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開始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那些在危難之際挺身而出的英烈，奉獻赤誠、甘灑熱血，才換來今日之中國。他們的后輩，或許未曾見過先輩的模樣，卻將英烈事跡、偉大抗戰精神鐫刻于腦海。

時空交疊，變化的是戰場形態，不變的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沖鋒姿態。今天恰逢“七一”，我們祭奠英烈，回溯抗戰歷程，也為溫暖、激勵更多后來人，為國擔當、奮勇向前。

直面酷刑守住秘密，體現絕對忠誠

“慧英同志指正。”

經典影片《永不消逝的電波》劇本封面上，這行字透露著它的身世：這是1957年劇組請李白烈士遺孀裘慧英女士審核的劇本。兩年多前，李白烈士犧牲74周年當日，烈士之孫李立立將這部文學劇本與分鏡頭劇本、電影配樂劇本一并捐贈給李白烈士故居。最近，這部珍貴的文獻，將在1958年版《永不消逝的電波》點映場結束后與觀眾見面。

圖為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文學劇本、分鏡頭劇本、電影配樂劇本。/葉辰亮攝

李立立回憶說，向紀念館捐贈劇本不僅是為這部文獻的保留傳承爭取更好的條件，更因為這部以李白烈士為原型創作的影視作品高度貼合史實，“讓更多人了解祖父和許許多多隱蔽戰線無名英雄的故事，為相關研究作貢獻”。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李白從延安被派往南京，后孤身一人來到上海接手電臺。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侵略者進駐租界，并在全城搜捕電臺。1942年中秋節前一晚，日本憲兵通過分區停電和偵測車，在位于建國西路福祿村10號的李白住所搜出了電臺，并將夫妻倆押至位于四川北路橋的日本憲兵司令部刑訊逼供。

兒時，李立立曾聽祖母說過這段痛苦往事——裘慧英遭受酷刑，為了逼供，日本憲兵又將她帶至被嚴刑拷打的李白身邊，試圖以血腥殘忍畫面讓她開口。雖然李白的慘狀讓裘慧英心如刀割，但兩人都堅守住黨的秘密。

圖為裘慧英與李白的合影。/采訪對象提供

當時，李白堅稱這是為雇主發送商業行情的私人電臺，日本憲兵的電信專家經過鑒定，認為這部機器功能不全。原來，李白通過在機器上搭載兩個小線圈，讓電臺兼具收報發報功能。但在敵人沖進屋前，他已拆掉了小線圈。一個月后，因為找不到證據，敵人不得不放了裘慧英，又把李白秘密轉移到極司菲爾路76號（現萬航渡路435號）汪偽特工總部關押。后經黨組織營救，李白終于獲救。

“我爺爺三次入獄，都用鋼鐵般意志承受住酷刑，對黨絕對忠誠。”李立立說，祖父從1937年離開延安后，一直戰斗在隱蔽戰線，保證了上海地下黨組織與延安的電訊聯系，及時向黨中央傳遞重要軍政情報，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獻出了青春與生命。

作為后人，李立立在做好本職工作外，傾注了大量時間精力參與社會活動，走進場館、校園、社區宣講李白烈士事跡。在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創排期間，他還多次接受上海歌舞團相關負責人訪談，觀摩彩排提出建議；在影片《解密》上映后，他走進復旦大學，與諜戰小說作家麥家一起與大學生交流……“以不同形式吸引不同受眾，共同講好李白的故事，把抗戰精神傳承下去。”

堅定的眼神，仿佛穿透時光

89歲的周文玄，手邊放著擬改版的《周大根歷史文選》。這些天，他正與浦東新區黨史辦工作人員一起理邏輯、摳細節，只為了讓父親周大根的紅色故事生動鮮活地呈現于世人眼前。

1938年12月16日，冬雨冰涼，時年32歲的周大根作為浦東第一支抗日武裝、南匯縣保衛團第二中隊中隊長參加了“匯角戰斗”。這場血戰發生于今天浦東新區南匯新城角頭港。當時，日軍出動600余人，從周浦、祝橋等據點出發，合擊第二中隊。周大根帶領中隊堅持到天黑后突圍，最后包括他在內的28位戰士壯烈犧牲。

圖為畫家根據老照片復原的周大根畫像。/采訪對象提供

彼時，周文玄才一歲多，并不記得父親的樣貌。唯一的視覺影像是母親手中3張一英寸老照片。泛黃的照片殘缺磨損，母親特地找了畫家復原，方才為周文玄拼湊出父親的模樣。父親的眼神令他難忘，堅毅有力，仿佛能穿透時光。

從小到大，他聽過無數人講述父親的故事，講他為國獻身的情懷，也講他投筆從戎的堅定。心向往之，但周文玄謹記母親與大哥的叮囑，“光環是父輩的”。作為兒女，要發揚這種紅色精神，“活成父輩期待的樣子”。

1957年，當他面臨畢業分配時，有位家里條件相對更困難的同學與他商量，想與他交換調劑，去經濟條件較好的華東地區。周文玄沒有太多思考，一口答應：“如果是父親，他一定也會這么做”。

周文玄說，父親倒在了家鄉灘涂邊，精神從未遠去。每年清明節，家族成員們從四面八方趕來上海，悼念家人，傳揚故事。前幾年，周家幾代人一同組織了“尋根之旅”，從龍華烈士陵園到四團中學，回溯周大根的成長足跡、革命歷程。經由戰友、親友們口中，周文玄對于父親的印象更飽滿立體。

明年是父親誕辰120周年，周文玄也年近九十，他說要盡己所能，充實那些遠去的紅色記憶。腿腳不便的他，如今由兒子代勞，從廣東、武漢、南京等地檔案館中，逐一搜尋與父親相關的史料，以更客觀、全面地還原那段歷史。當編輯征詢他對于《文選》的修改意見時，他只有一條建議——“希望能充分體現出紅色家風的傳承，這是更大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