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時代周報 作者:傅一波
83歲的蔡瀾走完了他“吃吃喝喝”的人生旅程。
根據微博認證賬號“蔡瀾”6月27日的消息,蔡瀾于6月25日在親友陪同下,于香港養和醫院安詳離世。遵從其本人意愿,為免叨擾親朋,不設任何儀式,遺體已火化。
1941年8月18日,祖籍廣東潮州的蔡瀾,出生于南洋新加坡。他曾求學日本,19歲開始從事電影工作,輾轉泰國、前南斯拉夫、韓國、西班牙等國,于60年代定居香港。
蔡瀾(1941-2025)與金庸(1924-2018)、倪匡(1935-2022)、黃霑(1941-2004)并稱“香港四大才子”,如今四人均以離世。
黃霑、蔡瀾、倪匡
作為最后一位才子,蔡瀾有太多身份,知識分子、作家、電影監制、主持人、美食家……他說,活過最重要的是讓人生變好玩,“是我玩這世界,而不是這個世界玩我。”
在《十三邀》里,許知遠問他:“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讀圣賢書所為何事,這些東西該怎樣平衡?”
蔡瀾說:“吃吃喝喝才可以平衡。”
許知遠又問:“在這個時代做一個享樂主義者意味著什么呢?”
蔡瀾說:“你想通了什么都可以。”
瀟灑一生
“瀟灑”的概念有多種維度,基本要義是形容舉止大方自然,作風灑脫不拘束——二者蔡瀾兼備。
比如,他一念之間就放棄了干了40年的電影工作。而事實上,蔡瀾眾多頭銜中,電影人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個,但那是他故事的開始。
彼時,蔡瀾年滿16,按新加坡法律規定,需要強制服兵役。當時靠邵逸夫的哥哥邵仁枚幫忙,以人才發展為由將蔡瀾送去了日本,而邵仁枚將自己的兒子送進服兵役。蔡瀾之說以此后的電影生涯大部分留在邵氏(1980年離開邵氏進入嘉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份恩情。
蔡瀾還沒從日本大學藝術學部電影科編導系畢業時,就成了邵氏(電影)的駐日代表。后來,他在隨著電視機逐漸普及的上世紀中葉,扎進了愈發如日中天的電影界,他幾乎在電影的每一個環節上工作過,包括道具、木工、副導演、攝影助理等。
在他從影的那40年里,正是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而他監制的身份,也得以認識張徹、成龍、倪匡等當時香港的知名人士,才華加人脈,成就了最初那個瀟灑的蔡瀾。
這些性格也映射到了他的作品里,比如《重案組》的名場面,九龍城寨拆除時,他動用40臺機器、幾噸炸藥邊炸邊拍;而遠赴巴塞羅那,在一個匯集了畢加索、米羅、達利和高迪四個藝術家的城市,蔡瀾邊寫劇本邊拍,才華得以盡情釋放。
但逐漸地,隨著香港電影在華語世界的流行,電影公司也越來越注重投入產出,這為蔡瀾的離開留下了伏筆。
1997年左右,蔡瀾問邵逸夫:“我們一年能拍40部電影,能不能拍39部賺錢的,一部是為了藝術為了理想的?”
邵逸夫反問:“我們為什么不能拍40部都賺錢的片子呢?”
聽完這話,從影40年,研究無數頂尖電影的蔡瀾突然發現,自己忽然不喜歡拍電影了。
用蔡瀾自己的話說:“一生做錯了一件花40年才知道是錯的事。”
后來,從電影行業抽身的蔡瀾便徹底轉向了寫作。“因為寫作不用考慮巨額的制作費用和劇組人員的心情,不滿意可以重寫,寫成狗屎大可不發。”
實際上此時的蔡瀾已經筆耕多年。1980年前后,香港文壇有一個共識:一個作家寫專欄,不在金庸創辦的《明報》上寫,就沒有江湖地位。為了上《明報》,蔡瀾找好友倪匡喝酒,然后擺脫倪匡找金庸說說,給自己開個專欄。
自此,倪匡和金庸只要一喝酒,就聊寫作,然后盛贊蔡瀾的文章。金庸聽的多了,反問倪匡:“你說的那個蔡瀾,能不能把他的文章拿來我看看?”
