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民國，你能想到什么呢？

是十里洋場的燈紅酒綠？

是軍閥混戰，強敵環伺？

還是林徽因的詩？

徐悲鴻的畫？

穿旗袍的畫報女郎？

亦或是五四青年的一聲聲吶喊？

革命先烈的慷慨激昂？

民國，就像狄更斯在《雙城記》中開頭說的：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

那個時代炮火連天，民不聊生，但也人才輩出，百家爭鳴。

而西南聯大，則是那個時代重要的人才搖籃。

那時的西南聯大，飛機在頭上轟炸，學生在洞里上課，但就是這樣艱苦的環境，孕育出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171位兩院院士以及100多位人文大師。

學生出俊杰，教授更是不遑多讓。

擔任常委的有清華校長梅貽琦、北大校長蔣夢麟、南開校長張伯苓，中文系有朱自清、聞一多；

外文系則有葉公超、柳無忌，哲學心理系有馮友蘭、金岳霖，算學系有華羅庚，社會學系有費孝通……

而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則是當時西南聯大的歷史系教授、著名歷史學家鄭天挺。

鄭天挺是西南聯大的“大管家”，他在抗戰期間擔任西南聯大的總務長，為學校的運營保駕護航。

他也是史學界的“當家”人物，為北京大學、南開大學歷史學科建設恪盡職守。

他畢生致力于史學研究，被譽為20世紀后期少有的宗師級史學家。

接下來，我們就一起走進鄭天挺的傳奇人生。

出身名門，幼年失怙

鄭天挺，1899年8月9日出生，祖籍福建長樂。

長樂設縣始于唐武德六年（623年），取長安久樂之義。

長樂歷史文化底蘊深厚，自古就有“海濱鄒魯、文獻名邦”的美譽。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良好的文化氛圍，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

古有“朱子理學第一傳人”黃榦，明代數學家、珠算學家柯尚遷，清代著名中醫理論家、醫學教育家陳修園；

近現代則有作家鄭振鐸、詩人冰心等人物。

而鄭天挺也是長樂這片土地培育出的一顆璀璨明星。

鄭天挺出生于書香世家，他的曾祖父鄭廷珪，是清代道光年間進士，之后先后到安吉、象山、金華等地當知縣。

鄭天挺父親鄭叔忱，繼承了曾祖父的才學，在光緒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也考中了進士，之后到翰林院任庶吉士。

庶吉士是明清兩朝翰林院內的短期職位，為皇帝近臣，是明朝內閣輔臣的重要來源之一，一般在進士當中選擇最有潛質的人擔任。

后來，鄭叔忱于光緒二十八年后任奉天府丞、奉天學政、京師大學堂教務提調等職務。

鄭天挺母親陸嘉坤，也是一位知識女性，她“善作詩，操古琴”，有遺著《初日芙蓉樓吟稿》。

家學淵源為鄭天挺今后的路鋪就了基礎，但其父母先后早逝。

父母托孤于親戚梁濟，之后鄭天挺和弟弟就被寄養在姨父家，由梁濟監護。

雖然雙親離世，又寄人籬下，但是鄭天挺沒有自怨自艾，他在學習上一直非常優秀，即使后來帶著弟弟單獨生活，也從來沒有耽誤學業。

他18歲的時候，從北京高等師范學校附屬中學考入了北京大學國文系。

在北大，除了學習國文課程外，鄭天挺還旁及其他專業的知識，在圖書館系統閱讀了《史記》《資治通鑒》等史籍，培養出了對史學的濃厚興趣。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鄭天挺也參加了北大學生會組織的活動，還代表北大到天津與南開中學聯絡，也曾參與街頭宣傳活動。

他還與朱謙之、許地山等十四名在北京的福建籍學生成立了社會改革學會。

此時的鄭天挺既是一個求知若渴的有志學子，也是一個充滿社會責任感的熱血青年。

他盡自己的力量發光發熱，探索屬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亂世立身，勵圖治史

1920年夏天，21歲的鄭天挺從北京大學畢業后，先后在北洋政府經濟調查局、廈門大學有過短暫的任職經歷。

一年后，鄭天挺再次返回北京大學攻讀研究生，師從錢玄同。

在讀研期間，鄭天挺參與了北京大學主持的清代內閣大庫檔案整理工作，這項工作也為他日后研究明清史奠定了基礎。

研究生畢業后，鄭天挺留校擔任北京大學講師，負責教授人文地理等課程。

在教學之余，他對于史學的興趣愈加濃厚，并產生了“史宜立圖”、纂集《史籍考》的愿望。

鄭天挺擔任北京大學講師兩年后。

他開始兼任國立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教員，以及外國語專門學校的教員。

但是好景不長，1926年3月，北洋政府衛隊制造了318慘案。

北京大學和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的數名學生在慘案中死亡，加上北洋政府欠薪嚴重，一年后，鄭天挺離開北大，轉去浙江省民政廳和浙江大學任職。

