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6月21日，文匯講堂176-4“全球南方在文明交流中共振與互鑒”在上海外國語大學舉辦。該校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執行院長楊成主講，并在圓桌環節與上海市區域國別學會會長姜鋒、該校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顧力行（Steve J. Kulich）和巴基斯坦國際文化遺產管理委員會成員納西姆·汗（Nasim Khan）展開圓桌互動。近180位聽眾現場參與，上觀APP等五個平臺直播，1.5萬人次觀看。

現將內容整理為主講上下、圓桌上下、提問、快評等，此為主講上篇。

“全球南方系列十講”正從各個維度深入而有序展開，接著之前破題、數字技術、基礎設施三個話題，今天我從全球南方的文明維度“接著講”。

全球南方的文明維度

國內學界目前對“全球南方”問題的研究和討論，大多集中在經濟發展與政治博弈兩大維度：一方面，資源獲取與結構性不平等始終是發展中國家的現實關切；另一方面，打破西方主導的權力結構、實現話語自主已成為廣泛共識。相比之下，對其文明維度的深入探討仍顯薄弱。

*長期的文明等級制遮蔽了文明主體性

《世界秩序與文明》》《什么是西方》《懷柔遠人》

對文明維度不夠重視，相當程度上是“全球南方”國家囿于發展階段的局限性對政治自主和經濟發展更為關注，而對自冷戰以來被遮蔽起來的始于殖民時期的文明等級制，以及在蘇聯解體后經全球化包裝更加隱性的西方文明中心主義，沒能保持足夠的警惕。

哥倫比亞大學人文講席教授劉禾在《《世界秩序與文明》》一書中深刻地指出，西方從帝國時期以來的國際影響力拓展，包括現代發達資本主義的整個進程，都嵌入了“文明等級制”這一核心邏輯。文明被分為野蠻、蒙昧（未開化）、半開化、文明和明達五種等級，顯然最先進的是西方發達國家，最邊緣的是現在更多被西方定義為“失敗國家”的國際行為體。

法國學者菲利普·尼摩（Philippe Nemo）在《什么是西方》一書中進一步明確了西方“文明標準”的生成邏輯：經歷過五個關鍵時刻，即古希臘人創造了城邦和科學，古羅馬人發明了私法和人文主義，《圣經》倡導的倫理觀與末世論，11-13世紀的“教皇革命”以及西方近代重大的民主革命。只有經歷過這一套“文明刻度”的歷程或者從根本上接受并內化其精神，一個國家才有資格被納入“西方”的范疇。

何偉亞在《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一書中指出，在英國人看來，中式禮儀是古代或前現代的典型特征，缺乏充分自覺的理性。這種認知實際上也是基于文明等級制的論斷，認定清朝在文明發展處于落后狀態。這不僅是禮制的沖突，更體現出雙方對于現代性與文明的本體認知分屬兩種系統。

由此可見，推動文明之間的“互識”，是全球治理新秩序構建的關鍵，也是“全球南方”獲得真正的主體性的要義所在。

*從“自然狀態”出發的國際秩序弊端日益凸顯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會議

當前我們熟悉的國際秩序建構邏輯，基本以“民族—國家”（Nation-state）為單元，這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之后就成為主導范式。這種制度安排的底層邏輯更強調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但當西方帝國對外擴張時，它們就開始罔顧其他國家的主權了，不干涉內政原則也被拋諸腦后，替代它的是“文明”等級制。資本主義列強以文明輸出的名義，實際上毫無忌憚地破壞著其他國家的文明。

在文明等級制的前提下，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維坦》中極力推崇一種國家之間處于相互爭斗的叢林法則的“自然狀態”假定，這一思想被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所吸收，成為其基本邏輯。我讀博士時的導師馮紹雷教授曾赴布魯塞爾給北約授課，其間曾向在場的北約軍人提了一個饒有興趣的問題，即他們在做出事關北約安全問題的判斷和決策時遵循的是哪一種理論。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最被認可的是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三大范式，后冷戰時期的批判學派等也廣受關注。但現場所有北約軍官們都選擇從現實主義理論視角為思考問題的出發點。

