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P評論是國家高端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導語:
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 顯示,全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已達8400萬人,占職工總數的21%。 2025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再次提到對于快遞小哥、網約車司機、電商從業人員等新就業群體的管理和服務問題。 相較于傳統全職勞動者,新就業群體在勞動關系、社會保障等方面存在著較大差異,在職業屬性與工作場景上也具有多元化特征。政府應如何圍繞新就業群體普遍關切的勞動報酬、平臺企業規范運行等展開有針對性的服務與管理,已成為補齊社會治理短板和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課題。
IPP助理研究員李明令詳細分析了我國新就業群體的內在特征及變化趨勢。他指出,新就業群體已成為吸納居民就業的重要“蓄水池”,做好這一群體的思想引導和凝聚服務工作具有重大民生意義。基于新就業群體的內在特征和工作難點,他建議在“制度—組織—空間”的框架下,以制度為前提、以組織為依托、以空間為載體來加強新就業群體的管理和服務工作。
做好新就業群體的思想引導和凝聚服務工作,是當前社會工作的重要議題,具有重大民生意義。隨著平臺經濟的快速發展,新就業形態已成為吸納居民就業的重要“蓄水池”。
根據一般性定義,新就業群體(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指的是以互聯網平臺為依托的靈活就業人員,常見的包括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線上輔導老師、電商主播等就業群體。
第三方機構顯示,2024年廣州電商 直播 從業 人數 超60萬人。圖源:新華社
一、我國新就業群體的內在特征及變遷趨勢
根據對特定地理位置的依賴程度,可將平臺就業崗位分為“基于位置的平臺就業崗位”與“基于云端的平臺就業崗位”兩種類別[1],前者包括網約車類、配送類和生活服務類崗位,后者包括知識服務類、媒體類、直播類、電商類崗位。各個行業的新就業群體都有各自的特點。對新就業群體進行分類,是理解該群體的一個基礎性判斷。
雖然平臺從業人員都要依靠“流量”獲得收益,但兩類人群的薪酬待遇、勞動過程、學歷結構等存在明顯差異。由于兩類人群的核心區別在于具體勞動是在地理空間還是網絡空間進行,本文將新就業群體分為“移動式就業”與“非移動式就業”兩種類型。
新就業群體的重要特征
1.超大規模
近年來,以平臺經濟為代表的新業態迅速擴張。《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3)》顯示,2022年我國共享經濟市場交易規模約38320億元,網約車用戶、在線外賣用戶在網民中的普及率分別為38.54%和61.44%。根據全國總工會2023年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已達8400萬人,占全國職工總數的21%,覆蓋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2]考慮到這一數據已是兩年前測算,據保守估計,2025年的新就業群體規模已經在9000萬至1億人之間。
2022年我國共享經濟市場結構。圖源: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
對于移動式就業人員,全國現有在平臺注冊的網約配送員約1200萬人,快遞員約320萬人,交通運輸部核發相關駕駛員從業資格證的網約車司機700余萬人、長途貨運司機1400余萬人。[3]基于智聯招聘2024年的在線招聘數據分析,從2019年到2024年,新業態領域的崗位數占比從8.4%躍升至15.2%。新就業群體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2.個體化勞動
從事新業態工作的人,除了個別工種(比如在線教師)附屬于相關機構外,基本上是自雇型勞動。不同于傳統的企業組織模式,這是一種“平臺注冊+個人勞動”的新形式,用戶個人只要成功在平臺注冊就能開始工作。大多數人既沒有所謂的同事,也沒有明確的勞動關系,在勞動過程中表現出鮮明的工作自主化和勞動個體化特征。
在這種平臺化、去雇主化的就業模式下,從業人員基本“各干各的”,社交面向較弱。在通常情況下,從業者個人就能提供獨立的服務,在就業時更依賴個人的身體、時間、技能和知識。