圖源:豆瓣
此后,蔡瀾陸續成為香港各大報社的專欄作家,而蔡瀾的人生因為文字而更為“瀟灑”——廣泛愛好在告別電影后得以伸展,他一貫的努力讓自己在每一個愛好上都做得有聲有色——寫字、品茶、做菜、篆刻、畫畫、走世界、辦節目一件事他都認真地玩,玩得深入、玩得純粹。他一周寫14篇專欄,書出200多本,幾乎壟斷港媒副刊。或許這些成就,也給他決然地離開電影節增添了底氣。
而他的瀟灑,絕非輕浮。金庸說他“率真瀟灑,對失落處之泰然”;倪匡贊他“雖魏晉風流,猶有不及”。
他曾說:“人生不是拿來用的,是拿來嘆的。”在那個講究效率與結果的時代,蔡瀾卻用亞洲獨有的老錢風——慢,來感受人生悲喜。
蔡瀾的一生,就如同他案頭閑章的字一樣:少年子弟江湖老。
一覽眾生
他真正痛哭過的只有兩次,一次是父親去世,一次是恩師馮康侯離世。
他的父親蔡文玄,是邵氏在新加坡的第一位職員,也是詩人、廣告人、電影人。他寫旅行詩,研讀古典,工作之余親自雕刻冬瓜盅的外皮。母親洪芳娉則用甘草湯晶做芒果干,夜里由女兒擺攤賣,撐起一家人生計。
這樣的家庭給蔡瀾的性格刷上了底色:要有事業、也要有愛好,也得有錢。
當著三種底色湊到一起,也成就了蔡瀾創辦的《今夜不設防》這一華語訪談史上最自由奔放的一檔節目。
實際上這檔節目始于倪匡的一段戀情。1989年時,54歲的倪匡喜歡上了一個媽媽桑,經常拉著蔡瀾和黃霑去媽媽桑的夜總會喝酒,而為了幫助倪匡,三個人喝完酒后還要講故事逗媽媽桑開心。
當蔡瀾發現這一晚上消費一兩萬的時候,忽然意識到酒不是最好的酒,女人也不是最美的女人,尤其是花了那么多錢還要逗人開心,就開玩笑:“太不值了,這簡直就是花錢給別人講笑話聽嘛!”
于是三人決定,搞一個深夜清談節目,請最好看的明星當嘉賓。于是蔡瀾與倪匡、黃霑把《今夜不設防》搬上熒幕,在節目錄制之前,他們會先和嘉賓喝酒聊天,讓嘉賓放松警惕,于是在《今夜不設防》里,香港人聽到了張國榮講抽煙、看王祖賢講情感,做了一場集體解壓的盛會,那些對這三大才子不設防的人還有周潤發、成龍、羅大佑、林青霞、關之琳、李麗珍、張艾嘉、惠英紅、陳玉蓮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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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晚年的書寫中,蔡瀾常懷舊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說那時“貧窮卻優雅,懂得享受”。他說那是“很有閑情的小鄉村”,說得讓人想哭。他寫十三妹,一位不露面的越南華僑女作家,用了十年資料寫小說《追蹤十三妹》,在那個虛實交疊的故事里,他藏了自己全部的文化敬意。
他說:電影拍完了,最怕是“沒人看”。人生亦如此吧。好時光里,有人看見你、記得你,才不孤獨。他寫書、做節目、開餐廳、辦展覽,無非是想讓“好東西”被更多人看到。
蔡瀾有根刻著小人臉的手仗,那是他親手為摯友倪匡挑選的禮物。倪匡去世后,早已磨舊的手仗成了蔡瀾的隨身物。
他說:“我這輩子什么都玩過了。你問我有沒有活過,我說:我活過。”
這句“我活過”,如今讀來已帶幾分離愁。那個不再回來的時代,那個知道怎么“嘆世界”的人,已不在我們身邊。
但他留下的東西太多——200多本書、上百檔節目、街角茶餐廳的合影、一道冬瓜盅、一個笑著的小杖頭。
他在《老友記——后事》 里訴說著自己的人生觀:做人,還是不要刻薄自己,由小地方尋找樂趣,多抽煙、多喝酒,多講笑話,后事,想那么多干個鳥?
2018年,查良鏞,也就是金庸去世時,蔡瀾在紙上悄悄寫下“一覽眾生”,如今,他也隨著好友去到了一覽眾生之地。
在金庸葬禮上,送給親友紀念冊最后一頁,用了楊過最后一句話:今番良晤,豪興不淺,他日江湖相逢,再當杯酒言歡。
就此別過蔡先生。
縱有不舍,但亦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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