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8至29日，由中華孔子學會經學研究專業委員會、南開大學哲學院、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南開大學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研究院主辦的“經學與秩序：中國傳統的現代化之道——第十一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開大學津南校區召開。

總計五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一百多位學者參與了本次大會，其中有來自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復旦大學、同濟大學、中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澳門大學、政治大學、中興大學、美國加州大學圣克魯斯分校、日本京都大學等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學者。

與會學者合影

開幕式

6月28日上午，大會舉行了開幕式。開幕式由南開大學哲學院院長干春松教授主持，南開大學黨委常委、副書記牛文利及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院長、中華孔子學會經學研究專業委員會會長陳壁生教授致辭。

干春松教授

牛文利副書記在致辭中指出，經學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主干，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源。經學深遠地塑造了中國文明的秩序理念，歷經百余年的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展現出當代中國與文明傳統的聯系。繼承中國文明傳統，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使之既一以貫之又生生不息，是我們的時代使命。為此，我們必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以馬克思主義的魂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相結合為方法論，提煉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標識性概念，提出對人類未來具有啟示意義的理論。

牛文利副書記

陳壁生教授在致辭中指出，中國經學國際研討會由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創院院長彭林教授于2005年倡導舉辦，迄今二十年已舉辦十屆，會議秉承彭林教授奠定的兩個基調，一是跨學科，現代學術所面對的經典世界與生活世界及其問題需要一種整全思維與視野，經學會議提供了跨學科研究的平臺。二是開放性與國際化，國際會議的定位使具有不同特色及研究路徑、方法的經學研究有了共同交流空間，能夠通過溝通與碰撞獲得新的活力。經學為人類生活提供了恒常之道，對我們今天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在經學中發掘那些古今共同的問題，以回應我們這個不斷加速的時代。

陳壁生教授

主題報告

開幕式之后，大會進行了兩組主題報告，主題報告第一場由同濟大學的曾亦教授主持。

曾亦教授

香港容齋出版社前總編輯郭偉川先生報告了《郭店楚簡〈太一生水〉新證及作者考索——兼論先秦水患的相關問題與“水”的哲學》。他對郭店楚簡《太一生水》的作者、主旨等相關問題進行了新的論證。上古時期由于水患的影響，關于水的哲學多以負面的形象呈現，但春秋中期水的哲學得到“平反”而呈現出良善的面貌。《太一生水》應是戰國晚期學者在神州六合行將統一的背景下的應時之作，通過研究《太一生水》與《呂氏春秋》的對照及相關性研究，認為《太一生水》的作者是秦國的李斯。

郭偉川先生

澳門大學鄧國光教授的報告了《王道共治：〈王制〉論辨選能鄭玄注義表微》。他從《大戴禮記》的《文王官人》“觀人六征”的選才方法與《禮記·王制》的比較分析，認為二者在論官選才上可以互補而構成更完整的義脈，進而與《禮記·禮運》大同之世選賢與能互參而得以使觀人任賢的具體途徑清晰化。《文王觀人》本于周文王的“王”者地位，周文王提供了任賢共治之原則與王者養民善政的立意典范。鄭玄注孔子從周以“行今之道”，倡以周文王為典范的賢能共治，深得孔子遺意。

鄧國光教授

浙江大學虞萬里教授報告了《從漢魏石經殘石對勘論〈康誥〉今古文經本異同》。他通過將漢魏石經殘石文字進行拼合復原，為《尚書·康誥》今古文經本異同提供了新的論證。一是證明了《康誥》開首四十八字并非其他篇的錯簡。二是“克明明德”可能是戰國、秦漢間經師解釋的文句。三是《孟子》和《說文》引《康誥》“凡民罔不譈”之“凡民”，亦非今文經本所有。文字的差異可能是由于在敷衍闡釋經典的過程中產生，殘石的出土為我們重新認識今古文經本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據。