3.不穩定就業
一方面,由于每日的訂單量或流量波動較大,新業態從業人員的收入并不穩定。基于兼職、全職、一身多職等不同就業形式,收入差異較大。另一方面,新業態工作的職業過渡性強,人員流動性大(尤其是在網約車和配送行業),從業人員的持續就業時間普遍不長。受到身體、精力、收入等因素影響,工作穩定性較差,導致相關行業的人員變動較為頻繁。
4.自我“剝削”
在新就業形態下,從業者通過不斷延長自己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來獲得更高的收入,結果不斷進入超時工作、超速流動、多平臺就業的境遇中。最常見的是壓縮自己的休息時間。以河北省為例,根據有關學者在2024年初的調查,20%的新業態勞動者一天工作超12個小時,近20%的人每月一天不休。[4]
一方面,由于平臺經濟中的薪酬結算模式是“計單工資制”,從業者只能通過增加單量來提高自己的每日收入。根據我們的調研,有的網約車司機在某一平臺強制“休息”后,立即轉到新的平臺繼續接單。另一方面,平臺也通過特定的制度設計來培育穩定勤奮的從業人員。比如滴滴公司為了穩定每日出車的司機規模,將在線時間、服務質量評分與派單機制相掛鉤,不斷地引導司機延長勞動時間。
今年1月,重慶、廣東珠海、云南大理等多地發布2024年網約車發展現狀及市場風險提示,網約車單車日均訂單量約12~14單,增長逐漸放緩。圖源:新華社
5.非典型雇傭
在平臺資本主義的背景下,組織方式平臺化、管理方式算法化、勞動關系模糊化等也是新就業形態的重要特征,表現為與傳統勞動關系不一樣的“非典型雇傭”模式。
根據調研,網約車司機、獨立主播的勞動關系最難判定,快遞員和外賣員其次,背靠機構的主播和在線教師等則相對容易認定。總體來說,平臺企業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之間主要表現為一種弱約束關系。在這種弱約束下,平臺企業在用工行為上違背法律法規的概率較高,對于勞動者的管理責任較為松散,也使得監管部門對平臺企業的監督難度較大。許多平臺企業覺得自身與從業者并無明確的勞動關系,在保險保障、就業質量提升和技能培訓覆蓋面上存在一定問題。
新就業群體的變遷趨勢
1.結構日漸復雜
新就業群體(尤其是配送類和網約車類)一直被認為是以年輕人為主、以男性為主、以低學歷為主的群體,但其實不同服務類型的從業者結構各不相同,比如平臺貨車司機以中年人為主,外賣騎手以中學學歷為主,網約車司機以男性為主,等等。
但由于整體就業機會的收縮,近兩年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進入貨車司機行業,更多的大學畢業生進入外賣行業,更多的女性進入網約車行業。筆者在廣州訪談到的多位網約車女司機,普遍表示近兩年工作不太好找,但是家庭生活壓力較大,為了掙得及時到賬的收入,所以進入了網約車行業。
2.主動加速流動
由于傳統就業機會減少,不少家庭受到失業、離職、降薪的影響,要么兼職、要么全職進入新業態崗位,依賴平臺服務獲得每日的現金流。當進入新業態的從業者增加,內部競爭變大,為了獲得更高的收入,他們從“被迫”加速流動,到“主動”加速流動。
3.從靈活就業到穩定就業,從“過渡”到“長期”
靈活就業一開始被認為是“過渡一下”的工作,但隨著時間推移,逐漸被更多人當成可以長期從事的工作。通過對比2023年和2024年的《中國新型靈活就業報告》,我們發現從業者的工作年限整體有所延長,工作變動率不像前幾年那么高。這表明,越來越多的從業者傾向于追求工作穩定性而非頻繁變動。
表格為不同類型求職者工作經歷平均維持時常。圖源:2024年《中國新型靈活就業報告》
4.從淺層勞動到初步嵌入社區
一方面,隨著民眾越來越依賴平臺消費,無論是出行、娛樂、購物還是學習,人們的日常生活都已經無法繞過新業態勞動者。另一方面,新就業群體(尤其是移動式從業者)的活動空間覆蓋面廣,社會接觸范圍廣泛,只要工作時間稍長,就會熟悉街巷情況、社區道路、樓棟門牌,已經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二、管理與服務新就業群體的難點
原子化勞動提升了組織化難度
新就業群體人員分散,流動性強、個體性強、離職率高,底數難以摸清。由于平臺上的從業者自己擁有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表現出極度的個體主義傾向。如果要加強這部分群體的管理與服務工作,無論是黨建還是勞動培訓,均難以將他們納入傳統的管理體系,難以進行動員和組織。此外,雖然新就業群體當中有不少“流動黨員”或“口袋黨員”,但由于他們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較少有余力和意愿參與工會、行業協會、社區等組織的公共活動。
平臺“內卷化”競爭導致新就業群體的多重壓力
