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哲學家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是當代歐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國內思想界也有著極大的影響力，目前已有包括homo sacer系列在內的數十種著作被翻譯為中文。“一種聲音·阿甘本”系列譯自阿甘本在Quodlibet網站的專欄“Una voce”，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經其授權刊發。本文收錄了發表于2024年10月到2025年1月間的五則短文。

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

那些被殺之人的數目

我們必須再次思考啟示錄（6:9-11）里的那段話，在那里我們讀到：“（當羔羊）揭開第五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為神的道 ，并為作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大聲喊著說，圣潔真實的主阿，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幾時呢？于是有白衣賜給他們各人。又有話對他們說，還要安息片時，等著一同作仆人的，和他們的弟兄，也像他們被殺，滿足了數目。”

在滿足被殺義人的數目之前，歷史不會終結，最終審判不會宣布。也許，這就是正在我們周圍發生的事情？還有多少義人要像我們每天目睹他們死去那樣被殺？歷史定然是戰爭、死亡和殺戮的歷史。但揭開第五印的意義并非在我們生活的時代，我們必須無動于衷地等待被殺的數目滿足。就算報紙每天除了數這個數外什么也不干，我們也還是不知道這個數是什么，就像我們也不知道審判將于何時發生、它到底會不會發生那樣。我們生活在一個中間的時代，和那些已被殺戮的人一樣，我們必須見證我們所看到的和我們所相信的。在被殺的數目滿足之前，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2025年1月7日

勞動與生活

我們經常聽人因其以勞動為基礎而贊美意大利憲法。然而，不但這個術語的詞源（在拉丁語中，labor指一種令人痛苦的懲罰和一種對痛苦的承受），而且它被用作集中營標志（奧斯維辛集中營門上寫著“勞動帶來自由”）這個事實，都應當讓我們警惕，不要輕率地賦予它這樣一種積極的詞義。從《創世紀》中那幾頁把勞動呈現為對亞當之罪的懲罰的內容，到《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經常被引用的那段話——在這段話中，馬克思宣布，在共產主義社會中，與（成天）勞動相反，“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將是可能的——一種對勞動的健康的不信任，一直都是我們文化傳統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不過，還有一個更加嚴肅、深刻的理由，建議我們不要把勞動當作一個社會的基礎。這個理由來自科學，尤其是物理學，后者正是通過力——要推動一個實體（corpo）[1]，就必須對它施加力——來定義功（lavoro）[2]的。這樣定義的功/勞動必定服從熱力學第二定律。根據這個原理（它也許是真正的科學所達到的那種崇高的悲觀主義的最高表達），能量不可避免地趨向退化[3]和熵，退化和熵表達了能量系統的失序，后者同樣不可避免地會增加。我們越是做功/生產勞動，宇宙中的失序和熵也就越是不可避免地增長。

因此，把社會建立在勞動的基礎上，說到底意味著使之致力于失序和死亡，而非秩序和生命。相反，一個健康的社會不但應該反思人勞動和生產熵的方式，還應該反思他們不活動、沉思，生產非熵的方式，沒有后者，生活將是不可能的。

2024年12月24日

注釋：

[1]物理學意義的實體、物體，區別于哲學上的實體sostanza。

[2]在意大利語中，功和勞動是一個詞。

[3]能量退化指能量從做功的、集中的、有用的形式變為不能做功的、分散的、無用的形式，又稱能量耗散、能量散逸或消能。

在行動者與木偶之間

就像古人所知道的那樣，戲劇與政治密切相關，當政治舞臺消亡或消失之時，戲劇舞臺也不太可能保持活力。然而，在一個如今，政治似乎只由木乃伊（這些老古董還要求指導挖掘它們自己的工作）構成的國家，最近幾天，我們卻得以在威尼斯的一個小劇場看到了這樣一場表演。這場表演充滿了生命與智力，以至于觀眾——就像在劇場中總是應該發生的那樣——在散場后變得更加自覺，身體也幾乎煥然一新。這個奇跡的發生并非偶然。對戲劇史了如指掌（他關于戲劇史的知識堪稱典范）的皮爾馬里奧·維斯科沃（Piermario Vescovo）[1]，清醒地訴諸一個看起來小，但實際上，尤其是在意大利，肯定算大的傳統，即木偶戲的傳統。但他是這么做的——這是新的地方——即，結合六個女演員的身體的“在場”和她們掌控和移動的木偶的“在場”。這樣，在“活的”和“死的”之間，在行動的女演員的宏偉身體和木偶瘦削但同樣在場的身體之間，發生了一場無邊無際的交流（un scambio incommensurabile）。在交流中，生命不斷地流向兩個方向，最終，我們分不清到底是女演員在移動木偶呢，還是木偶在搖動女演員并賦予她們生命。那不勒斯最后的手套木偶戲大師之一努齊奧·扎佩拉（Nunzio Zappella），曾在展示他那個小小的、已然破舊的普爾奇內拉木偶時說，“他是我父親！”也許，沒有什么能比這更有效地定義木偶師及其木偶之間發生的“神秘”（il mistero）了。但通過把日本的“文樂”（即人形凈琉璃文樂）嫁接到意大利喜劇的傳統上，維斯科沃做得更多：他把哥爾多尼[2]的一個小文本（《隱姓埋名的女人》（[l'Incognita]——自作者去世后，這個劇本就再也沒被表演過）改編成一個挑釁意味十足、極其現實的東西。而從中我們可以學到的一課是，我們正在經歷的一切制度（不單是政治的）的崩潰，不一定就會令我們無能：我們總是能夠在過去中找到、在最不利的條件下保存被春化的[3]種子，在適當的時候，這種子一定會開花。