虞萬里教授

南京師范大學方向東教授報告了《〈十三經注疏〉摘取〈釋文〉的來源及問題》。今存阮刻本《十三經注疏》音義摘取《釋文》存在一些問題，未據陸德明《經典釋文》的單行本，而是沿襲其他附有音義的經注本，編撰者又進行了一些刪簡。他以《毛詩注疏》為例，指出國圖藏宋刻經注本與宋刻本《纂圖互注毛詩》所附音義來自對《釋文》的摘取而非錄取全文；《毛詩注疏》音義源自《纂圖互注毛詩》，而非國圖藏宋刻經注本。《毛詩注疏》音義的摘取，自宋十行本以來，存在不少脫漏和翻刻的錯誤。

方向東教授

主題報告第二場由北京大學吳飛教授主持。

吳飛教授

深圳大學景海峰教授報告了《論儒家經典的多樣性與統一性問題》。儒家經典具有集群式形態結構特征，造成諸種影響。一是具有擴展性與復雜性，六經的材料來源、產生背景、內容、主旨、文體等均各不相同，但各經互為表里、相互支援而構成統一體。二是六經排序的復雜性，如《易》為五經之首不僅是五經時序的問題，更凸顯了經學本體論，確立了六經統一性的哲學論證基礎。三是五經重心的變化，以兩漢今古文經學的變化為例，儒家經典的結構形式、每部經所扮演的中心角色在不同時代可能出現一定的變化與調整。

景海峰教授

中山大學陳少明教授報告了《什么是經典？》。經典是從一個現象出發不斷擴大而形成的概念，因此對經典的爭議不止。經典具有五個條件，有文本、提供價值觀念、被引用與解釋、有信仰的共同體、有制度性支持，由此判斷經典化程度的高低而非經典的是與否，條件越完備，經典化程度越高，故在經典體系中有中心與邊緣之分。經典是解釋出來的，一方面被解釋是經典的充分條件，另一方面需要解釋性的經典。經典塑造傳統，即經典創造了共同體中的信仰傳統，經典化是一個歷史過程，可能發生成為經典或失去經典地位的變化。當代經典學者的使命是參與傳統的塑造，進行創造性的解釋、塑造社會秩序與發展。

陳少明教授

同濟大學張文江教授報告了《〈周易終始〉的寫作和整理》。潘雨廷先生學《易》歷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跟從薛學潛和楊踐形兩位民國一流學者學習而快速從宋易到漢易找到《周易》的核心，第二階段完成大量易學著作，其中最重要是完成了《演易圖》，由研讀《周易集解》而來，其后提升為《六龍圖》，后者是潘雨廷先生自出心裁之作，將對易學象數的理解推向新的高度。《周易終始》的根源在《六龍圖》，整部書可以看成《六龍圖》的外化。在易學史上，《周易終始》可以看做從象數易角度進入解釋經文的最后一書。

張文江教授

政治大學車行健教授報告了《復三百篇始，窺詩人之志──何定生〈詩經〉今論之學探究》。他介紹了臺灣地區《詩經》學者何定生的學思歷程及其詩學著作。何氏《詩經》研究集中在《詩經》與樂歌之間的關系，何氏認為，三百篇在禮樂過程中以樂章表現，有聲音而無辭義，至春秋“言教”興起，《詩》從《樂》中分離，周樂亡后，三百篇失去了其原始用途。何氏早年與顧頡剛及古史辨派交往，其后學術道路逐漸分途，車老師認為，何氏與顧頡剛在學術上面的傳承關系可以包含繼承、創新與超越三個層次。

車行健教授

第一分會場

第一分會場總共開展了三場會議報告。

第一場討論由日本東京大學池田恭哉老師主持，復旦大學郭曉東老師評議，共有五位學者做了報告。

北京大學程蘇東老師報告的題目為《蔡邕〈月令章句〉考論》。程老師聚焦于東漢大儒蔡邕所作、宋元之際亡佚的《月令章句》，通過對清儒十余種輯佚本的整理與評判，指出葉德輝輯本因引用了回傳自日本的《玉燭寶典》，在現存輯佚本中質量最優，但仍存在體例混亂、誤輯漏輯的問題。程老師進一步分析了《章句》以“句”為單位、先錄本文再解其義的體例特征，指出其不同于后世“隨文注”的注經模式。在經學意義上，《月令章句》旨在論證《月令》為周公所作，通過解釋其中的天文、制度與禮制內涵，確立其經典地位，反駁其為《呂氏春秋》《淮南子》所作的看法。蔡邕所建構的，是一個以周禮為本、禮天合一的人文秩序，其經學解說體現出漢代儒者以章句體式參與經典系統化重建的學術努力。

