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波斯”曾是輝煌的代名詞：從阿契美尼德帝國到薩珊王朝，古波斯曾統治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小亞細亞，并深入希臘地區。

然而，西方工業革命之后，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伊朗卻在軍事對抗中屢戰屢敗，數次面臨亡國滅種之危。

19世紀兩次俄伊戰爭慘敗，損失約20萬平方公里領土（今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等地）。

1941年二戰期間，英蘇聯合入侵伊朗，迅速占領全境，迫使親德國王退位。

為什么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底蘊、疆土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卻屢戰屢??？

原因很多，但最核心的原因是未能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丟掉古文明包袱，有效融入并發展現代工業文明。

一、王朝周期律（制度循環）導致工業革命缺位：停滯的文明

16世紀后，奧斯曼帝國與沙俄分別成為伊朗西北兩翼的地緣強敵；

英國則從印度洋方向實施戰略包抄。

與此同時，伊朗深陷薩法維-贊德-卡扎爾王朝的周期性更迭之中，政權依賴地方部族武裝與宮廷禁軍的輪替，缺乏持續性的國家建構努力。

至關重要的是，19世紀席卷西方的工業革命浪潮未能在伊朗產生實質性影響。

伊朗既未建立支撐現代軍事（如自產火炮、蒸汽艦船）的工業基礎，也未發生類似日本“明治維新”的深刻制度變革。

其深厚的傳統文明底蘊，未能轉化為現代國家力量，反而因其固有的制度惰性與保守性，成為阻礙現代化轉型的結構性負擔。

二、與天堂太遠，與俄羅斯太近。

俄羅斯自從彼得大帝全面開始西歐后，強大起來，開始四面擴張。

初步建立了現代力量的俄羅斯對伊朗的傳統軍事體系形成了降維打擊。

1804–1813年及1826–1828年的兩次俄伊戰爭，清晰地暴露了伊朗軍事體系的落后性。

俄方優勢： 依托彼得大帝以來建立的西化軍事制度、黑海艦隊及烏拉爾工業體系。

伊方劣勢： 卡扎爾王朝依賴由部族騎兵組成的“汗軍”，火器裝備嚴重不足；財政體系脆弱，難以支撐長期戰爭的軍餉與裝備需求。

戰爭結果（《古利斯坦條約》、《土庫曼恰伊條約》）導致伊朗喪失大片領土及關稅主權，并支付巨額賠款，國力進一步衰竭。失敗的核心在于：

兵制差異： 沙俄實行征兵制與常備軍體系，伊朗依賴臨時征召的非職業化武裝。

技術代差： 俄軍擁有線膛炮等先進火力，伊軍作戰仍以冷兵器沖鋒為主。

外交孤立： 缺乏有效國際支持，英法等國傾向支持俄國削弱伊朗。

后勤劣勢： 高加索復雜地形下，俄軍可利用伏爾加-里海水陸通道，伊朗補給則依賴效率低下的山地運輸。

三、全球帝國主義時代的系統性劣勢

19至20世紀，伊朗成為全球帝國主義體系下的被動承受者。

1941年盟軍入侵： 出于確保波斯灣-里海補給線（援蘇）及清除親德勢力的戰略需求，英蘇聯合發動進攻。伊朗軍隊裝備陳舊，空軍甫升空即遭摧毀，三周內全境陷落。結果導致國王退位、油田被接管及外國駐軍長期存在，伊朗毫無有效抵抗能力。

四、霍梅尼革命后的伊朗對抗美以。

當代伊朗試圖通過發展核能力及構建“抵抗之弧”增強威懾力，其戰略最終被現代軍事技術瓦解。

霍梅尼革命后建立的“抵抗之弧”，在俄羅斯影響力鼎盛時期取得一定效果。

但隨著俄羅斯因深陷烏克蘭沖突而實質性退出中東，伊朗及其盟友（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敘利亞政府）在與美以的對抗中陷入全面劣勢。

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發動“阿克薩洪水”行動后，伊朗的地區盟友接連遭受重創。2025年6月，伊朗本土關鍵設施（包括核設施）遭受美以精確打擊被徹底摧毀，軍事力量也遭到顯著削弱。這再次證明，基于傳統地緣策略和非對稱力量，難以抗衡高度現代化的軍事技術與情報體系。

五、屢戰屢敗的結構性根源

伊朗在近代化進程中持續戰敗，原因很多，但核心在于未能成功融入現代工業文明體系。

國際體系失衡： 19-20世紀為歐洲中心主義鼎盛期，英俄等列強掌握工業、資本與全球力量投送能力。伊朗地處地緣夾縫（“擠壓區”），缺乏足以制衡強權的有效同盟。

經濟與軍工基礎薄弱： 缺乏關鍵礦產資源（煤、鐵）且未啟動早期工業化，導致現代武器（火炮、機槍、裝甲車、戰機）長期依賴進口。外部制裁極易導致軍事供應鏈斷裂。

政治體制碎片化： 王權、宗教勢力（烏里瑪）、商業階層（巴扎爾）、部族勢力長期博弈，決策過程冗長低效，難以形成中央集權下的高效“戰時體制”。

現代化進程反復中斷： 歷次現代化改革嘗試（如1906年立憲運動、摩薩臺石油國有化）均遭外部干預與內部保守勢力聯合扼殺，形成“改革嘗試→外部干預/內部反彈→半殖民地化加深”的惡性循環。

地緣戰略困境： 歷史上經濟與人口重心（高加索、里海南岸）易攻難守；內陸高原腹地雖利于防御，卻遠離主要對手，形成“進攻乏力，核心區難守”的戰略被動。

資源依賴陷阱（“石油詛咒”）： 石油出口帶來的短期收益抑制了制造業與農業的自主發展，導致國家財政、技術高度依賴國際油價與外部資本。一旦遭遇封鎖，軍事投入難以為繼。

結論

伊朗在近代以來與俄羅斯及西方強權軍事對抗中的持續失利，并非源于民族勇氣的缺失或文明的衰竭，而是其未能成功融入并發展現代工業文明所導致的多重結構性缺陷的綜合結果。

其在關鍵領域——制度現代化、工業化進程、國際聯盟構建、資本積累與科技發展——的長期滯后，加之身處帝國主義強權博弈的“擠壓區”，決定了其在面對沙俄或英美等核心現代強權時，難以在常規軍事沖突中獲勝。

其歷史軌跡深刻印證了拒絕或未能有效融入現代文明體系所必然承受的戰略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