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汪偽政權的三號人物周佛海在獄中病逝,臨終前他身材消瘦,就像是一堆干柴。
由于罪孽深重,南京方面原本判處周佛海死刑,但考慮到他后期曾配合軍統工作,于是在蔣介石的授意下改判為無期徒刑。
然而,罪大惡極之人自有天收,周佛海實際服刑時間其實只有兩年。
周佛海病照
得知父親病逝,周幼海的內心毫無波瀾,父子二人的關系曾血濃于水,但隨著周佛海走上賣國求榮的道路,兩人早已分道揚鑣。
反復無常的父親
周佛海出生在湖南沅陵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雖年幼時家境沒落,但周家始終沒有在教育上節省開支。
周佛海從小就被送進了當地最好的新式學堂讀書,少年時期,就在自己的作文《論抱負》中表達出了對政治的濃厚興趣。他直言:“如果我能當上內閣總理,不枉度此生矣。”
后來因為成績優異,周佛海被送到了日本深造。在日本期間,周佛海深深的被馬列主義所吸引,并且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
周佛海青年照
1921年,年僅24歲的周佛海參加了中共一大,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周佛海還曾與毛主席同睡一張床。
在陳獨秀種種原因不能主持中央局工作時,周佛海代任過中央局書記,由此不難看出他在黨內的地位。
中共成立后不久,周佛海便回到了日本繼續讀書,并考進了京都大學。起初周佛海還沒有忘記自己的信仰,在日本也積極進行黨務工作。
周佛海
但日本畢竟是個資本主義國家,對于共產主義的警惕性非常高,周佛海的秘密行為也引起了日本警方的注意,學校也屢次警告他“禁止從事紅色革命相關的活動,一經發現,一律開除學籍”。
在校方的恐嚇下,周佛海的內心開始動搖,為了保住學籍,他選擇與中共地下黨斷絕了聯系。
1923年,周佛海畢業回國,他本想回歸組織,但卻遭到了拒絕,理由是“失聯太久,組織無法確認他的忠誠性”。
周佛海對此十分不滿,拒絕接受組織的調查,并且多次公開發表不當言論,他的行為引起了國民黨右派戴季陶、鄒魯等人的注意,在戴季陶的引薦下,周佛海擔任國民黨中宣部秘書,每月薪水為200大洋。
周佛海(中)
除此之外,周佛海還憑借這層關系進入了廣東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月俸為240大洋。
對比一下,同時期的北大校長胡適月薪為300大洋,魯迅為250大洋,并且經常拖欠,毛主席僅為8塊大洋,周佛海的月俸440大洋在當時是妥妥的收入第一梯隊。
1924年,周佛海正式脫黨,從此成為了蔣介石的得力干將。當時周恩來正好在黃埔軍校任政治部副主任,在廣州時多次找到周佛海,勸他迷途知返,但均遭到了拒絕。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后,周佛海積極參與清共行動,多次發表文章抨擊中共。汪精衛在武漢另立政府之后與蔣介石針鋒相對,周佛海又把汪精衛罵了個狗血淋頭。
隨著北伐的失敗,國民黨內部的斗爭越來越被唾棄,1927年7月12日,在馮玉祥的倡導下實現了“寧漢合流”,南京和武漢兩個政府暫時合并,而周佛海則是陰差陽錯之間成為了汪精衛的手下。
汪偽政府成立
汪精衛心里清楚周佛海是蔣介石的紅人,為了不被指責“破壞北伐,蓄謀黨爭”,汪精衛即便恨透了周佛海,但也并未過多難為他。
周佛海也是借坡下驢,對汪精衛十分諂媚,汪精衛對他的態度也開始轉變。
抗日戰爭爆發后,國軍一潰千里,蔣介石被迫遷都重慶,當時很多人都以為中國會被日本全面占領,蔣介石也將成為階下囚,一向善于見風使舵的周佛海再次選擇背刺老領導。
1938年12月18日,周佛海宣布支持汪精衛的“曲線救國”策略,這種賣國求榮的行為遭到了國共兩黨的指責,汪精衛卻對他越來越信任,周佛海成為了汪偽政權中除汪精衛、陳公博外的三號人物。