從這一案例可以看出，盡管除了霍布斯“自然狀態”零和假定，還存在洛克假定、康德假定等一系列假定，但在外交、國防、安全等等涉及國家利益的具體問題上，西方精英做謀劃、定政策的思想起點依然是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假定，換言之就是從把自己和他人對立起來，把信徒與異教徒對立起來，把西方和東方對立起來，一切安全問題都是零和博弈。

雖然霍布斯文化至今還深刻影響著西方世界的主流認知。但面向人類的未來，這套深刻塑造著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法律等方方面面的基本準則，現在已走到死胡同。我們急切地呼喚新的解決方式。

約180位現場聽眾全神貫注

*全球南方國家的古代文明大多處于失語狀態

從文明維度上來說，“全球南方”當前基本處于文明失聲狀態。首都師范大學邱運華教授2024年指出，“全球南方”國家的古代文明，如瑪雅文明、努比亞文明、印第安文明等，其起源和早期發展都“失語”了，考古學和人類學無法講述它們的起源故事。我們熟知的人類從大航海時代開始的“文明史”敘事中，充滿著對這些早期文明的忽視、漠視和無視。

我所在的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近年來把研究重點設定為“全球歐洲”研究，是因為我們注意到，國內外現有的歐洲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所謂的“現代世界”為開端，從而淪為了先進西方、落后非西方的二元化線性敘事。時間維度一旦被拉回“地理大發現”以前，把古代亞歐大陸上的文明互動納入視野，歐洲就失去了單一現代性輸出者的話語優勢，一個更完整的多重現代性的世界知識圖景將被建構出來。

因此，要講好全球南方國家文明起源故事，就必須一方面破除歐洲中心主義等西方史觀，強調“失語”文明的自主話語權；另一方面要加大考古學、人類學領域投入與研究力度，以更多的突破與文明證據支撐起全球南方國家的文明話語權。

《失落的啟蒙：阿拉伯征服的中亞黃金時代》與作者。

近期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舉行的第二屆中國—中亞峰會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普羅大眾很難想象，中亞在世界文明史上曾居于中心地位，其多樣文明的共生共榮催生過一個“黃金時代”，而當時的歐洲還處于黑暗的“中世紀”。美國學者斯塔爾（S. Frederick Starr）在《失落的啟蒙：阿拉伯征服的中亞黃金時代》中指出，從阿拉伯擴張到帖木兒時代的中亞，是世界歷史上的文明中心。大量史料證明，歐洲正是經過阿拉伯的傳譯活動，才從中亞等處獲得了后來的發展動力。這提醒我們，“全球南方”從未缺席人類文明進程，只是在西方世界史話語中往往被邊緣化。

無可爭議的現實是，殖民主義哪怕是經過了“全球南方”的去殖民化依然還殘痕猶存，并且在新的、更隱性的“文明等級制”中不斷復制和擴展。比如，前宗主國的“看不見的手”仍在操縱資源分配、地緣結構與文化認知，甚至經常導致“南南之間”的內部緊張與歷史創傷。

全球南方的文化自覺

在這種大背景下，除將“全球南方”的文明維度提升到與政治維度、經濟維度同等重要的地位以外別無他法。一個有利的歷史契機是，“全球南方”國家正在出現群體式“文化自覺”的大趨勢。

*全球文化漸趨“美國化”，加劇文化依附

南方國家在個體或集體意義上的文化自覺之所以日益勃興，與全球化將時間維度上的“現代性問題”轉化為空間維度上的“全球性問題”，并進一步加強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核心—邊緣”結構密切相關。

從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開始，美國主導并強力推進以新自由主義為內核的最新一波全球化浪潮，在這種模式中，資本自由流動與跨國文化輸出成為主旋律，世界被裹挾進由美式文化符號、價值系統和消費習慣主導的全球秩序。《世界的西方化》（The Westernization of the World）一書中對此已有明確批評，指出這一進程造成了對非西方文明的邊緣化與再塑造。

左為《世界的西方化》，右為哈貝馬斯書籍，提出了對全球化的擔憂

包括哈貝馬斯在內的歐陸哲學家曾長期憂慮，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是否正在導致全球的“美國化”？人類文明的多樣性會不會就此逐漸被抹平？這種全球文化的結構化過程，實際上加劇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文化依附與話語不平等。

