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福建省委常委會上突然安靜下來,項南站起身,掃了一眼眾人,只說了十個字:“從此,我和福建一刀兩斷。”沒人敢接話。
晉江假藥案的爆發與項南的應對
1985年,福建晉江,涵口村的白木耳價格暴漲,一箱能賣上百元,沒人關心這東西根本不是藥。
晉江陳埭鎮,離泉州不過幾十公里,一年能造出幾百萬雙鞋,也能造出幾百萬瓶“藥”。
白木耳、白糖、淀粉、薄荷油,攪一攪、灌進去,再貼上偽造的批號,蓋上“福建晉江制藥廠”的公章,就能打入全國藥品市場。
有藥販子專跑北京、上海,把這些“藥品”拉進公費醫療系統,一次幾十箱,一年幾萬箱。
送檢報告是假的,批號是復印的,連“生產許可證”都是手工刻的,但藥效寫得一清二楚:止咳、清熱、活血、治風濕。
沒人查。
鄉鎮企業是新風口,1984年以后,福建開始鼓勵放權,縣里批,鎮里管,企業自負盈虧,誰賣得多,誰就是“致富帶頭人”。
涵口村走在前頭,57家企業掛著“制藥”招牌,干的卻是食品、保健品甚至洗衣粉灌瓶的活。
連陳埭鎮原副書記陳注升也入了局,他說得直接:“抓住風口,才有飯吃。”
1985年6月,《人民日報》刊登調查:《觸目驚心的福建晉江假藥案》,三版頭條,點名批評,中央高層震怒,要求福建省委徹查。
文件傳真到省委大院,項南拿著報告,看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早晨,他拍著辦公桌說:“所有人都別護犢子,這事要翻天。”
專案組當天成立,福建省藥監、公安、紀檢全部下場,三個月內查封假藥廠54家,逮捕涉案人員58人。
查出10萬余箱偽劣藥品,其中有6000箱已經進入醫院藥庫,一箱白木耳沖劑,干掉了福建鄉鎮企業一整年的信譽。
陳注升被捕時還在開廠會,桌上放著一摞新的批號文件,他不理解:“不是要我們跑市場嗎?現在說我違法?”
項南親自去晉江,一天跑了五個廠,回來之后,在省委會議上說了一句話:
“栽花,就要捉蟲,不能連花一起掐了。”
這句話當天晚上就傳開了。
他沒打算一棍子打死鄉鎮企業。
所有人都明白,晉江出了事,但晉江的模式,也正是福建改革的試驗田。
項南早年做農機推廣出身,對“基層經濟的爆發力”有一套認知,他強調的是控制,而不是封殺。
一位參與調查的公安處長回憶,項南當時給他們的口頭令只有一句:
“你們只查藥,別碰別的廠。”
省里開會時,有人質疑晉江是假藥重災區,項南反問:“除了制藥廠,鞋廠有沒有出假鞋?陶瓷廠有沒有摻假?是不是全關了?”
這不是護短,而是算賬。
1984年到1985年,晉江鄉鎮企業總產值翻了一番,光是涵口村一年創稅收就超過百萬元,在那個一年工資只有千元的年代,這是一筆救命錢。
他不想把這片土地的活力掐死。
但他也知道,這會有代價。
案件查到第四個月時,北京再次發來通報,措辭嚴厲,提出福建“監管缺失,省委責任重大”,要求進行組織處理,中央巡視組直接進駐泉州。
項南明白,自己的位置坐不穩了。
“一刀兩斷”的深意與政治考量
1986年2月,福建省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項南主動提出辭去省委書記職務。
沒人攔,他沒多說話,只是站起來,對著坐了一圈的常委說:
“從此,我和福建,一刀兩斷。”場面僵住了,氣氛像結了冰。
幾秒鐘后,他補了一句:
“我不會給你們添亂。也不會來指點你們的工作。”
“前任別干預,這是黨的紀律。”
“干預就會亂,我不想福建再亂。”
“我人已經在北京了,聽不到鄉下的事,看不清,也沒資格再插嘴。”
說完,他坐下,沒再開口。
會后,他的秘書問:“項書記,這么絕的話,真的不回福建了?”
