對待科學成果和方法，并考慮其對哲學問題的影響。更有雄心的自然主義者采用科學的方法、理論或概念框架。當然，哲學自然主義者不必完全接受科學的表面價值。對科學實踐的批判反思，是哲學自然主義者研究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 這種元 哲學意義上，反對自然主義意味著，哲學優先于科學研究，或者獨立于科學研究?？梢钥隙ǖ卣f，本論文集中的所有論文在元哲學意義上都是自然主義的。

在第二種意義上，“自然主義”用來標示社會科學哲學中的一個中心問題：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是什么？社會科學應該（或者必須，或者能夠）采用自然科學的方法、概念框架或說明形式嗎？在這場爭論中，自然主義者認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存在連續性。反自然主義者則認為，人類具有諸如自由意志或理性等特征，這些特征使得人類研究所需要的方法、概念或說明形式有別于對非人 類對象 的研究。承認價值以及遵循規范是人類所特有的，因此，這種自然主義的認識意義是本書作者討論中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與本論文集有關的第三種意義上的自然主義，可以被稱為形而上學的自然主義，因其涉及規范和價值 1 在一個由因果和物質對象構成的世界中的地位問題。一些形而上學的自然主義者采用取消主義立場，主張最終應該用心理學或社會學的描述性詞匯來取代對規范和價值的討論。其他形而上學的自然主義者則試圖尋找重新概念化規范的方式，以使規范與生物學、神經科學和認知心理學中正在展現出的有關人類能力的圖景相一致。基于后一種形而上學的自然主義，規范是自然（因果 - 物質）世界的真實特征，這些特征產生或者隨附于人類的能力與互動。很多人認為這兩種形而上學的自然主義是不可能的。規范性具有抵制任何還原為因果 - 物質過程形式的特征。雖然形而上學的反自然主義者認為價值是獨立于事實的，但他們并不都認為規范是一種獨特的實體。本書的許多被認為是“規范主義者”的作者都想在自然世界中為規范找到一席之地。他們的觀點是否被視為是形而上學意義上的自然主義，將是 下文熱議的 話題之一。

“規范性”旨在涵蓋以范式方式來表達規則或義務的一系列現象，當然盡管任何人都無須明確表述規范。在本書的撰稿人之間存在一種廣泛共識，即任何規范的東西必須滿足維特根斯坦的要求：如果 x 是一種規范，那么根據 x 某物是正確的（恰當的、正當的）與根據 x 某物看似是正確的，兩者之間必須存在差異。根據這一要求，規范具有以下幾個特征。首先，規范不能直接等同于規律性（ regularities ）。如果存在一種規范性的自然主義解釋（在上述任何一種意義 上），那么正確與看似正確之間的差異，將必須在人類能力和人類互動方面是可構建的。第二，任何 受規范 約束的事物都可能會受到糾正、約束、贊揚或責備。當然，任何約束本身都可能被判定為恰當或不恰當。這引入了規范更深入的一個特征：規范“超越其自身”的某種特性。規范性是一種目的論概念，不是指一種來自未來的神秘的因果牽引，而是 指規范 的要求從未完全由過去的判斷所決定。某物現在是否恰當，取決于將來所 作出 的判斷。

由于本書的標題援引了自然主義和規范性之間的對比，我們很自然地把這場爭論分成了兩個陣營：自然主義者與規范主義者。前述討論表明，這種對立并非一種簡單的二分。本書討論的最廣泛的問題是，規范性的核心特征是否與自然主義的認識論形式或形而上學形式的要求相一致。以下一些論文給出了否定的答案，并得出結論——在自然主義和規范主義之間存在著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然而重要的是，要認識到自然主義和規范性的對立是爭論中的一種立場，而不是爭論的共同前提。本書中的規范主義者支持規范在理解社會世界中具有重要性，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但要肯定地回答這一主要問題，就得論證并不存在被迫的選擇。因此，本書中許多被視為規范主義者的作者，都接受了某種形式的認識論或形而上學的自然主義。但問題是他們是否能前后一致地做到這一點。

part 03

當代問題及其起源

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自然主義與規范性之間的論戰，圍繞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差異而展開。規范性現象被用來論證社會科學具有獨特的對象和方法。有人認為，自然科學通過使其 符合似律規律性 來說明現象。當我們將人類遵守法律并依據規則行事的能力，視為 一種似律規律性 或因果規律性的實例時，這種能力便無法維持。因此，人文科學需要一種理解的形式——狄爾泰的理解或科林伍德的重生成（ reenactment ）—— 該形式 與自然科學的說明有所不同。這些 19 世紀和 20 世紀早期的與認識有關的反自然主義的論點，依賴于一種新康德主義的規范性形而上學，根據這一個觀點，價值與理性密切相關，而不是還原為事實或因果律。