南京師范大學蘇芃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原本〈玉篇〉引〈周易〉考論》。蘇老師圍繞日本出土的《玉篇》寫本殘卷，考察其所引《周易》經傳內容，并據此探討南朝時期儒經流傳和注疏的歷史情境。報告指出，原本《玉篇》保留了大量《周易》正文及王弼、韓康伯、劉瓛等注釋者的語句，不僅異文眾多（如“義”作“誼”，“悖”作“誖”），還可見避諱字形（如“剛”作“堅”）的南朝特征。這些內容多已不見于流傳至今的《廣益會玉篇》中，具有重要的校勘與輯佚價值。蘇老師據此指出，《玉篇》在字義解釋中大量引用儒家經典，反映出其本質上不僅是一部字書，還是承載經學義疏與傳注的重要篇目。通過對其所引《周易》材料的爬梳剔抉，報告為《周易》文本的異文流變、注本譜系及其在中古經學中的接受與轉化，提供了新的史料依據與研究視野。

北京大學張學謙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先唐文獻輯佚的原則、理想形式及其限度》。張老師指出，先唐文獻散佚嚴重，清代輯佚成果雖仍為學界主要參考，但存在誤輯、漏輯等問題，亟需方法論更新。他提出三條新原則：一是以文獻成書時間為下限審慎選取輯佚來源，避免引用失真或臆造之文；二是應使用最優版本并明晰其引書體例，以減少因編排錯誤帶來的誤輯；三是結合輯佚對象的內容與體例辨別真偽，以防混入他書之文。在呈現方式上，他比較了并列呈現與整理重建兩種方法，認為應區分資料長編與正式輯本，前者保持客觀性，后者可體現學術構想。同時，他也提醒學界應意識到輯本的限度：任何輯佚都無法完全還原亡佚文獻的全貌，其引文往往服務于原書編纂目的，容易引發研究偏差。

中山大學樊波成老師報告的題目為《體式與方法——訓、詁、故源流述論》。樊老師從體式、方法與制度三方面系統梳理了“訓”“詁”“故”三者的歷史演變。先秦時期，“訓”兼具教導與解釋功能，《周禮》中“訓官”講解地圖、政事、前代興亡等內容，部分采用韻文體以利傳播；《墨子》中的“某某之道曰”體例則為后世解經之“訓”奠定了格式基礎。“故”則以“事”為核心，涵蓋古語、古書、禮制與歷史事件，既是政治法式亦是貴族教材。漢代，“訓”演變為典型解經文體，結合文句串講與義理闡發，并沿襲先秦韻文傳統，形成所謂“韻體注”；“詁”偏重文字解釋，雖與“訓”體式近似但方法有別。樊老師強調“故”“詁”在漢代逐漸融合模糊，反映出解釋方式的演化。整體而言，訓詁體式的發展體現了古代學術由教化功能向義理詮釋的轉變，而“訓”“詁”“故”作為文體之間既有分野又相互滲透，共同構成中國古典學術的重要基石。

西北大學肖瀟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左氏〉續經芻議——以賈逵、杜預為中心》。肖老師圍繞《左傳》在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后仍繼續至十六年“孔丘卒”的“續經”問題，分析了賈逵與杜預對“續經”來源與性質的不同理解。賈逵認為續經是孔子弟子仿效孔子筆削之法而作，強調其內容雖出弟子之手，亦承載“模仿的”義理表達；而杜預則主張續經是弟子抄錄未加修訂的魯史策書之文，缺乏孔子筆削之義，因而在《春秋經傳集解》中采取與“獲麟”前不同的解說方式。肖老師指出，這一分歧實質上源自二人對孔子修《春秋》性質的根本認識差異：賈逵延續漢儒“素王之法”的理念，視《春秋》為孔子“作”的結果；而杜預則強調“經承史策”，更側重孔子“述”的功能。這一差異最終影響到他們對《左氏》續經地位與解釋策略的根本態度。

