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空間距離回到能夠保全自身的程度時，人才會有余力和心氣去關心附近。」

“有人抽煙我就猛按除煙噴霧，看誰先走。”

“電梯和辦公室里的二手煙到底誰來管？”

“要么立法禁煙，要么別道德綁架。”

“這種宣傳對于吸煙者也是霸凌。”

“霸凌？那養貓狗是不是對過敏人群的霸凌？”

5月31日，世界無煙日，醫療健康科普公眾號“丁香醫生”發布文章《二手煙，其實是一種霸凌》。6月30日，深圳衛健委轉發該文，延續其“敢說”“活人感”的風格，調侃煙民“把繳稅當遮羞布”，讓#二手煙 霸凌#沖上熱搜。

（@深圳衛健委封面圖及“林則徐禁煙”梗）

從個體經驗出發的，憤怒、諷刺的彈幕式發言此起彼伏，每個人都有痛點，也都有火氣，煙只是引子。

在擁擠的現代生活中，人的肉身和精神需要時刻對抗那些無法預警的入侵，而二手煙，處在公共空間、個人邊界、社會情緒的交叉點，是最具隱喻性的一種：它彌漫、不可控，逼你共處，并讓你屏息。

每一次偶遇都可能滑向對抗。背后不只是煙民與非煙民之間的摩擦，更是對“失序共處”的不安，以及對“避無可避”的控訴。

（類似的沖突十分普遍，來源：@奮斗在韓國）

社會關系中的照護機制漸冷，而積壓的不滿卻泛濫。這是一場遲到但十分必要的集體質問——我們的生活空間到底怎么了？我們的感受還算數嗎？二手煙之外，還有什么正在悄然“入侵”？

01

感官入侵：

當身體失去新鮮空氣

從生理上說，二手煙是明確的侵害。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全球每年有超過120萬人死于與二手煙相關的疾病，其中許多暴露發生在家中、工作場所和教育機構等“共享空間”。但當人們用“霸凌”來討論它時，顯然不僅是因為它傷身，更因為它所揭示的，是一種持續而隱形的感官壓迫。

煙霧所代表的“他人”，不是可以回應和溝通的社交關系，而是逼近的生理負擔。

（《二手煙，其實是一種霸凌》文中的被動防煙措施）

“具身性”理論認為，身體不是容器，而是通向世界的“窗口”。意識、情緒與認知皆源于身體與環境的持續互動。因此，當身體邊界不斷被干擾、擠壓，甚至被迫讓渡時，感官上的入侵便會一點點積累為精神上的壓力，最終侵蝕個體對生活的掌控感。

并非所有的壓迫都會帶來直接的疼痛，有些只是無聲侵入每一口呼吸，又帶來一次嘆氣。這種壓迫深嵌在身體里，干擾個人生活的精力分配，就像無法愈合的傷口和“鞋子里的一粒沙”。

類似二手煙般讓人“避無可避”的還有集體宿舍或合租生活：即使拉上床簾，關上房門，戴上降噪耳機，也難以阻擋他人生活的聲響無孔不入地滲透進來，侵占每一個休息片刻與思考空間，或溫和或霸道，卻從未缺席。

（“正面連接”關于宿舍生活的采訪以及網友的合租感受）

于是，許多人選擇樓梯間、天臺或樓道盡頭，作為短暫卻寶貴的自我回收點。這些光線昏暗、用途模糊的角落，反而成了為數不多能喘口氣、保有身體邊界的“秘密基地”。

它們本質上是社會空間的縫隙，是現實中少有的“退場地帶”。在這里，憤怒和悲傷可以不必交代緣由，ta人只是經過，你也無須回應誰的詢問。這種自我療愈往往是被動的，是在正常公共空間無法為“人”提供基本安全與舒適感時的不得已。

而二手煙的彌漫入侵，則正是對這些僅存喘息點的再次擠壓——最基礎的呼吸空間都無法保留。

而因此產生的憤怒，不只是因為城市擁擠、生活沉重，也源于一次次“避無可避”所積累的不忿：為什么又是我屏住呼吸？為什么又是我默默離開一個本可以安然享受的公共空間？

（高中生、大學生在樓梯間崩潰）

這正是問題的根源：仿佛誰的行為更具侵略性，誰先“標記”空間，誰就擁有這片空氣。

“霸凌”這個詞被提出來，是因為太多人的退讓變成了“默認”，太多人的容忍變成了“不得不接受”。

而一個社會不能只靠“樓梯間”維持體面。

02

規則失語：

憤怒在裂縫中勉強劃線

在高鐵、地鐵、商場、公司茶水間、租房樓道……人與人之間的“臨時共處”越來越頻繁，也越來越緊繃。很久之前流行過的梗“我們之間的距離有點曖昧了”一語雙關，既指物理距離過近，也暗示情感距離模糊。