在 20 世紀中期，理性成為爭論的焦點。 亨 普爾關于說明的開創性論文《普遍規律在歷史中的作用》（ Hempel ， 1942 ），把工具理性納入自然科學說明的框架之內。德雷（ Dray ， 1957 ）提出反對，理由是將工具理性視為一種心理規律，未能把握行為者的理由。從行為者的視角看，行動的合理性并不僅僅在于渴望該結果這一事實，而在于該結果本身是可取的。溫奇（ Winch ， 1958 ）也反對一種納入 在似律規律性 下的科學理論和科學說明的觀念，他使用一種新維特根斯坦的規則分析，來反對人類行為的科學說明。溫奇的論證將爭論擴展到理論理性，涵蓋了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以及歷史學。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社會科學哲學中的傳統爭論由于三方面的發展而變得更加復雜。第一，自然科學的哲學觀念日益成熟。認為自然科學都遵循牛頓力學所設定的模式，已不再是合理的。 生物學、化學和物理學在它們的方法、理論結構和本體論承諾方面表現出相當大的變化。此外，很少有科學哲學家認為，自然科學必須是嚴格意義上的價值中立。這進一步消除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差異的根源。第二，在社會科學領域內，對生物機制、神經機制和心理機制的訴求已日益強勁、廣泛。這些說明似乎推進了自然主義的事業，因為它們縮小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方法論和本體論的差異。而且，這些說明為社會科學對規范現象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資源。這兩個發展使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 任何簡單 二分變得不再可能。

第三個方面的發展在于最近對規范性的解釋。在規范性形而上學方面，人們對新康德主義解釋的興趣出現了復興。這一研究在上述三種意義上都傾向于反自然主義。盡管這一研究在哲學上很重要，但尚未被社會科學接受。規范性的兩種替代性解釋——理性選擇理論和表達主義的實用主義觀——對自然主義的當前爭論表現出特殊的興趣。兩種觀點在社會科學中都具有影響力，并且都具有形而上學的自然主義資格（盡管這些資格在下文中還有待討論）。自劉易斯的《約定論》（ Convention ）（ Lewis ， 1969 ）出版以來，理性選擇理論（決策論和博弈論）一直是規范性解釋的靈感來源。在近幾十年里，許多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借鑒了日益增長的實驗研究成果，來提出規范現象在心理學上更加合理的理性選擇模型。關于表達主義的實用主義規范性分析，這些哲學理論與皮埃爾·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安東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以及其他“實踐理論家”的社會理論，存在著強烈的概念上的密切關系。以下論文批判性地回應了規范性的這三種解釋，后兩種解釋為想要構建規范性的自然主義觀念的學者提供了重要資源。

part 04

當代爭論

在最新研究發展的背景下，對如下問題的理解呈現出新的意義：“對我們自身的充分理解，是否需要訴諸規范和規范性？”如果需要，那么“對規范性的訴求能變得‘科學’嗎？”這些問題構成了本書的框架，特納（ Turner ）和勞斯（ Rouse ）的論文呈現了這場爭論的兩極。特納的論文認為，社會科學說明已經使得訴諸任何先驗規范特別是道德規范，在說明人類行動時都顯得多余。本書中的作者通常并不贊同如下觀念：規范性需要在人類互動的世界之外有一種本體論的地位。但是，他們也不同意，這種祛 魅 會消除規范性。許多作者認為，關注人類社會的規范性維度，對于充分解釋我們作為社會存在的人類是必不可少的。困難在于，如何概念化人類社會的這種規范維度，以及為什么它是不可或缺的。勞斯的文章給出了一個強有力的答案，他將規范性視為源于相互問責的實踐所構成的生態位。本書中的大部分文章直接回應了由特納和勞斯的論文引起的爭論。

