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凝練中華文明標識不僅是對歷史文脈的傳承與創新，更是深刻把握和更好推進“第二個結合”的實踐要求，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供根本遵循。

一、中華文明標識是物質與精神的統一：從具象載體到價值升華

唯物辯證法認為，物質與精神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中華文明標識的凝練，正是通過“取象”這一物質性手段，將文物符號、歷史景觀、傳統技藝等構建起具有可感知性的文化符號體系，這些物質載體作為歷史的見證與情感的媒介，成為聯結個體與群體記憶的橋梁。

例如，“長城”“漢字”“二十四節氣”等標識，既是實體存在，又承載著“自強不息”“天下為公”“順應自然”等精神價值，書法、剪紙、戲曲等中國傳統藝術形式，既是生活日常，又傳遞著“低調端方”“圓融通達”“含蓄婉轉”的東方文化價值，鼓舞、社火、英歌舞等民俗活動，既是節日氛圍，又滲透著中華民族“扶危濟困”“仁義善良”“敬業樂生”的生活價值。通過教育、傳播和儀式化實踐，這些標識被賦予情感溫度與價值厚度，激活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記憶，形成“個體情感—集體認同—國家歸屬”的遞進邏輯。這種基于物質載體的精神共鳴，進一步轉化為文明主體的自我約束與道德自覺，推動形成“文明自律”，即個體在社會生活中主動遵循源于文化基因的價值觀念與行為規范。正如《周易》所言：“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標識正是通過這種物質與精神的辯證統一，構筑起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凝聚人心的精神動力。

二、中華文明標識是主體性與多樣性的統一：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實踐

從中國歷史文化的源流和演進來看，中華民族形成了“多元一體”的命運共同體。各民族在歷史長河中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這些兼具地域特色與共同價值的文化表現，構成了文明的多樣生態。中華文明標識的凝練，恰恰體現了唯物辯證法中“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原理：一方面，各民族文化雖形式各異，但共同植根于“家國一體”“和而不同”的基本價值觀念，具有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體現了“中華民族一家親”的主體統一性；另一方面，差異化的地域文化又賦予標識系統豐富的多維面向，保持了文明的活力與包容性。

這種統一并非簡單疊加，而是“和合共生”的辯證過程。例如，“大一統”觀念作為貫穿中國歷史的主體性線索，始終作為文化紐帶維系國家統一與民族團結；西南的銅鼓貫穿起了西南少數民族的祭祀、盟會、慶典等歷史，內蒙古一年一度的那達慕大會上，人們歡聚一堂用力與美譜寫人與自然的和諧圖景，潑水節折射出中華民族感悟自然、溫婉沉靜的民族特性，是連接傣族、阿昌族、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等少數民族的重要紐帶……各民族的地域文化實踐以其獨特性豐富了中華民族整體的文明圖景。通過將多樣性納入統一框架，中華文明標識既避免了“單一性”的機械整合，又克服了“碎片化”的分裂風險，在保持文化“和而不同”的動態平衡中，使中華民族通過交流融合而充滿著生機活力，鞏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共同體意識，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底色。

三、中華文明標識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化解現代性矛盾的文化路徑

在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割裂成為突出矛盾。工具理性強調效率最大化與技術支配，導致了功利主義泛濫、意義缺失；而價值理性則關注人本身的意義、情感與道德追求，注重人自身人文素養的提升。中華文明標識的凝練，通過扎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創造性地實現了二者的辯證統一。

以地域化文明標識建設為例，“浙江‘詩路文化帶’”“陜西‘長安—天山廊道’”等實踐，利用現代數字化手段實現文化資源的整合傳播，體現了工具理性；又將詩詞文化、邊塞精神等蘊含的家國情懷、人文理想融入社會教育，實現了價值理性。這種融合既將工具理性帶來的生產進步應用到了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上，極大地提升了社會人文教育的成效，培育更多高素質人才投入社會，推動新的產業革命發展；更通過文化價值的引導，強化了社會成員對共同體的情感歸屬，緩解了生產力發展和物質主義擴張帶來的精神荒漠化傾向?！爸袊浆F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通過文明標識的系統建構，能夠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轉化為社會治理的柔性力量，促進“全體人民在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上緊緊團結在一起”，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發展注入持久的精神支撐。

從唯物辯證法的整體視角看，中華文明標識的凝練本質上是把握物質與精神、統一與多樣、工具與價值三對基本矛盾的實踐活動。這一過程絕非簡單復古或抽象倡導，而是通過扎根歷史、立足現實、面向未來的創造性轉化，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兼具根基性、包容性與引領性的精神文明方案，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或缺的文化戰略選擇。

作者：潘娜，系西安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