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中山大學吳承學教授紀念博導復旦大學王運熙教授百年誕辰而作，原題為“閱讀王運熙先生”，首發《中國社會科學報》2025年6月19日，特此分享。

按照中國傳統歷法，今年是王運熙先生百年誕辰。轉眼間，先生離開我們十多年了。時光流逝，弟子思念老師的感情愈發濃郁。隨著年歲增長，我對老師的體悟也不斷加深。我總覺得，對于老師最好的紀念，就是讀其書想見其為人。

王運熙（1926—2014），上海市人，著名古典文學專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博士生導師。在長達六十余年的學術生涯中，王運熙始終致力于中國古代文史研究，在漢魏六朝隋唐五代的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領域尤有卓越貢獻，是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及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重要代表，其學術著述在海內外學術界都享有較高的聲譽。

在我的書柜上，五卷本《王運熙文集》擺在最醒目處，這是我的常讀書。在已出版的當代學者文集中，王先生的五卷本文集數量不算多，但質量比數量更為重要，王先生《樂府詩述論》《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文心雕龍探索》《中國古代文論管窺》等，都已成為學術界公認、可以流傳久遠的當代學術經典。

最近重讀王先生文集，我特別注意王先生自撰的“簡要年譜”。這份年譜顯示，先生從23歲開始，“視力明顯衰弱，從此夜間不能讀寫，白天工作時間亦須控制”。我也親耳聽先生說過，若是陰雨天氣，光線不佳，白天都無法看書。可見王先生可以用來讀書、工作的時間有限，大概只有別人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王先生曾經感慨地說，如果他的眼睛正常，研究工作應該能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先生身體瘦弱，且有腰疾，不能久坐。正是在這樣的身體條件下，他用有限的工作時間，為中國當代學術作出了超乎常人的貢獻。這何嘗不是學術研究史上的佳話？

王先生學術研究的高效率從何而來？我以為這不但得益于王先生天賦之高，更得益于他獨特的人生態度與治學精神。

王先生在《樂府詩述論》自序中說：“人的一生很短暫，貴在有所創造，留下若干值得紀念的東西。”他以質樸簡要的語言說出自己的人生追求。“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人生有一種選擇和堅守，同時就意味著會有別的放棄和漠視。

王先生善于做“減法”。他惜時如金，深居簡出，謝絕一切社交性質的活動，對各種會議、講學也嚴格控制。他幾乎把所有時間都集中用到學術研究中。這樣看來，王先生用到學術研究上的時間并不比一般學者少。和那些熱衷奔走于各種社交場合的學者比起來，王先生用于做學問的時間反而更多。

王先生是一位天賦極高、年少成名的早慧型學者，他在23歲至25歲期間所撰寫的《六朝樂府與民歌》，其學術高度至今仍為國內外學人和讀者所仰望。一個學者年輕時寫點佳作不難，難的是一輩子持之以恒。學術界有些才華橫溢、成名甚早者，像煙花，雖瞬間閃亮，不久就泯然眾人。反觀王先生，天賦雖高但其才華卻內斂而節制，處世淡泊而清醒，故早慧而能至老不衰。

2008年，我兼任《中山大學學報》主編，向王先生約稿，他當時已經83歲，卻很快就發來長文《中國中古文人對俚俗文學與時俗文學的態度》。至今我仍記得讀到此稿時的驚喜，更驚羨于先生在耄耋之年仍保持健旺的學術創造力和清晰的邏輯性。

王先生學術的高效率與持久性和其獨特的治學規劃有關。他在一段時期內集中精力研究一個領域，然后以此領域為大本營，自然而然地擴展。他最初研究六朝樂府民歌，順勢拓展至魏晉南北朝唐代文學。在這個基礎上，他又從文學史研究順勢跨進批評史研究。可以看出，王先生是按照自己的學術興趣與學科發展需求，循序漸進地拓展治學領域的。

王先生擁有獨特的讀書方法，其特點主要不在于“博覽群書”，而是在特定領域、特定時段，精研經典，“讀破”典籍。他讀書有一種切己體會的悟性與“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的洞察力。他把其研究領域的最基本文史典籍讀透了，并且融會貫通。從魏晉南北朝到唐代文學，雖然研究對象豐富，但有不少基本文獻是相通的，如前四史、《文心雕龍》與《文選》、唐名家集等。王先生對這些文獻反復閱讀和運用，早已爛熟于心。所以，王先生的研究領域雖然相當寬，其研究卻能得心應手、游刃有余。

王先生具有一種常人無法企及的學術定力。有學術定力然后才有學術定見，這些個人的學術定見，經過時間的磨洗而得到廣泛認同，就成了定論。這種“學術三定”是王先生治學的最高境界。半個多世紀以來，學術風氣風云變幻，但王先生忠于學術，實事求是，不為名利所誘，不為環境所擾。他總是深思熟慮，輕易不出手，出手就是定見。王先生為人謙退、低調，但對于自己的學術與文章則有一種“定則定矣”的自信。

《王運熙文集》所收文章，從20世紀50年代到21世紀初，跨度長達60余年，其間文化、思想、學術不斷變遷，而王先生的學術論斷如定海神針，基本不受影響。這是何等難得的學術定力！陳尚君老師曾問王先生，以前的文章后來結集、重印時有沒有改過，王先生明確回答：“沒有改過，我的文章發表后沒改過。”我核對過王先生書籍的前后一些版本，的確如此。更令人驚嘆的是，我看過王先生的手稿，用鋼筆行楷所寫，頁面干凈整潔，連修改之處都很少，不必重新抄寫。我想他必定于下筆之前，已反復思考，成竹在胸，再落筆成文。下筆即定稿，定稿即定見，確實不需要再修改了。