在特納與勞斯的論文所提出的寬泛問題中，本書涉及四個子問題：說明、工具理性、能動性和方法論。在羅思（ Roth ）對勞斯的批評中，羅思主張：“沒有任何規范性的東西能夠或實際上發揮了真正的說明性作用?！蹦敲?，首要的問題是，訴諸規范作為一種說明是否具有任何價值。這一問題貫穿全書，其中特納、羅思、亨德森（ Henderson ）、帕萊切克（ Palecek ）、伊利科斯 基（ Ylikoski ）和庫里科斯基（ Kuorikoski ）提出了反對說明性的規范性論點，而勞斯、佩雷格林（ Peregrin ）、斯托伯（ Stueber ）、奧克倫特（ Okrent ）、埃里克森（ Eriksson ）和里斯喬德則表示贊成。隨著社會科學開始訴諸進化生物學和認知心理學的模型，這一問題爭論的基礎已經發生了變化。規范的說明角色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由使社會互動成為可能的生物機制或認知機制所執行？而這些說明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了社會科學中所聲稱的對規范性的需要？里斯喬德、斯托伯、迪尼沙克（ Dinishak ）以及帕萊切克的論文，探索了認知機制與神經機制在理解規范性說明訴求方面的相關性，勞斯、佩雷格林以及奧克倫特則利用進化生物學來建立模型。

第二個問題與工具理性有關。慎思行動（ deliberate action ）是工具理性的。因此，表面上看，規范性是解釋意向行動所必需的。此外，決策理論和博弈論似乎將工具理性的規范性嵌入它們的模型中。動機、理由或效用的規范性能用自然主義的術語解釋嗎？在這里，新近的科學發展又對這一傳統問題提出了新的見解。行為經濟學和類似的綱領對理性選擇模型的充分性提出了質疑，并指出至少這些模型需要用其他資源作為補充。而對決策和意向心理學的研究，已經對動機和選擇的大眾心理學理解提出了質疑。埃里克森、科倫（ Kore ň ）、伊利科斯基、庫里科斯基、斯托伯的論文，探討了如下問題：工具理性——無論是以大眾心理學的方式理解還是從理性選擇理論的視角理解——是否需要對在自然主義上無法把握的規范性做出承諾？

社會科學是否必須區別于自然科學這一問題具有概念維度和方法論維度。能動性與解釋（ interpretation ）的問題，對（認識論的）自然主義問題的這兩個維度 作出 了回應。社會科學中關于能動性的不同思考方式，一直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是否共有統一的本體論的爭論根源。如果人們通過理由而采取行動，那么他們必須具備怎樣的特征？需要對能動性采用什么樣的理解，才能解釋人類行動或社會互動的規范？長期以來，將人納入一個完全因果的世界體系中，一直困擾著規范主義者和自然主義者。在這里，心理學和生物學都有助于改變關于社會科學本體論特殊性的討論。在斯托伯、里斯喬德、帕萊切克、科倫的論文中，他們考察了特定認知機制如何為思考能動性的新方式提供基礎，以及這些新概念是如何嵌入社會科學理論建構中的。迪尼沙克使用最近對孤獨癥的研究，對類似心理的觀念提出了質疑，從而挑戰了有關能動性和我們說明他人行為能力的假設。奧克倫特、佩雷格林和勞斯借助生物學的資源，來概念化對規范做出回應的自然存在物，從而消解規范行為者和非規范動物之間的二元論。

社會科學哲學中自然主義問題的認識維度（ epistemic dimension ），通常聚焦于方法論問題。對于獨特方法的爭論通常始于確定人類的某些特征，而這些特征無法由因果規律性所把握。規范性是人類的一個主要特征，因此對規范進行形而上學的自然主義解釋的可能性，直接影響了認識論自然主義的合理性?？苽惙此剂藢鹘y理性選擇模型與選擇行為的新實驗證據相結合的方法論后果。帕萊切克的論文試圖從方法論上在自然主義和規范主義之間尋求折中，給予規則一種描述性角色，并輔以（非規范的）認知說明。參與式觀察通常被認為是理解人類互動規范性的必要條件。扎赫勒（ Zahle ）的論文涉及參與式觀察的認識論是否需要或促進反自然主義立場的問題。

本書論文中有關說明、工具理性、能動性和方法論等主題縱橫交錯，以至于無法將它們按這些主題來分類。這些作者們回應了一系列密切相關的問題，而且經常直接互相爭論。因此，這些論文是以辯證的方式來編排的；在大多數情況下，每篇論文都相互銜接，后一篇對上一篇的中心問題給出了相反的回答。不一定按順序閱讀各章，但是如果按順序閱讀的話，就能夠在社會科學哲學的一些核心領域中找到一條認知上令人滿意的路徑。

本文摘編自《 社會科學哲學中的規范性與自然主義 》 [ （美）馬克·里斯喬德（ Mark Risjord ）主編；趙雷譯 .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2025. 3 ] 一書“ 第一章 導 論 ”，標題為編者所加。

（社會科學哲學譯叢 / 殷杰主編 ）

ISBN 978-7-03-081233-9

責任編輯：任俊紅 趙 潔

（本文編輯：劉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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