這一群體的工作節奏快,需要同時面對物質壓力、精神壓力、身體壓力、發展壓力等多重困境。由于平臺企業較多,為了爭奪市場,相互之間的低價服務競爭使得從業者的收入下降。以某打車平臺為例,在其他打車平臺爭相推出優惠產品的背景下,為了穩住乘客規模,也在這兩年逐漸推出了多種低價服務產品,且是由司機直接承擔這一低價損失,司機的日均收入相比兩三年前已經下降了40%左右。
根據筆者對網約車司機的調研,他們時常會在網約車司機群里抱怨收入太低,社會公平感較弱,其行為甚至可能發展成針對平臺企業的集體對抗行動,引發社會風險。
權益保障與社保缺失背后的低度風險應對能力
在新就業群體與消費者的關系中,平臺企業是“隱形”的。平臺企業通過算法控制變相強化了從業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張力,卻往往從這種緊張的關系中抽身出來,不負具體責任。在社保方面,雖然這一群體的社會保障意愿較高,但是實際參保程度卻較低。原因是從業者不愿意再去花錢買保險和社保——他們要么一直帶著“過渡性”的心態工作,認為當下沒必要買;要么更愿意把工資花在現實生活中的消費需求上,只是寄希望于平臺或政府給予保障。
雖然有的平臺企業會給從業者購買社保,但目前也只是給比較穩定的專送人員購買。一方面,這部分的社保開支較大,在為數眾多的平臺企業中,只有少數幾家頭部企業愿意為其從業者購買社保;另一方面,有的平臺企業購買社保之后,還會從從業者的收入中減扣,這不僅會引起部分從業者的反對,甚至還會導致其跳槽到其他平臺。
政府介入的管理成本較高
新就業群體規模較大,對于非移動式就業人員難以識別,線下管理難度較高;對于移動式就業人員,因為工作場景分散,屬地管理邊界亦不明確。由于平臺企業的成長期較短,社會責任感偏弱,許多平臺企業的業務發展和日常運營并不成熟,而且總是出現制度建設、權益保障的問題。面對龐大的就業群體規模、成熟性不足的平臺企業,如果只是政府兜底,將會造成巨大的財政負擔。
京東承諾為全職騎手提供完整的五險一金保障,平均繳納額度約為2000元,費用全部由公司承擔。圖源:新華社
三、做好新就業群體社會工作的“三駕馬車”
新就業群體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生力軍,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貢獻者。加強新就業群體的凝聚與服務工作,需要精準施策,擴大關愛服務圈,努力將其轉化為參與新時代城市建設的重要力量。既要支持和認可他們的“職業”,也要協助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樹立新型就業觀念,保障他們的體面收入,營造全社會尊重新就業群體的氛圍,提高他們的工作滿意度與生活幸福感。基于新就業群體的內在特征和工作難點,建議在“制度—組織—空間”的框架下,以制度為前提、以組織為依托、以空間為載體來加強新就業群體的管理和服務工作。
1.加強制度保障,夯實多元主體的管理與服務責任
強化政府引導,健全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就業服務制度。政府要牽頭打造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就業服務生態系統,建立與新就業形態相匹配的公共服務體系。與此同時,要增強行業監管,加強對平臺企業、群團組織、社會組織的引導與合作。
增強勞動者權益意識,落實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保障制度。要積極落實勞動權益保障工作,提高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社會保障意識、勞動權益意識,不斷激勵勞動者積極參與職業技能培訓。要嘗試創新社保繳納制度,探討全行業的“強制性”社保政策,既不讓從業者感受到收入損失,也落實對從業人員的多重保障。
明確企業責任,規范平臺企業的勞動過程控制。要明確平臺企業對于勞動者的管理責任和社會責任,政府應該指導并敦促企業對勞動者進行規范培訓,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要監督促進平臺企業落實勞動技能培訓制度,強化人文主義關懷,建立更人性化的勞動監管機制,增強對勞動者的福利補助,同時提供崗前培訓,有效提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綜合素質。此外,政府要積極落實企業在新就業形態崗位培訓與社保代繳方面的資金補貼。
2.健全組織保障,建立多形式多層次的高質量管理服務體系