周佛海
除此之外,周佛海還掌握著汪偽政府的財政、外交大權,并且有權指揮稅警總隊等武裝力量,可謂是集大權于一身。
周佛海利用職權瘋狂斂財,私生活極度奢靡,甚至因經常光顧風塵場所而得了花柳病。
只可惜這一次周佛海又站錯了隊,1945年日軍大勢已去,汪精衛也已經病逝,周佛海私下與軍統接觸,考慮戰后再次回到蔣介石身邊。
與此同時,中共方面也積極與周佛海接觸,希望通過他來接收日軍資產,當時國共勢力差距巨大,周佛海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國民黨。
如此反復無常之人,其家屬自然也受到了影響,其中受影響最深的要數他的兒子周幼海。
周佛海(右一)和妻子楊淑慧(左一),次子周幼海(左二)以及次女合照
同學口中的“小漢奸”
1922年,周幼海出生于日本鹿兒島,當時周佛海還沒有背叛組織,周幼海基本上是被年僅21歲的母親楊淑慧帶大。
1938年,周幼海跟隨母親來到了香港生活,并在嶺南中學就讀,起初同學們對他還算友好,但隨著父親跟隨汪精衛降日,周幼海也逐漸被同學鄙夷。
下課后同學們在教室里嬉笑,周幼海進門后,教室里會突然鴉雀無聲,同學們怒目而視,周幼海只能默默的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民國課堂老照片
戶外活動時,同學們在操場三五成群的奔跑,周幼海則是一個人蹲在角落里。
有一天上學,周幼海發現自己的課桌上被刻上了“小漢奸”三個字,周幼海也對父親的行為感到恥辱,他多次在校園期刊上發表愛國文章來表明自己的立場,但偏見就像是人心中的一座山,每當人們提到周幼海時,難免會想到他那個漢奸父親。
好在周幼海在嶺南中學只讀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之后周佛海便憑借自己的地位將兒子送回了日本讀書(實則是“日汪密約”的一部分,周幼海名義上是赴日學習,實際上是當人質)。
父親是親日派,回到日本上學總該不會被歧視了吧?事實并非如此,投降派自古以來都不受待見,尤其是在尚武的日本,周幼海在日本依然受同學冷眼。
周幼海
除了公開場合有日方人員陪同(監視)之外,周幼海偶爾也會和三五好友小聚,其中就包括原蔣介石侍從室秘書羅君強、國民黨中宣部專員之子梅思平,他們雖身在日本,但仍然會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祝酒詞。
周幼海很快引起了一名叫陳國禎的中國學生的注意,陳國禎其實是名地下黨,他給了周幼海一本斯諾所著的《西行漫記》,周幼海通過這本書了解到了我黨的政治主張。后來在陳國禎的推薦下,周幼海又讀了毛主席的《論持久戰》。
得知父親曾經也是一名共產黨員,周幼海對父親脫黨叛國的行為很不解,于是他下定決心,如果能夠加入共產黨,自己絕不會步父親后塵,將會永遠忠誠于黨。
1945年,日本投降,周佛海很快成為了戴笠的目標,在戴笠的哄騙下,周佛海一家被軟禁在了重慶白公館。
周佛海
由于周佛海在汪偽政權中影響力極大,戴笠其實是有意拉攏他的,雖對其是軟禁,但也是一種保護。
周佛海也積極配合軍統的工作,他向戴笠提出了一個條件:“妻兒并未參與任何政治活動,如果想讓我繼續配合,還望釋放二人。”戴笠欣然同意。
被釋放的前一晚,周佛海與兒子進行了最后的交談:“我已經在美國為你準備了讓你們母女一生衣食無憂的錢,出于之后,一定要想辦法去美國。”
周幼海一口拒絕:“我的人生到此為止都是由你來支配,今后我要自己選擇未來的路了,您多保重。”聽到這番話,周佛海意識到已經和兒子形同陌路,便沒再說什么。
1946年3月,周幼海與老同學張朝杰取得了聯系,并通過其妹妹張朝素認識了田云樵,周幼海說:“雖說家父犯了叛國罪,但我希望與他劃清界限,從事革命事業。”
田云樵與妻子張朝素
在田云樵的引薦下,周幼海與中共中央華中分局聯絡部部長揚帆見了面,揚帆詢問:“從事地下工作需要有超越常人的意志,并且時刻有生命危險,周公子從小養尊處優,能做的了這事嗎?”
