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伊朗社會的矛盾日益尖銳，經濟凋敝、政治高壓、女性權利被系統性剝奪，民眾的不滿情緒在街頭抗議與網絡吶喊中不斷爆發。然而，每一次抗爭似乎都未能真正撼動這個神權政體的根基。國際社會的譴責、經濟制裁、甚至軍事威懾，都未能帶來實質改變。這讓人不得不思考，如果伊朗人民自己不徹底覺醒，外部的“救贖”是否真的有用？

過去幾十年，西方國家對伊朗實施了多輪嚴厲制裁，試圖迫使德黑蘭政權改變其核政策、人權記錄和地區擴張行為。然而，這些制裁的最終承受者往往是普通伊朗百姓，物價飛漲、藥品短缺、就業機會銳減，而統治精英們依然掌控著國家資源，過著特權生活。

國際社會對伊朗女性的遭遇表達了強烈憤慨。2022年，22歲的庫爾德女孩瑪莎·阿米尼因“未正確佩戴頭巾”被道德警察毆打致死，引發全國性抗議。歐美多國政府譴責伊朗當局，社交媒體上也掀起“#WomenLifeFreedom”運動。然而，當熱度消退后，伊朗的道德警察依然在街頭巡邏，更多的女性因“著裝不當”被逮捕甚至判刑。

外部的憤怒與制裁，甚至包括這次以色列和美國的軍事打擊，終究無法替代內部的變革動力。 伊朗神棍政權深諳“危機管控”之道，當國際壓力增大時，它稍作讓步；當輿論關注減弱時，它又收緊控制。這種“貓鼠游戲”已經持續了幾十年，而伊朗人民仍在等待真正的改變。

伊朗并非沒有抗爭的力量。從2009年的“綠色運動”到2019年的燃油抗議，再到2022年的“頭巾革命”，民眾的憤怒一次次爆發。但每一次，政權都能依靠暴力機器和意識形態控制（宗教宣傳、網絡審查）將反抗鎮壓下去。

問題的核心在于，伊朗社會尚未形成足夠強大的覺醒共識。部分民眾仍被宗教敘事束縛，認為反抗政權就是對抗“真主的意志”；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群體雖有不滿，但缺乏組織性，容易被分化瓦解；年輕一代渴望自由，但多數人仍選擇“逃離”而非“改變”，每年數以萬計的伊朗人通過留學或非法移民離開祖國。

相比之下，1979年伊斯蘭革命的成功，正是因為當時伊朗社會形成了跨階層的廣泛共識，巴列維王朝必須被推翻，而今天的反抗運動，尚未達到這種程度的集體覺醒。

對伊朗而言，外部軍事打擊或許能短暫削弱政權，但若沒有強大的本土民主力量填補權力真空，結果很可能是更極端的勢力上臺，或者國家陷入內戰。

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伊朗社會內部，伊朗政權維持統治的重要手段是恐懼，秘密警察、任意逮捕、酷刑、公開處決，只有當更多人敢于站出來，恐懼的枷鎖才會被打破。

國際社會的聲援固然重要，但最終，伊朗的命運必須由伊朗人民自己決定， 外部的制裁、輿論壓力甚至軍事行動，都無法替代一個民族的覺醒與抗爭。一個民族的命運，終究掌握在自己手中，外部的同情與憤怒，無法替代內部的覺醒與抗爭。

正如匈牙利詩人裴多菲所言：“若為自由故，生命與愛情皆可拋。”

如果伊朗人民不能徹底覺醒，那么再多的同情與憤怒，也只會淪為社交媒體上的一陣風。真正的救贖，永遠始于自我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