我一直在思考，王先生的學術定見從何而來？我的感悟是：首先要有學術定力，有定力之后乃有定見。

王先生的學術定力是基于實事求是、忠誠學術的理性精神，即在研究中注重客觀性與邏輯性。王先生曾說：“我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包括古代文學創作和古代文學理論批評，一貫的宗旨是求真，從大量文獻資料出發，尊重事實，實事求是地進行考訂和分析，力求闡明所研究對象的真實面貌。”以我的理解，第一，其立論完全建立在可靠的材料上，根據這些材料一步步推斷出結果，所以其結論可靠；第二，他的學術斷語總是留有余地，從不夸張，不說過頭話，有幾分材料說幾分話，所以沒有過度闡釋的毛病；第三，表達平實，絕不夸飾。王先生寫論文，很少用大詞、用新概念、用形容詞，更很少用很、極、非常等頂格的修飾性副詞，似乎也不用感嘆號、省略號之類包含情感的標點符號。他的學術語言平實而自然，總能以最樸實、節制的語言直抵研究對象的本質和特征，所以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王先生有“定見”但不固執己見，如果有充分的理由證明自己以前的觀點不妥，王先生會明確修正自己的觀點。比如，王先生以前也是把《二十四詩品》歸為司空圖所作，后來讀了《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一文后說：“我現在也傾向于《二十四詩品》非司空圖所作的說法。今后，如果其他同志提不出強有力的反證，我準備放棄《二十四詩品》為司空圖所作的傳統說法。”這段話我讀了很多遍，這一學術斷語在表述上有很強的分寸感，態度很明確，但又留有余地，表現了一種科學、審慎的態度。

王運熙、顧易生兩位先生是復旦大學文學批評史學科的“雙子星座”，能成為兩位先生的弟子是很幸運的。兩位先生的弟子有通家之好，他們經常在一起上課，一起討論。仰止之余，學生私下不免品評一二，王、顧異同便是其中的話頭之一。或戲評曰：“顧先生似李白，王先生似杜甫。”因為顧先生性喜老、莊，通脫曠達，心寬體胖；王先生為人嚴謹，瘦弱嚴肅，頗似蔣兆和筆下的杜甫像。但在我看來，王先生外貌似杜，但其內心深處一直有個李太白。王先生34歲時，就主編《李白詩選》《李白研究》二書。雖然這是當時分配的集體任務，但王先生一直對李白情有獨鐘。在王先生研究的歷代詩人中，李白所占的分量大概是最多的，他還連續當過三屆李白學會的領導。王先生很少寫詩，1985年5月他瞻仰馬鞍山李白墓后，興來賦詩一首：“詩國多英杰，尤稱李謫仙。古風饒諷興，樂府更明鮮。寂寞逢昭代，光輝垂萬年。青山遺冢在，憑吊仰前賢。”王先生又為馬鞍山李白紀念館撰寫對聯：“戲權倖，戲公卿，謔浪朝廷有傲骨；憂蒼生，憂社稷，彷徨中夜動悲吟。”王先生到底喜歡李白的什么呢？在我看來，主要不是其氣勢磅礴，雄奇狂放，而是喜歡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精神氣質。喜歡“天然”，這是王先生一貫的旨趣。王先生喜歡樂府民歌，曾論六朝清商曲：“吳歌西曲譜新篇，《子夜》悲歌最可憐。軟語歡郎情懊惱，清音明轉出天然。”“天然去雕飾”正是王先生為人與為文的境界。

1987年，我從王先生求學，他的家住在上海火車站附近的天目中路。王先生在家里給學生上課，每周有課時，我們便可見到先生。在先生的書房“望海樓”里，隱約可以聽到大馬路上車輛來往的聲音，聽先生用濃濃的滬腔普通話講課。到后來，我完成了博士論文初稿，又到“望海樓”念給先生聽，然后他口授修改意見。這一切，當時只道是平常，現在回想起來，此情此景，豈可再得乎？

我畢業后到中山大學任教，當面求教老師的機會更少了，但通過反復閱讀王先生的文章，也有見書如面之益。我深以為，讀王先生的書，可以解俗氣而生智慧。每次讀王先生的文集，總有一種“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受。老師雖然遠去，但他的書在，其學術精神就活在世間，成為學生為人治學的榜樣和明燈。

先生不僅是中國古代文學學術的大師，而且是純粹干凈的學者，他的學術堅守和高尚人格是當代學術界的一股清流。二十年前，王先生賜贈《文心雕龍探索》一書，他在扉頁上題寫治學自警語“全面觀照，準確把握，正本清源，探明原貌”。如今，這十六字真言手澤如新，而王先生離開這個世界已經十多年。十多年間，學術界又發生了許多變化，近年又有了人工智能的加持，未來的發展變化更充滿不確定性。這時候，像王運熙先生這樣的學術定力就顯得愈加珍貴。

在紀念先生百年誕辰的日子重讀王運熙，使我想起唐代詩人劉長卿《聽彈琴》詩：“泠泠七弦上，靜聽松風寒。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

嗟乎，令人長憶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