*全球化進程也是國家文化覺醒的過程

全球化并未消解地方性。恰恰相反，它在與本土文化的遭遇中暴露出深刻的不適與摩擦。這種“適配”困境反過來激活了本土文化的反思性機制。地方性文化的反思更是因此成為推動國際秩序重構、國際體系轉型的重要力量。尤其是歷史悠久、文化傳統深厚的國家與民族，紛紛喚醒自身文化意識，進入“文化覺醒”狀態。“全球南方”也是在此過程中逐漸獲得了新生，開始以文明為核心重新思考全球關系，并主動尋求多元價值體系下的文化定位。

上世紀末，費孝通提出“文化自覺”以適應全球化浪潮

正如費孝通先生所提出的，這種“文化覺醒”本質上是一種“文化自覺”。它不僅是對外部文化入侵的回應，更是對自身文明價值的重申與主體性的重建。

在他看來，文化自覺乃是在充分理解自身文化的基礎上，與外部文化展開互動與對照，從而確立自我認知邊界的過程。費孝通先生特別強調，“認不清的我”是社會科學面臨的根本挑戰。“自知”不僅是個體的倫理美德，更是國家文化主體建構的基礎。這樣一來，在全球化語境中，文化自覺就轉化為政治、法律、教育、傳播等多重維度的系統工程。

*從“一分為二”回到“一分為三”

西方的傳統認知范式是一分為二的，而中國認識世界的邏輯起點傳統上是一分為三的，這就是《道德經》中所提到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之所以得以實現，很大程度上也因為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盡管源于西方但又超越了西方的“一分為二”。

而在“全球南方”的文化自覺實踐中，如何從“一分為二”的現代性走向“一分為三”的復雜認知，構成我們邁向文明互鑒的內在動力。

*各類國家都在勃發“偉大復興”的敘事自覺

文化自覺及其重要性，可以從新的時代條件下全世界日益普遍化的“偉大復興”敘事中窺見一斑。以前，我們更熟悉的是大國講偉大復興，中國、美國、俄羅斯等都不例外。近年來，中等強國、地區性強國也越來越多地提出“偉大復興”敘事。以土耳其為例，所謂“新奧斯曼主義”“新歐亞主義”思想的興起以及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諸多舉措，均明確指向重新振興土耳其在歐亞大陸乃至世界政治中的歷史地位。土耳其甚至停止使用被認為由西方賦予的英文國名“TURKEY”，而改用更具本土自信的表達。

左為2024年哈薩克斯坦舉紀念術赤汗建立金帳汗國800周年，右為烏茲別克斯坦的“抓飯中心” 在烏留學生任如意拍攝

而小國的加入更加引人注目。以我主要研究的領域中亞為例，哈薩克斯坦正重新書寫本國發展史，成立術赤兀魯思研究所，由哈國務顧問葉爾蘭·卡林直接主持編撰七卷本《哈薩克通史》。托卡耶夫總統更明確提出哈薩克斯坦是金帳汗國的直接繼承國。哈領導人還在“新哈薩克斯坦”概念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公正的哈薩克斯坦”理念，細化國家治理愿景。

烏茲別克斯坦總統米爾濟約耶夫也提出了以“新烏茲別克斯坦”為名的2022—2026年發展戰略。政府專門在塔什干建設“新烏茲別克斯坦公園”。2023年10月，筆者前去田野調查并觀摩議會大選，曾獲贈名為“新烏茲別克斯坦”的伏特加酒。類似復興敘事更是嵌入日常生活，如街道更名、紀念碑新建、飲食文化塑造等。比如，烏茲別克斯坦的“抓飯中心”（Центр плова）設有全球最大的抓飯鍋，一次可烹飪足以供成百上千人食用的抓飯，各地還經常舉辦“抓飯節”，成為其國家建構和認同重塑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類現象提示我們：“全球南方”的文明維度不能忽視，因為不僅是“南方國家”，連“北方國家”“西方國家”都在積極建構“偉大復興”的敘事。各國的復興故事講得越充分，它們的文化自覺意識就越顯突出。顯而易見，全球南方之間的對話與合作，無法繞開文明維度的基礎。 整理：李念 金夢

未完待續，下篇為：

楊成：如何文明互鑒？費孝通提出“將心比心”|講堂176-4 ②

“以己化他”到“化他為己”，是全球南方從失語到真正崛起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