周幼海斬釘截鐵的說道:“請組織放心!”從此之后,周幼海便秘密入黨,成為了一名地下工作者。
之后周幼海使用化名“周之友”,在上海中央商場開了一個公司,他將父親留下的全部家產用來購買槍支、藥品等重要物資,周幼海還肩負著收集情報、策反等工作,在營救張瀾、羅隆基等民主人士的行動中,周幼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48年2月,周佛海在獄中病重,臨終前他提出要見周幼海最后一面。
周佛海被審判
周幼海并未拒絕,在得知兒子已經是一名共產黨員之后,周佛海表現的十分平靜,或許是臨終前內心已經釋然,他告訴周幼海:“入黨后一定要從基層做起,要不斷的在實踐中去學習。”
上海解放之后,周幼海繼續在上海從事策反敵特的工作,然而,正當他懷著極大的熱情為人民服務時,命運卻和他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
周幼海和妹妹周慧海
“我的一生是在為父親贖罪”
說起周幼海后來的遭遇,就不得不提他的老領導——揚帆。
1954年,中央對饒漱石的政治審查被進一步推進,最終得到結論,饒漱石主持上海工作期間曾包庇以胡均鶴為首的國民黨“中統”特務。
而當時上海公安局局長揚帆也受牽連,他的職務一擼到底,自身也鋃鐺入獄。
揚帆
對揚帆的調查很快蔓延到了周幼海的身上,上海公安局所保存的檔案中的確顯示“周幼海在上海從事隱蔽戰線工作時,曾有包庇中統特務的行為”。
其實周幼海挺冤的,當時盤踞在上海的中統特務多如牛毛,上海又是個國際化的大城市,我黨在上海缺乏群眾基礎,所以在從事反特工作時異常艱難。
周幼海深知中統內部并非是鐵板一塊,他的策略是“以毒攻毒”,要想讓那些特務心甘情愿的為你工作,肯定要開出讓人滿意的價碼,此一時彼一時,周幼海或許真的包庇過特務,但也是迫不得已。
1955年,周幼海受“潘揚冤案”的影響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好不容易熬到了刑滿釋放,剛剛獲得兩年自由,便遭遇了特殊時期,父親的漢奸身份,讓周幼年再次深陷牢獄之災。
周幼海與母親、妹妹
1975年9月,周幼海終于被釋放,但被直接送到了上海某化工廠進行勞動改造,在這一期間,周幼海深知沒能參加母親楊淑慧的葬禮。
此后,潘漢年、揚帆、周幼海等人相繼被平反,組織恢復了他的名譽。但18八年的改造生活給周幼海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患上兩次中風之后,他最終癱瘓,并于1985年去世,享年63歲。
中央曾給周幼海發放了一筆數額巨大的補償金,但他對此并不在意,在人生的最后階段,他將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完成自己的回憶錄上,這為后人研究那段歷史提供了重要參考。
80年代,周幼海(左)與友人朱肇樂
結語
有人曾詢問周幼海:“汪精衛、陳公博的子女都在美國過上了揮金如土的生活,你原本有機會和他們一樣,但你卻吃了一輩子的苦,你后悔嗎?”
周幼海卻回到:“想相信我選擇的路是正確的,從事革命工作哪有不吃苦的,就當是為父親的罪孽贖罪吧。”
周幼海在習勤路住所的陽臺上
人們都說“有其父必有其子”,但這句話在周幼海身上沒有絲毫體現,他的內心始終堅持著紅色信仰。
參考文獻:
《世紀》雜志周幼海:他一生都在為父親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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