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泰國的政變之日,曼谷總理府就此改天換地。但在短短四年后,中國汕頭港務大樓的董事會名單上卻亮起了同一個名字:英拉·西那瓦。
這位泰國政壇有史以來的首位女總理在政治生涯跌入谷底時,竟然在異國他鄉上演了令人瞠目的商業轉型。如此傳奇的華麗轉身,甚至就連普京總統,都不得不發出驚嘆。
2018年底,中國工商登記信息網上的一條變更記錄突然引發轟動:汕頭國際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的新任董事長欄里,赫然出現了“英拉·西那瓦”的名字。
看到這條消息的泰國人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個因“大米瀆職案”流亡海外的泰國前總理,居然在中國搖身一變成了企業掌門人。
這戲劇性的一幕,連國際政要都忍不住側目。有報道稱,連俄羅斯總統普京聽聞此事后都表示驚嘆。
畢竟在政治圈里,政變下臺通常意味著政治生命的終結,但英拉卻在流亡路上打開了一扇意想不到的門。
時間撥回2014年5月,曼谷街頭坦克橫行,時任泰國總理的英拉被軍方帶離總理府。隨后憲法法院判處她五年監禁和天價罰款。
就在人們以為這位政壇明星將就此黯淡時,2017年8月的終審前夕,英拉以“身體不適”為由遞交請假信,隨后人間蒸發。
短短四十八小時,她已出現在新加坡樟宜機場過境區,隨后輾轉香港抵達上海。整個過程精密得如同軍事行動,護照、簽證、專機行程無縫銜接,連泰國政府事后調查都找不到破綻。
英拉的故事要從她的政治巔峰說起。2011年8月,頂著“他信妹妹”光環的英拉以壓倒性優勢贏得大選,成為泰國歷史上首位女總理。
她上任后推出一系列惠民政策:30泰銖看病以及學生平板等計劃。這一系列政策的頒布,也迅速為她贏得了民心。
最具爭議也最關鍵的,是她力推的大米收購政策。政府以高于市場價四倍的價格統一收購農民稻米,計劃在國際市場高價售出賺取差價。
這個初衷美好的計劃卻遭遇現實重擊:全球米價不漲反跌,東南亞糧食大豐收,泰國倉庫堆滿滯銷大米,財政缺口逼近100億美元。
農民拿不到錢,米商囤貨觀望,曼谷街頭抗議不斷。2014年5月,軍方坦克開進總理府,英拉政治生涯戛然而止。
法院最終以“濫用職權”罪名判處她五年監禁,誰都以為這位女政治家的故事到此為止了。而英拉突然失蹤的消息,也著實令國際社會感到震驚。
當外界還在猜測英拉去向時,她早已在上海外灘的寫字樓里開始了新生活。2018年底的工商變更信息顯示,她通過境外實體“Serene Pacific Holdings”收購汕頭國際集裝箱碼頭。
這個選擇看似出人意料,細想卻在情理之中。英拉家族祖籍廣東梅州,她的高祖父在清末從梅州移居泰國,母親則是中泰混血。
這種深厚的華人血統背景讓她在中國擁有天然的認同感,她曾多次回梅州祭祖,參加宗親活動,甚至為紀念堂題字。用她自己的話說:“落葉歸根不是情懷,是義務?!?/strong>
掌舵汕頭碼頭后,英拉展現了雷厲風行的商業手腕。上任三個月內啟動擴能計劃,實現了這一企業的不斷擴張。
2019年,她又現身廣東江門,入股一家瀕臨倒閉的集裝箱制造廠擔任副董事長。要知道她在接手之前,這家工廠原本設備老舊,經營困難。
英拉主導引進了全自動機器人生產線,短短兩年產品就打入歐美市場,躋身全球前十。當地統計年鑒特意將其列為“外籍董事戰略改造案例”。
2023年,泰國政局出現微妙變化。曼谷大學生在街頭舉牌抗議“還政于民”,聲浪直逼最高法院。這也給了英拉翻盤的可能,泰國法院也開始了重申。
整個重審過程異常低調——沒有電視直播,記者只能在法院門口等簡報,連英拉的律所都沒開新聞發布會。但低調之下效果顯著。
最終在那一年的12月26日,泰國憲法法院裁定撤銷所有指控,“濫用職權”罪名不成立。消息一出,全泰股市應聲反彈,連香港股市也跟著上漲。
三天后,英拉的私人飛機降落在清邁機場,沒有歡迎儀式,沒有媒體采訪,她直接乘車回到家族老宅。三小時后,律師團出現在電視臺,正式宣布“英拉恢復一切政治權利”。
這次回歸,英拉選擇了不同以往的政治策略。她沒有復出競選公職,而是通過調整黨內人事、指定代理人參與大選機制,被支持者稱為“影子總理”。
她的兄長他信也結束流亡回國,兩人在清邁老宅的合影雖無言,卻傳遞出西那瓦家族重聚的明確信號。
身份轉變并未影響英拉在中泰之間的商業布局。她仍是汕頭集裝箱碼頭的董事長,繼續以企業為支點推動兩國合作。
2024年,她所在公司與中國兩家新能源企業簽署協議,共建曼谷—汕頭—南寧物流通道,目標三年內實現新能源整車出口。
英拉的故事很難用傳統的流亡敘事來概括。當其他政治流亡者還在為生存發愁時,她已在異國重建事業版圖。
當多數下臺政要被歷史遺忘時,她以非官方身份重回權力走廊。這種雙重路徑背后,是她精心編織的邏輯線:
家族網絡是她的根基。流亡期間每年春節前,她都會包機飛回清邁探親,雖避開媒體鏡頭,卻維系著家族紐帶。
這種血緣聯結成為她東山再起的支撐,如今侄女貝東丹成為泰國總理熱門人選,競選綱領中的“平衡城鄉發展”等政策,與英拉2011年的政綱如出一轍。
當年從曼谷倉促撤離時,沒人能想到這位前總理的下一站會是汕頭港的董事長辦公室,更沒人料到她的商業版圖會成為中泰合作的特殊橋梁。
如今穿梭于汕頭碼頭集裝箱群中的她,身份早已超越“流亡者”或“董事長”的單一標簽,成為政治跌宕與商業智慧交織的獨特符號。用企業家的身份完成政治家未竟的理想,或許就是這個時代最傳奇的轉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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