直到1930年底，鄭天挺才重回北大。

這次他出任北大秘書長，還兼任了中國文學系的教授，講授古地理學和校勘學等課程，并且主持編輯了《古地理學講義》，校勘《世說新語》。

三年后，他開始專注于明清史的研究。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北大師生紛紛離校南下。

在這種危急關頭，鄭天挺挑起料理校產和照顧未能脫身的教授們的重擔，并組織學生安全撤退。

而他自己則臨危不懼，照常辦公，在日本憲兵隊搜查北大辦公室時，依然堅守崗位。

8月底，“漢奸維持會”派人接收北大，鄭天挺才不得不離開校園，準備南下。

在南下的時候，他成了大家的領頭羊。

他負責安排所有人的行程、管理圖書、實驗儀器的運輸、經費籌措及使用等事項。

1937年11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長沙組建成立了長沙臨時大學。

但沒過多久，由于長沙接連遭到敵機轟炸，長沙臨時大學決定西遷昆明，并在昆明改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到昆明后，由于校舍緊張，鄭天挺代表北大赴蒙自，籌備在當地分設文學院、法學院的相關事宜。

在蒙自的半年期間，鄭天挺除了教授隋唐五代史外，研究范圍還涉及了西南邊疆史和西藏史，先后寫作了《發羌之地望與對音》等文章。

1938年下半年起，鄭天挺開始在西南聯大教授明清史。

1939年5月，北京大學恢復文科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由鄭天挺主持。

1940年初，西南聯大總務長沈履離職，清華校長梅貽琦等人均推薦鄭天挺繼任。

就職后，鄭天挺開始忙于行政工作，負責處理聯大各種復雜繁重的校務。

為了給西南聯大籌措經費，他還經常奔波于興文、富滇、勸業、礦業等銀行。

可以說，西南聯大能夠在戰火紛飛的時局下堅持辦學，鄭天挺厥功至偉。

鄭天挺也因此被稱為西南聯大的“大管家”。

抗戰結束后，1945年8月底，北大開始計劃復校事宜，決定組織遷移委員會，鄭天挺又受命返回北平接收校產。

可以說，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他始終為學校事務鞠躬盡瘁，盡職盡責。

鄭天挺不是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弱書生，每逢危難之時，他總是挺身而出，義不容辭地擔起重任，為其他師生保駕護航。

他身上體現了老一輩學者的使命感、責任感。

建設史學，著作等身

1952年9月，在北大教學7年后，鄭天挺被調去南開大學任歷史系主任、中國史教研組主任，開始了其后半生長達三十年的南開生活。

當時南開大學在教學方面有諸多不完善之處，鄭天挺到南開后，馬不停蹄展開了改革，并親自指定新的教學計劃，親自授課為其他教師做示范。

他還在南開大學創建了明清史研究室，主持了校點《明史》等重要學術工作，并培養了大批史學學子，壯大了歷史學科的學術隊伍。

不僅如此，懷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鄭天挺還積極參與全國性的史學建設活動。

比如擔任歷史學科評議組的召集人，帶領全國史學界編纂《中國歷史大辭典》，推動明清史領域的國際學術交流等，極大地推動了新中國歷史學科的建設。

雖然行政工作繁忙，但鄭天挺從未脫離史學的教學和研究。

即使是在抗戰期間，戰火紛飛，他又忙于西南聯大校務工作時，鄭天挺也一直有史學報告、研究出世。

鄭天挺在明清史、隋唐史、魏晉南北朝史、音韻學、歷史地理等方面均有學術論著發表；

且著作形式多樣，目前已出版的有學術專著1部，序跋文1篇，日記輯錄1部。

學術論文集3部，演講記錄5部，學術論文11篇。

他的主要論著，包括《列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志要》《清史探微》《探微集》《清史簡述》等，至今仍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

1981年，由于積勞成疾，鄭天挺因病逝世于天津。

鄭天挺的一生，是與時代同行、與學術共進的一生。

他既是民國時期學術精神的縮影，也是中國近現代史學發展的見證。

他以深厚的學術造詣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學子，更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堅定的學術追求，成為了中國史學界的一面旗幟。

他對于歷史學的深刻研究和獨到見解，亦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學術遺產和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