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想一下，如果伊朗有一天突然爆發群眾抗議運動，會是因為什么原因？

八年前，伊朗就曾出現過一場持續一周，蔓延全國42個城市，參與人數多達4.5萬人的大規模反政府示威，而運動的導火索居然只是因為馬什哈德突發了雞蛋價格暴漲。

事件的結局自然是被輕易平息，但事后的歸因，卻瞬間陷入了撲朔迷離：

伊朗官方給出的解釋是美以等國在社交媒體上煽動，因為特朗普不僅在抗議中表達了公開支持，美國更是在數月后便退出《伊核協議》并放出制裁，伊朗外匯儲備縮水、通脹急遽飆升。

但也有觀點認為是伊朗的強硬保守派在煽動抗議，借民生問題削弱魯哈尼政府的合法性，畢竟匯率統一新政的失敗，確實加劇了民眾的不信任，保守派與改革派便是由此內耗升級。

先不論事件成因是否為謎，僅就我們看到的，便已經是嚴重“內外交困”的局面，到這里就不免產生一個疑問：在總統都面臨危機的情況下，伊朗憑什么能夠輕松平息民眾的抗議？

其實不光是這場運動，當我們深究伊朗的很多事件時，都會發現它們的背后，始終有一個身影。

他便是哈梅內伊……

一個委員會

1989年，當還只是中級神職人員的哈梅內伊被推舉為伊朗最高精神領袖之時，相信許多宗教學者都是感到震驚的。

畢竟，他既不是霍梅尼欽點的“宗教繼承人”，也未曾在什葉派的“馬爾賈（宗教權威）”序列中名列前茅。

就這么一位底層出身的“霍賈特伊斯蘭（第三等級）”，是如何躲過被架空的命運，反而牢牢掌控住了伊朗的國家權力中樞呢？

首先，自然離不開其革命元老的身份背書，作為霍梅尼的親密盟友，哈梅內伊在伊斯蘭革命期間一直擔任著關鍵的角色：

1979年任國防部副部長，1981-1989年任總統，這種從革命斗爭到行政體系的完整履歷，使哈梅內伊在軍政系統中積累了豐厚的人脈。

憑借這一層關系，哈梅內伊成功在遴選與監督最高領袖的“專家會議”中，獲得了88名高級教法學家委員會的絕大多數支持，成功接任了伊朗的最高領袖。

而這種近乎“法定君王”的權力，便為哈梅內伊執掌伊朗掃清了障礙，上臺后的哈梅內伊直接做出了一番“焊死車門”的操作，讓“專家會議”無法再發揮獨立職能。

他通過控制選舉“專家會議”的“憲法監護委員會”，讓憲監會的12名成員中，一半由最高領袖任命，另一半由司法系統推薦，可偏偏司法總監本身也是在最高領袖的任命中誕生。

在2005至2021年間，憲監會否決了超過60%的議會候選人，實質上成為了伊朗的“政治過濾器”，讓“監督者”變成了“擁護者”，間接把控了“專家會議”人員構成。

在這一制度閉環中，“專家會議”選出最高領袖，但候選人是否能參選、選出的人員是否忠誠，卻都掌握在最高領袖手中，這便為哈梅內伊維持其長期統治奠定了制度基石。

最為關鍵的是，除了行政系統，哈梅內伊對伊朗媒體、宗教教育體系的掌控同樣深入骨髓。

由于哈梅內伊直屬的“最高領袖辦公室”控制了國家電視臺、新聞社、出版機構等47個核心輿論平臺，年預算達120億美元。

這便為其層層傳達命令至鄉村清真寺、宗教學校和社會組織提供了保障，成功實現意識形態在社會各階層的全面覆蓋。

同時，哈梅內伊通過庫姆神學院、伊斯蘭革命研究院、霍梅尼思想中心等機構，打造出了一套完整的以“教法學家監護”為核心的政治宗教話語體系。

從女性著裝到核能開發，他每年親自發布的約3,000條教令幾乎包含了社會中出現的所有內容，在伊斯蘭教法的掩護下，這些教令更是紛紛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不過，即便最高領袖制度與宗教權威已經賦予了哈梅內伊絕對的權力，這種制度性的東西也終究存在著脆弱的一面，除非，有什么更為穩固的力量可以支撐起這一切……

一支軍隊

早在伊斯蘭革命爆發之際，哈梅內伊就一手組建起了伊斯蘭革命衛隊這個平行于國家正規軍、直接效忠于最高領袖的軍事根基。

這股軍事力量不僅下轄陸海空三軍、圣城旅等單位，更是有著多達50萬人的總兵力，這支部隊一度成為最高領袖鎮壓國內騷亂的主要依靠。

由于在兩伊戰爭中，這支部隊就展現出了驚人的忠誠與強大實力，于是在戰后，哈梅內伊便將經濟重建的任務交給了這支軍隊，間接為革命衛隊在政商兩界的崛起打開了通路。

1979至2005年，革命衛隊通過參與基礎設施重建、戰時軍工生產，逐步涉足油氣、通信、交通等多個戰略領域，其下屬工程公司戈爾博集團，更是成為承攬國家重大基建項目的“特許商人”。