這種尷尬而緊張的相處狀態，并不是人的問題，而是空間與規則同時失效的結果。

一方面，城市的空間概念幾乎趨向兩極，就像電視劇《大樓里只有謀殺》的懸疑背景中“被子外面很危險”的隱喻：阿科尼亞大樓的住戶之間唯一的交集只發生在狹窄的電梯間。幾分鐘的短暫共處里，他們假裝關心居委會選舉、彼此的事業與愛情，甚至不會對視。電梯門一開，便又成為彼此“不可知”的潛在“殺人兇手”。

（《大樓里只有謀殺》中電梯間作為社交場所高頻出現）

社會學家項飆提出，“中間地帶的消失”正是當下人際沖突頻發的核心。那些原本存在于家庭與社會之間、私人與公共之間的緩沖區，被快速壓縮甚至蒸發了。當人們離開家門就走進電梯，離開房間就是公司，個體就沒有了準備、整理、轉換的空間。

而公共空間中情緒的泛濫，正是分區長期失調的后果：工作的壓力從工位延伸至通勤路上，再滲透到臥室的床邊、假期的沙灘。個人與社會、生活與工作之間的界限模糊交織，甚至徹底錯位。

（項飆接受采訪）

但更大的問題是，規則在這些快切的空間中缺位，看不見、用不上、沒人信。

如今的社會節奏將生活切割得更碎，個體身份流動性更強，原有規則的適用范圍大幅縮窄——“不得在公共場所吸煙”的標語貼滿街頭，但真正能夠執行與懲戒的系統幾乎沒有；太依賴個體的道德自覺，勸煙要靠“善意提醒”“彼此體諒”。

這些放任，恰恰放大了“誰霸道誰有理”的作用空間。

（公共場合的“無效禁煙”）

于是，情緒開始填補規則留下的真空。當公共秩序無法回應個體差異和邊界需求時，失效的系統只能讓個體獨自龐雜的現實情境。人在這種無助中變得敏感、防御，甚至進入持續的應激狀態。人們只能靠本能、靠憤怒、靠防御性反應來給自己劃線。

在這樣的環境中，行為沖突往往被簡化為人格沖突，結構性問題也容易被誤讀為素質矛盾。“討論二手煙時，輿論常常被引向性別對立、群體撕裂，其實這是一種刻意的模糊和轉移。”

人們的憤怒，其實是在質問一個失效又隱形的規則體系。

長此以往，不滿情緒會轉化為社交中的疲憊倦怠，乃至對公共生活的集體冷漠，更多的“爆炸時刻”，也就難以避免——這就是必須談論規則，重建邊界的原因。

03

重建附近：

不打擾才能走向關懷

空間折疊、規則失效之后，我們真正失去的，是彼此照護的能力和可能性。

項飆提出“附近”的概念，來回應“中間地帶消失”。“附近”是一種社會關系的構建方式——人們在熟悉又非強連接的日常接觸中，維系一種柔軟的感知與理解，讓普通人能在高壓社會中保有思考和行動的余地，即使在亂如麻的壓力狀態下，仍能握住一個松動靈活的線頭。

但想要“建構附近”，邊界必須明確。

“不打擾”，是最起碼的公共倫理。它不能靠呼吁，也不應寄希望于“高素質”，而要靠制度性安排來確保邊界可見、可依賴、可預期。比如通過分區、提示語、可申訴機制等現實選項，構成小卻穩定的社會共識。

（樹冠羞避現象）

自然界的“樹冠羞避”現象中，一些樹木的枝葉即使在高密度生長的環境中，也會保持間隙，不重疊、不壓迫，讓每棵樹都能呼吸與生長。人類社會亦然，當空間和距離回到能夠保全自身的程度，人才會有心力去關心和建構附近，去完成更具建設性的實踐。

而現實中我們面對的，卻常常是另一種被包裝成“實踐”的傲慢。

比如，脈動的立體廣告牌“強勢入侵”本就不寬敞的公交站臺，不僅遮擋視線、占據座位，更占領了城市為人留出臺干脆拆除了椅子。這種操作邏輯，不在意體驗、不回應不適，只在意流程能否“順利運轉”，把人的感受拋在一邊。

（脈動廣告爭議）

更可怕的是，這種“運行即成功”的姿態總是裹著一種虛偽的通融。

“站臺抽煙總比車廂抽好吧”“至少列車全面禁煙”等言論，將空間侵占合理化，回避問題核心：我們該如何正視系統的失調，重新劃定、修復、并落實具體可依賴的規則。

一些地方開始嘗試讓“邊界”落地：2025年起，上海在外灘、新天地等8個地標啟動“游煙”治理，張貼禁煙海報，設立規范吸煙點，違規者個人最高罰200元、場所最高罰3萬元……當邊界明確、秩序可信，個體才可能真正安放情緒、建立連接。

“一個安全的空間認可成功、支持受挫、允許感受自由流動。”當公共生活從“不打擾”做起，我們才可能真正擁有理解與共情的余力，重新站在大地上，走向“附近”。

（圖片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