復旦大學郭曉東老師在評議中指出，程蘇東老師關于《月令章句》的研究讓大家重新認識到章句體例具有平行結構的特征，與后世的注經方式有顯著差異，令人耳目一新；蘇芃老師關于原本《玉篇》所引《周易》的分析，則展示了字書與經學之間的深度關聯，其對避諱字形與異文的考察為今后文獻考據提供了重要參考；張學謙老師提出的輯佚三原則，明確了今后文獻整理的方向，尤其在版本甄別和資料呈現上具備高度實踐性，堪稱綱領性成果；樊波成老師對“訓、詁、故”體式源流的追溯，勾勒出漢代以前訓詁系統的演進圖譜，引發我們對訓詁與教化之間關系的進一步思考；肖瀟老師以賈逵、杜預為中心探討《左傳》“續經”問題，揭示出左氏學內部對于孔子筆削性質的根本分歧，也啟發我們重新審視《春秋》文本與作者關系的問題。

會議第二場報告的主持人是北京大學程蘇東老師，揚州大學郭院林老師評議，共四位老師進行報告。

日本京都大學池田恭哉老師報告的題目為《顏之推與〈左傳〉學》。池田老師以顏之推的《觀我生賦》為文本基礎，從對《左傳》典故的引用、援引典故時對地理要素的關注、所依據的注釋體系三方面對顏氏、顏之推的家學內容具體為何進行了梳理。此外，池田老師認為若要更全面地考察顏之推的學術思想，也需要將《顏氏家訓》其他篇目納入研究范圍。

清華大學陳壁生老師報告的題目是《〈春秋〉以何作》。陳老師聚焦于《春秋》的史源問題，《春秋》以何作，這關系到對《春秋》性質的理解。以往今古文經學家的主流觀點是孔子根據魯史做《春秋》，漢代緯書卻提出孔子作《春秋》的史源是“百二十國寶書”，從這一說法出發，陳老師梳理出西漢時期對《春秋》史源的描述多以“史記”為主，并非獨指魯國一國之史。《春秋》本于魯史之說實則始于劉歆，杜預從《左傳》的角度，對這一觀點做了徹底落實，并影響了公羊學、穀梁學。《春秋》的史源若追溯到百二十國寶書，那么春秋的記述將都是孔子圣心獨斷的結果。

天津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的張永路老師報告的題目是《非〈國語〉的撰作與中唐〈春秋〉新學的興起》。張老師認為，柳宗元深受中唐時期《春秋》新學影響，抱著抨擊周禮之弊的目的和對《公羊傳》《穀梁傳》的傾向，對《國語》進行集中批評，撰寫了《非〈國語〉》，旨在批評《國語》所在的《左傳》系統。并且，《非〈國語〉》的背后反映出的經學思潮與中唐政治環境直接相關，是這一時期經學變革的時代表征。

上海師范大學的高瑞杰老師報告的題目為《突破與普適：試論經學的兩重性——以〈春秋經〉為核心展開》。高老師認為經學的突破性（或革命性）與普適性面向構成經學內部的兩重張力，這種張力尤以《春秋》學為典型，如何對其制作者孔子進行定位，則直接決定了經學的這兩重面向。高老師認為，緣其制作六經，尤其以《春秋》為最，可凸顯其賢于堯舜的革命性的一面；緣其制作取法天地陰陽、文質兼備，常稱為萬世立法，因而具有普適性的一面。孔子既“賢于堯舜”，又“樂道堯舜”，呈現出既開新又普適的特質。將這種張力推向極致，便會衍生出晚近以來的經學革命，而背后之大同理想，亦內蘊于傳統之中。