2024年11月19日

注釋：

[1] 皮爾馬里奧·維斯科沃（Piermario Vescovo），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學表演藝術教授。

[2]卡洛·哥爾多尼（Carlo Goldoni, 1707-1793），意大利劇作家。

[3]春化指利用一定時期的低溫處理，以促使種子開花結果的處理方法。

流亡與公民身份

反思這樣一個現象是好的。它對我們來說既熟悉又陌生，但就像在這些場合下經常發生的那樣，它又能為我們在他人之中的生活提供有用的指示。這個現象就是流亡。法律歷史學家還在爭論是應該把流亡——在希臘和羅馬的，原始形式的流亡——看作是在行使一項權利呢，還是應該把它當作一種受懲罰的狀況。因為在古典世界，流亡把自己呈現為賦予公民的，通過逃跑來逃避懲罰（通常是極刑）的權利，所以，流亡實際上似乎并不能被簡化為從主觀條件的角度來劃分的法律領域的兩大范疇，即權利和懲罰。因此，體驗過流亡的西塞羅才會寫道：“Exilium non supplicium est, sed perfugium portumque supplicii”，“流亡不是懲罰，而是一種庇護和一種逃避懲罰的方式”。甚至在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挪用流亡并把它設置為一種懲罰（在羅馬，這是伴隨公元前63年的《杜里亞法》[lex Tullia]而發生的）的情況下，對公民來說，流亡依然是一條事實上的退路。因此在佛羅倫薩人對但丁發起流放訴訟的時候，他并沒有在法庭上出現，并搶在法官之前，開始了自己漫長的流亡生活，甚至在有機會的時候也拒絕回到自己的城市。從這個角度來看，重要的是，流亡并不意味著公民身份的喪失：流亡在事實上把自己排除到共同體之外，但在形式上，流亡者依然屬于這個共同體。如果有人想把流亡設置為一項它實際上不是的權利，那么，流亡就會被定義為這樣一種矛盾的權利，即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從這個角度來看，流亡者也就進入了一個與主權者無區分的領域。主權者可以通過例外狀態懸置法律，和流亡者一樣，他既在法律系統之內又在法律系統之外。正因為流亡把自己呈現為一個公民把自己置于公民共同體之外的能力，并因此而就法律系統而言處于某種“閾限”上，所以，今天，它才會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引起我們的興趣。但凡長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我們所生活的國家已經進入了一個危機和所有制度逐漸、不可阻擋地解體的處境。在這種狀況——其中，政治消失并讓位于經濟和技術——下，公民不可避免地在自己的國家中變成了事實上的流亡者。今天，我們必須奪回這種內部流亡，把它從一種被動忍受的狀況，變成一種我們選擇和主動追求的生命形式。在公民甚至連關于政治的記憶也失去了的地方，只有那些在自己城邦中流亡的人才會參與政治。也只有在這個散落在無形的公民大眾中的流亡者共同體中，某種類似于新的政治體驗的東西，才會在此時此地變得可能。

2024年11月7日

失去語言的人民[1]

今天，歐洲人民變成了什么模樣？今天我們不可能看不到這樣的景觀：歐洲人民迷失了，他們忘記了曾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語言。這種喪失的模態不一，因人群而異：盎格魯-薩克森人已經走完了通往一種純粹工具性的、客觀化的語言——基本英語，在這門語言中，你只能交流和算法越來越像的訊息（messaggi）——的整個旅程；德國人似乎也走在同樣的道路上；法國人，雖然崇拜自己的國民語言，卻——也許，甚至可以說因為崇拜自己的國民語言，而——迷失在說話者和語法之間近乎于規范的關系之中；意大利人狡居于雙語之中，可曾是其財富的雙語，如今卻到處變成毫無意義的黑話。而如果說猶太人是或至少曾是歐洲文化的一部分的話，那么，在面對這一情況，即一門神圣的語言被猶太復國主義世俗化為一門國民語言的時候，記住朔勒姆說的話是有益的：“我們像盲人走在深淵邊緣一樣生活在我們的語言之中……這門語言孕育著災難……終有一天，它會反過來針對說這門語言的人。”

無論如何，已經發生的事情是，我們已經失去了與語言的“詩的/向前引出的”（poetico）聯系，并代之以一種工具性的聯系，在這樣的聯系中，相信自己在使用語言的人反而在無意識的情況下為語言所用。而由于語言正是人類發生（antropogenesi）的形式本身，故而今天，看起來受到威脅的，正是人的人性本身。不過，關鍵在于，一個人群越是迷失在其語言之中（對這個人群來說，它的語言也在某種程度上變得陌生或變得太過于熟悉），它也就越是不可能思考那門語言。這就是為什么今天我們會看到歐洲各人群的政府在失去了思考能力的情況下，把自己囚禁在一個它們沒法弄清楚的謊言之中。一個說謊者意識不到的謊言，實際上只是一種思想的“不可能”，一種在至少在一瞬間中斷與自己的“話”的純粹工具性聯系上的“無能”。而如果人不再能夠以自己的語言思考，那么，他們會覺得有必要把思想轉移給人工智能也就沒什么好奇怪的了。

不消說，這種迷失——即人群迷失于其語言之中，而這個語言曾是其生命之家——首先具有一種政治意義。歐洲正在把自己關進一條死路，而在它重新發現與它的“話”的詩/向前引出的、思想的關系之前，它將無法走出那條死路。也只有付出這樣的代價，歐洲政策——今天并不存在這樣的政策——最終才會變得可能。

2024年10月11日

注釋

[1]Popolo原本只指一群人、一個人群，在人民主權理論中才具有了人民的含義。這群人與國家（stato）結合也就變成了國民（nazione）。相應地，他們的語言也會因此而從人民的語言變成國民的語言（lingua nazionale）。注意人民的意義大于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