堅持黨建引領,加強新就業群體的黨建工作和工會工作。要依托新就業群體黨組織和社區黨組織,強化黨員勞動者的示范服務作用,幫助非黨員勞動者了解就業服務政策,提高權益意識,獲取公共服務信息。建立區縣級新就業形態行業工會聯合會,成立新就業形態工會組織,建設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之家,增強新就業群體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應積極引導年輕人、大學畢業生、黨員,以及工作場景相對穩定的從業者(如非移動式就業人員)參與基層社會治理,避免對女性、中老年人形成工作歧視。
聯合平臺企業、群團組織、社會組織和社區,提供科學有效的服務。要建立多維度多層次的服務內容,滿足不同類型勞動者的培訓需求,全面提升勞動者的職業素質。加強對培訓內容的質量管理,支持、引進和培育專門針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社會服務機構,支持平臺企業和社會服務機構圍繞數字經濟、智能網聯等新業態領域拓展豐富工作內容,適應不斷變化的一線場景。
引入專業院校的智力支持,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務課程和培訓教材。鼓勵支持地方各高校、職業院校圍繞新業態、新技術、新產業、新職業的發展特性,根據最新的產業狀況和市場需求,探索開發具有地域特色和行業前瞻性的培訓和服務課程,制定統一的培訓標準和質量評價體系。加強培訓教師隊伍建設,不斷提高從業者的綜合素質。
3.落實空間保障,促進新就業群體健康發展
支持各地方合理布局休息驛站,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提供便利的充電場所。通過合理規劃,布局建設位置合適、條件良好的休息驛站,打造就業友好街區,充分服務新就業群體。既要提高驛站的區域覆蓋率,也要豐富驛站的功能性。
外賣小哥驛站。圖源:新華社
整合盤活社區資源,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提供充足的學習空間。統籌利用各類教育設施及資源,向新就業群體開辦線上云課堂,線下培訓班、培訓夜校等。
多渠道打通職業發展通道,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構建有前景的職業發展空間。平臺企業應積極打通晉升渠道,建立職業成長體系,激勵從業者轉型管理崗位。鼓勵平臺企業開放內部轉崗通道,滿足勞動者的多元化職業需求。此外,要積極引導平臺企業加強與開放大學、繼續教育學院的合作,鼓勵并資助從業者進修大專或本科學歷。
保障居住空間,穩步推進城市更新政策。不少新就業群體是流動人口與低收入群體,主要居住在城市的“城中村”等成本較低的地方。在推進城市更新政策、城中村改造的時候,應該考慮到這一群體的居住需求。比如推行面向新業態勞動者的集體宿舍、保障性租賃住房優惠等。
本文作者
李明令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助理研究員
(點擊圖片閱讀更多李明令的文章)
*參考文獻:
[1]馮帥章,萬倩. 平臺就業的分類與特征:來自互聯網招聘大數據的證據[J]. 勞動經濟研究,2024,12(05):13-34.
[2]全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達8400萬人[N]. 人民日報,2023年03月27日,第01版。
[3]積極回應新就業群體期盼[N]. 人民日報,2025年01月20日,第014版。
[4]周愛軍.新業態靈活就業者勞動權益保障面臨的突出制約與破解路徑研究——基于河北省的調查分析[A].載《河北人才發展報告(2024)》.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
[5]劉宗英,鄭文杰,陶成蹊. 四川省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報告[A]. 載《四川社會發展報告(2024)》.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
IPP專訪|廖凱:穩定幣熱潮背后,有何暗流?
李明令:校園極端事件背后,怎么看當代大學生的心理問題?
“AI民主化”之后,不能放棄對人文性的“深度求索”
關于IPP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IPP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系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咨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