揚州大學郭院林老師在評議中指出各位學者的報告均具有扎實的文獻基礎，此外還能立足文本有所闡發，十分難得。池田恭哉老師的研究細致入微，史料扎實，從顏之推的《觀我生賦》出發，考察他的《左傳》學，彌補了《左傳》學史研究的一個空缺。陳壁生老師的研究立足于春秋史源問題的梳理，關注到了“百二十國寶書”這一以往很少有人關注到的史料。郭老師認為漢代學者的這一觀點或許是根源于維護大一統的時代背景，若《春秋》源于魯國一國則不具備普適性，而后人未采取《春秋》源于“百二十國寶書”這一說法或許是因為它并不符合其他朝代的主流思潮。張永路老師的報告以小見大，從時代視角切入個人，不過柳宗元的思想相比其老師是否破多于立值得進一步深思。高瑞杰老師的報告切中經學研究的核心問題，經典為什么是經典？或許正在于其革命性與普適性。

第三場會議由復旦大學徐淵老師主持，陜西師范大學牛敬飛老師評議，共五位學者做了報告。

中國社會科學院劉力耘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天降譴告抑或神道設教：唐代經學災異論再認識》。劉老師指出災異是傳統中國政治的重要議題，《五經正義》是唐宋時期影響最大的儒經闡釋，《五經正義》的災異論是多元的。如果說《左傳正義》的部分災異論能夠證明，唐宋時期在天人關系方面存在明顯的“科學”“進步”的認識趨勢，《尚書正義》的災異論則表明，與此并存的是反向的努力和趨勢。而這兩種趨勢的長期交織和并存，才是古代災異論的實態。

中山大學仝廣秀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刑法與政教：經學視野下的“絕地天通”》。仝老師指出“絕地天通”勾連起了《呂刑》開篇所述“古訓”的行文邏輯，契合于《呂刑》關于“刑法”的主旨，與下文“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密不可分。在《呂刑》經解傳統中，“絕地天通”被用于詮釋秩序賴以成立、教化得以推行的形上理據。這樣的理據因思想背景不同而有所差異，漢代經學將其歸結為宇宙論背景下的“度數”；宋代理學則本于普遍性善，將“絕地天通”及政教秩序的確立理解為“明善復性”的心性問題。漢宋之間解經范式的轉變之下，“絕地天通”的經學意義也由此體現。

中國政法大學郜喆老師報告的題目是《經典世界中的“四海”》。郜老師指出在《孟子》大禹治水的故事中，洪水退卻，陸地與海洋分隔開來，形成了作為自然空間的“九州”與“四海”。人類無法定居于海洋之上，“四海”成為了文明之外的空間符號，代表著野蠻的生活方式，是經典世界中的流放之地。流放四海既是官方的刑罰，如“舜放四兇”；也可以是一種個人行為，如“泰伯奔吳”。而在九州無道之時，政治之外的“四海”是人們可以逃亡的空間，“子欲居九夷”即為一例。“四海”的存在，可以為人們的生活提供另一種可能。

天津師范大學張舒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圣人可學論與理學政教觀的變異——基于朱子尚書學展開的探討》。張老師指出宋明理學儒者援佛入儒，將儒家傳統圣王觀改造為圣人可學而至，尤其是吸收禪宗的以心傳心思維，從而為致君堯舜提供心法工夫。朱熹晚年雖僅完成對《尚書》的部分疏解，但其對二典和《大禹謨》的義理創發則可視作理學化經學的定型，深刻改變了儒家經學傳統的發展走向，其中他對“十六字心傳”的闡發雖本意在格君心之非，但卻間接為后世時君的自我圣王化提供了哲理依據。因而唯有克服宋明理學的異化圣人觀，方能更好地思考并推進儒家傳統的現代哲理轉化。

南昌大學易宏熙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兩漢今文經學保傅制度發覆》。易老師指出《孝經》“天子有諍臣七人”鄭玄注存在兩種不同的文本表達，其背后關聯兩漢今古文經說對保傅制度的不同理解。從《尚書》《禮記》等文獻來看，兩漢今文經學當有保傅之制；而以《春秋繁露·爵國篇》所論外佐之官與通佐之官的區分而言，保傅屬通佐之官，二者性質不同，為兩個系列，但二者的立意均可在今文《禮》學的“繼世象賢”說下獲得理解。更進一步，保傅制度是對天子及其王室成員的教化而將之納入政教秩序中，其性質可以和兩漢五經博士制度相比觀。