在內賈德政府時期，革命衛隊的權力一度達到頂峰，他們憑借私有化浪潮大舉收購國企資產，攫取了近700億美元的國家財富，乃至接管了電信公司、油氣企業等支柱行業。

更為關鍵的是，他們依托農村宗教網絡與民兵組織，間接控制著伊朗基層經濟命脈，因此即便后來進軍了走私、黑市等非法經濟行業，也在最高領袖的默許下無人問責。

因為哈梅內伊清楚的知道，經濟壟斷是政治忠誠的根本，伊斯蘭革命衛隊為核心的軍事-經濟復合體，既是武裝力量又是商業集團，這就為其政治穩定更添一重保障。

2009年伊朗總統選舉風波后，哈梅內伊直接授權革命衛隊將領擔任內政部長、情報部長等要職，形成“衛隊-官僚復合體”，強化對體制的全域掌控。

這樣一來，革命衛隊便不僅僅是哈梅內伊權力運作的骨干，更是成為其維持神權政體穩定的關鍵支柱，軍隊與商界不再分離，國家利益與組織利益由此高度交織。

在這樣的基礎上，革命衛隊所主導的“抵抗經濟”政策，也成為了哈梅內伊對抗外來制裁、維持內部團結的得力武器。

他將經濟困境塑造為“對抗西方的圣戰”，讓民眾在忍受高通脹和物資匱乏的同時，仍不失對政權的認同。

這便是為何在魯哈尼為首的改革派試圖削弱革命衛隊而深陷政治危機之時，哈梅內伊卻可以“游刃有余”地平息一切騷亂。

而在“游刃有余”的背后，更是有著一套完整的執政理念體系，統籌著哈梅內伊手握的權力……

一個理念

在伊朗政壇站穩腳跟，僅靠一紙政體或一支軍隊遠遠不夠，哈梅內伊之所以能夠長期執掌國家核心權力，靠的是一整套有理論、有策略、有操作路徑的執政理念體系。

這套邏輯不僅為他的政策提供了方向，更是塑造出一種獨特的伊朗治理模式，在波斯灣的風云變幻中保持住伊朗政體的穩定。

哈梅內伊始終強調，伊斯蘭革命的核心不是改變政權，而是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族自主”，這不僅體現在政治上排斥西方的干預，更體現在科技、經濟和文化上對西方的全面脫鉤。

這種反對并不是出于短視的民粹主義，而是基于長期的歷史記憶，從19世紀西方對愷加王朝的殖民，到1953年摩薩臺政變中被CIA顛覆，哈梅內伊很早就認識到外部干涉是伊朗屢遭挫敗的重要根源。

盡管哈梅內伊對美國的批評從未手軟，一度稱其為“大撒旦”，但他的外交策略卻并不僵化，甚至提出過“英勇的靈活性”重要原則。

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伊朗可以與美國談判，但堅決不會放棄底線，這就是為何在伊核問題上屢次與美國對著干。

即便配合國際行動，也還要堅持自己的獨立判斷，所以在阿富汗戰爭早期哪怕伊朗與美國展開了深入的情報合作，卻也從未影響伊朗“反美”的立場。

這種戰略上的敵意配合戰術上的靈活，使哈梅內伊在面對“阿拉伯之春”顏色革命或“伊斯蘭國”恐怖主義崛起的重大區域變局時，仍然保持輸出革命理念，避免被拖入泥潭。

可就算已經如此“順風順水”，哈梅內伊的危機感也并未減少，在2014年接受前列腺癌手術之后，關于接班人問題一度引發國內外的密切關注。

雖然他親自推動“專家會議”主導的領袖遴選機制，試圖再次為伊朗體制未來的平穩過渡提供法理依據，但現實往往更為復雜。

抵抗型經濟尚未徹底替代石油依賴，面對青年的就業壓力與中產流失難題，意識形態認同也在年輕群體中逐漸弱化，甚至就連革命衛隊的權力膨脹，也蘊藏著“失控風險”。

因此，哈梅內伊的執政理念雖然為其提供了穩固的統治基礎，但這套理念能否在他之后繼續維持伊朗的穩定，仍是等待實踐檢驗的難題……

有人說哈梅內伊是霍梅尼的“影子”，一生活在前任的光環之下，但如果沒有他，伊朗可能早就因內斗外壓或社會動蕩漸趨分崩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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