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一項宗教法令在全球范圍內引起了震動，該法令由伊朗最受尊敬的什葉派神職人員之一大阿亞圖拉·馬卡雷姆·設拉子頒布。

這則法令將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和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稱為“上帝的敵人”，并呼吁世界上 1 億穆斯林追捕他們。

該法令剛一公布就在全球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這份“追殺令”帶有宗教色彩，再結合一下近代許多極端的宗教恐怖分子，不免的讓人擔憂此舉是否會加劇全球極端恐怖襲擊。

那么，為什么伊朗會在如今發布這樣的“追殺令”呢？這份“追殺令”又會對外界產生怎樣的影響？

不久前，伊朗傳出一則令人震驚的消息：該國什葉派宗教界的重量級人物——大阿亞圖拉馬卡雷姆·希拉齊，發布了一項宗教裁決（即“法特瓦”）。

將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定性為“真主的敵人”，呼吁全球穆斯林對這兩人展開“無限期、無限制”的追殺行動。

這個命令并不是一時沖動的口號，也不是哪位官員的個人觀點，而是一位在伊朗宗教體系中地位極高的領袖所做出的正式裁決。

在伊朗，尤其是什葉派體系中，這種來自大阿亞圖拉的教令具備強烈的宗教和法律雙重效力，它不僅是信仰上的號召，更能成為實際行為的“合法”依據。

宗教裁決在伊朗社會中有著深厚影響力，自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的法律就融合了什葉派教法，國家體制深受宗教影響。

歷次社會運動中，都曾有人被冠以“敵神者”的名義遭到極刑，在2022年伊朗大規模抗議期間，就有年輕人被指控“叛逆神意”而被判處死刑。

這種以宗教之名下達的極端命令，在歷史上并非首次，如今再次出現，足見其背后的動機不簡單。

更重要的是，這份追殺令繞過了伊朗政府，直接由宗教領袖發出，意圖也十分明確——把這場沖突定義為宗教戰爭而不是國家戰爭。

既回避了國家層面的外交和軍事風險，也可以激發信徒從個人角度出發，自發地進行所謂“圣戰”。

這份追殺令看似突然，實則早有伏筆，伊朗與美國、以色列之間的矛盾，已經積壓多年，從核問題到地區安全，再到各類代理戰爭，三方之間一直處于高度敵對狀態。

尤其是在特朗普任內，美國退出了伊核協議，并對伊朗施加了“極限施壓”政策，不僅加大了經濟制裁，還直接下令擊殺伊朗革命衛隊將領蘇萊曼尼，這一舉動激怒了伊朗高層，也成為今天矛盾激化的重要導火索之一。

以色列方面也不甘示弱，情報機構摩薩德多次被指在伊朗境內秘密行動，暗殺核科學家、破壞核設施，這些暗殺行為讓伊朗對以色列的不滿達到頂點。

而伊朗呢，在軍事上難以與美國或以色列正面對抗，因此更傾向于采取“非對稱作戰”方式，比如通過民兵武裝、網絡攻擊，或者現在這樣，以宗教教令發動“個人行動”——這也正是這次追殺令的最大特點。

在這種背景下，大阿亞圖拉希拉齊所發出的這道追殺令，其實就是一種“另類反擊”，既不是國家宣戰，也沒有明確軍事行動，但卻讓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這兩位政壇要人面臨持續不安的安全威脅，心理壓力驟增。

事實上，特朗普在近期公開場合中也流露出類似情緒，他說：“賽車手死亡率是0.1%，當總統的死亡率卻是5%。

要是我早知道，可能就不會參選了”，這番話雖未直接提及追殺令，但顯然折射出他對安全形勢的擔憂。

至于內塔尼亞胡，雖然沒有公開回應，但從以色列一貫的反應來看，其情報機構極有可能將伊朗宗教高層列為潛在打擊目標，這又可能掀起新一輪隱蔽戰線的較量。

雖然這道追殺令被包裝為“穆斯林共同體的集體任務”，但要真正動員全球19億穆斯林去執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伊斯蘭世界內部本就存在諸多派別和矛盾，伊朗作為什葉派的代表，在遜尼派國家中影響力有限，比如像沙特、埃及、印尼、土耳其等大國，對伊朗的政策和宗教領導層并不買賬。

這意味著，雖然教令發出了，但真正愿意響應的，可能僅限于伊朗本土或與其有地緣聯系的什葉派群體，比如伊拉克、黎巴嫩的真主黨武裝，或也門胡塞武裝等。

而大部分穆斯林國家的民眾，恐怕更多是冷眼旁觀，甚至擔憂這類極端命令會加劇對伊斯蘭教的誤解和外界敵視，另一方面，這種無限制、無時間期限的追殺號召，也容易引發所謂“獨狼式襲擊”。

這些襲擊往往不可預測、防不勝防，容易打破正常的社會秩序，對普通人甚至無關國家也可能造成影響。

過去幾年，全球范圍內多起以宗教為名的襲擊事件，已經讓很多國家提高警惕，一旦出現極端信徒響應這份教令，勢必會進一步加劇全球安全焦慮。

而對于伊朗來說，這種“信仰動員”雖然在國內可以起到團結民意、鼓舞民族情緒的作用，但在國際舞臺上卻有被孤立甚至加劇制裁的風險。

西方國家原本就因為伊朗核問題而對伊朗盯的很緊，而伊朗的此類激進行為則很有可能會被視作“支持恐怖主義”的信號。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借宗教之名的政治行為，很容易將原本可以協商解決的問題引向更加極端，甚至無法收場的的方向。

信息來源：封面新聞——《國際觀察｜伊朗向特朗普發出逮捕令，美國回應“沒人會把它當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