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6月26日，卓別林自編自導自演的《淘金記》首映，昨天是這部杰作上映100周年的正日子，全世界70多個國家和地區同步重映4K修復版《淘金記》，中國影院參與了這場遍及全球的電影百年慶典活動。曾在內地院線成功發行阿彼察邦導演《記憶》和寶拉·柯特萊西導演《還有明天》的“浪漫電影發行科”，負責了《淘金記》昨晚在中國37個城市的100場特別放映。

盡管“全球同步上映”是好萊塢大制作常用的商業發行策略，但是在全世界如此大范圍地同一天重映一部一百年前的老電影，這構成一次打破常規電影發行模式的文化行動，世界各地的電影修復和遺產保護機構、老電影的版權擁有者以及發行商們，有意識地把早期電影提升為全世界共享的人類文化遺產。

100年前，《淘金記》在美國上映，票房達到當時驚人的600萬美元，位列默片電影票房榜單第五。這是卓別林本人最滿意的一部電影，他多次公開表示這是他最希望被世人銘記的作品。

進入1920年代之前，卓別林已經在愛爾蘭裔制片人塞納特創辦的專門制作喜劇的“基石”電影公司里演了一系列古怪滑稽的角色：一事無成的失敗者、浮夸的流浪漢、天真的鄉巴佬，這些人在神經質的、充滿不可預測變化的新世界——也就是20世紀初的美國——格格不入，卓別林從這些光怪陸離的丑角里，發展出他獨立創作階段塑造出的獨一無二的“流浪漢”：頭戴圓帽，身穿松垮的舊衣服，腳上蹬著太大的皮鞋。他把歐洲的傳統啞劇技巧發揮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展現出赤貧和優雅同時在場的曖昧氣質。電影史學者馬克·卡曾斯在《電影的故事》這本專著中評價：“卓別林對喜劇電影發展的貢獻，有如格里菲斯對劇情電影所作的貢獻。他在生動的劇情中注入細膩的情感，他讓電影從雜耍的技巧走向人性化的表達。”

《淘金記》是對這番評價的具體演示，這部電影也集中了卓別林原創的那些最深入人心的喜劇場面，它入選了美國電影學會評選的“百年百大電影”和“百年百部喜劇片”。

《淘金記》的拍攝歷時17個月，耗資90萬美元，這是當時最昂貴的喜劇電影，因為卓別林極具開創意識地把動作喜劇安置在重大歷史事件的背景中，影片開場戲是成群結隊的淘金者翻越美國和加拿大邊境的雪山山口，當年動用600名群眾演員在雪線以上的山巔實景拍攝。卓別林深入研究了1890年代的“克朗代克淘金潮”，10萬懷揣發跡夢的淘金客徒步穿越北美荒涼的冰原，來到加拿大北方、北極圈外的育空地區，他們中的大部分命喪半途，幸存下來的人們又卷入“人吃人”的噩夢。

卓別林用喜劇的表達間接地觸達“欲望”如何“吃人”的悲劇真相，他在表演中不可思議地融合滑稽快樂的小丑、啞劇、尖銳的社會批判和情節劇的溫情場面。煮食皮鞋、跳面包舞和搖搖欲墜小木屋里險境逃生，卓別林表演生涯的這些高光時刻，其實都來自《淘金記》，法國導演特呂弗盛贊卓別林“在電影里創造了一種具有說服力且帶有巨大美感的邏輯”。這部在一百年里持續吸引著新老觀眾、給幾代人帶來“90分鐘快樂”的電影，它的主題是關于極為痛苦的饑餓和孤獨，被放逐在廣闊冰冷北極圈里的小流浪漢，渴望著人類基本的生存需求，以及被他人所接納。

特呂弗曾是廝混于底層的問題少年，他因為意外被知識分子收養而成為“偏差的幸存者”，所以他在功成名就以后仍然敏感地觀察并總結：“從電影誕生起，拍電影是屬于特權群體的人們做的事，拍電影的人和看電影的人之間，一直存在著一道文化和家庭出身的鴻溝。”而卓別林是個罕見的例外，他用天賦躍過那道鴻溝。他在很小的年紀被酒鬼父親拋棄，目睹母親被送進瘋人院，現場慘烈，從九歲起，他是“抱著肯辛頓路墻根”的流浪兒。作為局外人的觀眾可能很難注意到一些滑稽又心酸的細節：即使在他最早的那些毫無情節可言追逐電影里，卓別林比任何的同行都跑得更快更遠，因為饑餓和逃逸是他身體記憶的一部分，極度悲慘的童年生活塑造了他不同一般的爆發力。

特呂弗對《淘金記》作出的哀切評價：描述饑餓的電影人有很多，但在這方面擁有和電影里同等程度親身經歷的，也許只有卓別林。

《淘金記》充斥著匱乏感和暴力泛濫的絕望環境里，卓別林扮演的流浪漢不僅是挨餓的，他的脆弱還因為他遭到排斥，無論在熙熙攘攘的淘金小鎮的舞廳里，還是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他總是被孤立的個體。

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分析過，卓別林創造的“最邊緣的邊緣人”，以及他的啞劇表演方式，與他本人的生命經歷有很深的關聯。因為母親的瘋病，他作為一個無人監管的流浪兒，在極端孤獨的環境里，飽受道德非議和攻擊，他和“身邊的世界”是疏遠的。唯有啞劇表演的天賦讓他從孤獨中掙脫出來，悲哀的是，這份天賦很可能來自他瘋了的母親。巴贊從病理學家貝特爾海姆有關自閉癥兒童的著作中得到啟發，認為卓別林的喜劇表演邏輯和自閉癥孩子的行為邏輯有著相通之處。“他是這個所謂正常世界的局外人，但他并不害怕，會采取積極行動。只是，當他與世界接觸時，對身邊事物的使用方式往往不符合它們在日常中的功用。”巴贊希望觀眾特別關注《淘金記》的“面包舞”，這就是“生活事物轉移作用”的最漂亮例子。

這樣的流浪漢，以及存在于他背后的卓別林，看起來是無法實現社會化的“異數”，但這些表演中傳達的溫柔真相是——個體渴望進入社會，渴望從人際關系和團結的社群中得到情感安慰。也真因為這樣，《淘金記》、流浪漢和卓別林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不但沒有過時，反而引發了更強烈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