他搖頭:“我說了就算。”
那之后五年,他一次也沒回去。
哪怕1990年春節,晉江群眾自發放鞭炮歡迎他回鄉,他坐到半路聽說此事,當即調頭回了福州。
他留下一句:“百姓是對黨有感情,我只是做了一點該做的事,去了,有愧。”
有愧兩個字,他說得低,幾乎聽不見。
北京的老部下說,項南那幾年身體還硬朗,天天讀書、寫字、剪報,書桌上放著那張1985年的《人民日報》復印件,邊上寫了一句話:
“不唯上,只唯實。”
“誰都會說,做起來,談何容易。”
福建干部后來回憶,項南走后的一年,晉江的企業確實沉寂了一段時間,銀行收緊貸款,外地訂單銳減。鄉鎮企業一度被當成“風險源頭”。
但沒人否認,正是項南最后“保住了晉江的火種”。
他沒改稿子,也沒開記者會,他什么都沒說,只留下了一紙沉默的態度,那年,他才58歲,本可以繼續干五年。
他沒爭,也不后悔。
事件的長期影響
晉江的命運已經改變。
1985年后的幾年里,晉江一度陷入了低谷,隨著“假藥案”的曝光,所有的鄉鎮企業都被打上了“制假”標簽。
這些企業在短短幾年內從英雄變成了罪人,企業主們幾乎全部撤離了晉江,幾個頭面人物被判刑,街頭巷尾的工廠大門緊閉,曾經的“富貴村”迅速失去了生氣。
但“火種”依舊在。
項南做的并不是簡單的保全,而是一次與體制和現實搏斗的選擇。
他堅持的“治蟲護花”原則,雖然沒能立刻恢復福建的經濟面貌,卻為晉江保存了重生的機會。
事間證明,晉江的鄉鎮企業并非因假藥案而徹底消亡,反而因為當時種下的“改革種子”在幾年后實現了蛻變。
1989年,晉江迎來了它的第一次“反彈”。
安踏、特步、鴻星爾克等一批知名品牌從這里崛起,形成了“晉江模式”,通過小企業激發大市場,從“草根”起步,最終嶄露頭角。
晉江成為了中國民營經濟的一個象征,連《財經》都用“福建奇跡”來形容。
“晉江從一堆廢墟中站了起來。”一位當地的商會會長在后來回憶時這樣說。
“我們也曾因為那些假藥案悔過,但不知為何,大家都覺得項南說的對:發展比一時的錯更重要。”
即便是假藥案被憤怒地指責過,晉江鄉鎮企業依舊在迅速恢復。
隨著時間的推移,福建的“改革試驗田”逐漸不再局限于低端生產,甚至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和產業鏈。
福建的鄉鎮企業,從“低級”化的粗制濫造,到逐漸進入品牌化和自主研發階段。
項南的選擇,讓晉江有了“后來”的輝煌。
項南的晚年與遺產
項南并未因辭職而遠離歷史。
1997年,他因病去世,消息傳來,福建全省上下哀悼,百姓送別的隊伍浩浩蕩蕩,幾百輛出租車在長安街上鳴笛,街頭的商鋪紛紛關門為他默哀。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人物去世,而是一代改革者的告別。
項南在福建的根深深扎下,他的改革理念和為人處事的方式,早已融入了福建人民的血脈。
晉江的成功,福建的民營經濟騰飛,正是項南當年堅持的“栽花捉蟲”政策逐步開花結果的體現。
他的“治蟲護花”并非簡單的管理手段,而是一種深思熟慮的戰略,他讓福建的改革不至于過早折戟,也讓福建的鄉鎮企業避免了“關門閉戶”的命運。
“誰能想到,晉江居然能走出這樣的路?”一個老同事在回憶時感慨,“其實項南當時很清楚,那是一條不歸路。”
項南的個人風格,鮮明、堅毅且富有遠見,他沒有急于讓福建省進行全盤的大規模調整,而是在摸索和試錯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個更加穩定的改革進程。
他保持了相對獨立的思想,而始終不被外界輕易干擾。
遺憾的是,這份堅守和努力,最終以個人的失勢為代價。
他離開了福建,但卻成了福建民眾心中永遠無法忘卻的名字,許多福建人至今還會提到他:“他做了很多事,但沒人記得,他一走,什么都沒人敢做了。”
項南的“再見”,不僅是他個人的謝幕,也是那個時代的謝幕。
晚年的項南,并不后悔,書桌上的報紙、雜志,依舊是當年那個時代的標志。
沒有人知道他是不是曾經感到過孤單,或者他是否在某個夜晚問過自己“值不值”。
他留下的,是他對于福建改革的理性思考和不妥協的堅持。
即便是在他去世后的多年,福建人依舊在提到他,晉江模式已成為中國民營經濟的標桿之一,而項南的名字,依然和那片“荒地”緊緊相連。
改革,不是一次性事件,而是一場深刻的歷史變革。
項南的離去,不是結束,而是福建故事的延續,一如他所說的那句簡單的“百姓有感情,自己做得不夠,去了有愧。”
項南的“假藥案”背后,是改革的迷茫與堅定,是體制與現實之間永遠無法徹底協調的矛盾。
而這一切,都只能靠時間去驗證,去修復,去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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