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亮亮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

論調查研究，我們都應該向毛主席學習。他從學生時代就開始以“游學”方式走進鄉村、理解社會，在革命時期更是堅決反對本本主義，提倡根據中國具體的國情進行調查研究，進而制定行動路線。對各類群體的訪談、組織各類形式的調研會，進而形成的《尋烏調查》成為指導當時革命的基礎理論認識和方案。毛主席的調研方法和做學問的方式也成為我國社會學特別是田野學派的學習典范。注重調查研究，踐行實事求是，費孝通先生將這一原則引入到自己的社區研究中，并影響了后輩學人。賀老師的調查研究和做學問方法得益于毛主席和費孝通先生的啟發，三十年如一日，下鄉調查、筆耕不輟，思考農村、農民的前途與命運問題，并基于調查研究提出建設性思考，對學界和政策理論界形成了影響。《認識中國》一書是三十年來他提出的各種理論性判斷的集大成者。拿到本書，閱讀目錄，每一個標題理論都很熟悉，但是分列排布后，可以看出，研究正是基于他一直強調的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國際處境、城鎮化階段、區域差異、城鄉關系、實踐導向、跨學科思考”六重定位下開展具體研究而進行的，其“解釋中國經驗、服務中國實踐”學術初心不改。

社會科學的研究強調價值中立，但研究者必然有立場。本書所折射出來的是“大國、小農立場”。小農立場是指目中有人，在城鎮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農民的價值意義、家庭生計、生活方式等都發生了改變。要對具體的個人在時代變遷中的行動進行解構，對“農民的三重價值分析”“中堅農民的社會意義”“老年人的三不離養老”進行剖析，方能夠理解農民的掙扎與自洽，理解小農韌性。有了對具體的個人的關照，才能夠從大國立場上思考國家發展的路徑。我認為本書所思考的總問題是“國家何以在巨變時代保持韌性”。“城鄉之間的市場和社會分工體制”“城鄉二元結構的保護型轉向”，都證明了中國鄉村作為壓艙石的重要性。在這個意義上，本書的諸多觀點不是按照文件解讀國家政策，人云亦云。而是基于實際調研的批判性思考。當大家都在談論要推動市民下鄉、土地入市的時候，秉持小農立場的本書談到要繼續堅持“城鄉二元”的基本制度（因此此時農民的城鄉流動不受限制了），提出要為農民留下兜底保障的空間。為了小農，但可能得不到小農的理解，“為什么不能把地賣了進城？”在調研中，我們經常會被這樣問到，是很難回答的。但本書給了答案，從國家和長期主義的角度思考，將來怎么辦？這不是要犧牲農民，恰恰是保護農民，因為農民在市場是先天性能力不足的。在珠三角調研時見過太多拆遷暴富，沉迷賭博后傾家蕩產的人。所以，大國立場和小農立場完成了統一，強調國家立場，但堅持目中有人。超越于單一國家視角，就有了對“鄉村利益共同體”“分利秩序”“懸浮型內卷”的解構和批判。這是國家具體治理社會中出現的結構性問題，從高效能、低成本治理的角度來說，找回群眾、邁向組織動員是走向有效治理的可行路徑，如“分配型動員”“群眾主體”就是對統一國家、小農立場在基層治理優化中的具體體現。

社會劇烈轉型，社會科學研究必須與時俱進。在改革開放初期，國家政權與新興的基層自治組織發生交集，不同區域的基層治理出現了不同的樣態。為什么國家政策實現會出現差異化執行的結果，帶著這一問題，作者追問到了“農民行動與認同單位”“社會結構等差異”，從而提出“南北中國”的解釋性框架，撰寫了《南北中國》一書，也很值得閱讀。隨著農民進城，農民逐漸經歷了現代化和市場化的洗禮，鄉村賦予個體傳統性的一面趨弱，且國家行政下鄉力量增強，南北差異逐漸減小。經濟要素的影響逐漸加大，東部的鄉村和中西部的鄉村是一個鄉村嗎？帶著這一問題，研究者又從“東西區域差異”的視角進行對社會結構的解剖，從而提出“沿海城市經濟帶的城鄉一體化”“中西部農民的接力式城市化”等。這些也形成了《東西中國》一書。

沒有對時代的好奇意識、沒有步履不停地調查研究的行動力，社會科學是做不出對具體社會的有力的解釋的。讀罷本書，正如上述寫到的形成了兩個鮮明的感受：只有國家立場，專家會成為懸浮于人民的“磚家”，誤國誤民；只有小農立場，科學研究無法實現深刻性，也無法回應時代大問題。堅持大國、小農立場的統一，方能做出一流的學術；躺在書齋里可以做出學問，邁向田野也可以做出學問。方法無高下之分，學問沒有好壞，具有解釋力是唯一標準。如何做具體的研究，方法在本書的最后一部分給出。

本書的文風直白，語言易懂，不存在閱讀和理解壁壘，讀者看后，所需要的便是行動。相信讀過此書之后，個體都可以對周遭的社會和時代有更加深刻地理解。至少我們都可以開始理解“附近”，理解身邊的事務，從而自洽地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