陜西師范大學牛敬飛老師在評議中指出，劉老師需多參考專門研究《尚書正義》和《左傳正義》的專家從文本內部講解差異變化的內容。仝老師的文章以“伯夷降典”為切口，對經學的禮法研究深有啟發。郜老師文章中“四方”與“四海”的關系還應著重再加以梳理。張老師的文章應補充周公作為圣人的論述，理學的“致君堯舜”觀可以再從歷史角度補充一些材料。易老師的文章可能存在循環論證的感覺，對《孝經》的理解應重新審視其與相關材料的關系以避免片面。學者們對所報告內容進行熱切探討，第一分會場分組討論第三場會議圓滿結束。

第二分會場

第一場由北京師范大學華喆老師主持，中山大學李長春老師評議，共四位學者做了報告。

復旦大學鄧秉元老師發言題目為《古典政治學的基本架構及分野——以儒道墨法為中心》，鄧老師提出法數、名實、勢是古典政治學的基本架構，在這一架構下倡導公正的君權，頒布公平的法度，百官各司其職，處事合乎規律，是諸子學術的共同追求，但在實現各自政治理想的方式有所區別，如法家尊崇君主的絕對權力，重權術與嚴刑，以求富國強兵；黃老道家收斂君主權力，要求君主無為、守柔，保持對天道的敬畏，以實現人民萬物自然的生長化育；而以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則要求制約君主權力，要求君主實施仁政，道揆而法守，以實現對百姓的教化。

北京師范大學孟琢老師發言題目為《史官傳統與學官傳統：中國經學的雙重起源》。孟琢老師提出了中國經學的“雙重起源說”，指出中國經學的起源是史官傳統與學官傳統共同作用下的產物。在史官傳統中，以《書》與《詩》為代表的經典文本不斷編纂成型。而在學官傳統中，六經在東周中后期成為教育重心。東周官學中的經典傳習與文本解釋積累了豐富的經學資源，形成了以稱引經典為特點的政治話語體系。文本編纂、教學傳承、義理提煉與政治運用構成了早期“經典化”的主要環節，這也是經學起源的基本過程。

中國政法大學呂明烜老師報告題目為《天道無言何以象：從雷公圖到河洛書》，呂老師從對河圖洛書認知態度入手，闡述了秦漢到宋明之間對天人關系的不同理解模式。在“授命”模式中，天人糾纏密切，如鄭玄、何晏認為河圖洛書就是上天在向圣人發出指令，授予圣人變革的合法性。在“效驗”模式中，天僅呈報效果而不發號施令，如陸賈、公孫弘視河圖為德政的積極反饋。北宋年間的“原理”模式，即天地主動顯現自身規律，圣人領受并開啟人文制作。如陳摶圖出現，視河圖洛書所載數理為圣人畫卦稽象的基礎。張栻的“回音”說則認為圣人制作的依憑來自內心，“河圖洛書”只是圣心同于天心的呼應。從漢到宋明，人道逐漸挺立了起來。

中國社會科學院龍涌霖老師報告題目為《志于道：〈大學〉“格致誠正”的整體結構》，龍老師指出為理解《大學》古意，應參考《學記》中的周代貴族教育來看，《大學》不僅旨在修身，更指向平治天下的政教理想。“大學之道”關乎立志，首先要認準正確方向，于是需要“格物致知”，博學辨物以明先王之道；其次，志向要有持續的動力，故需“誠意”，即實有自發且源源不斷的好善欲求， “意”是自發的好善欲求，具體指向平天下的政教理想；最后，將心志轉化為行動，要求心靈可以決斷、調動身體與情欲，故需“正心”使心居君位而發揮其主宰。《大學》中蘊涵一種古典的心靈哲學與行動哲學。

中山大學李長春老師在評議中指出鄧秉元老師對中國古典政治哲學做出了系統性的重新論述，總結了先秦諸子分有共同的思想要素，又從術的層面對于法、儒、黃老做出了精到的區分。并就“法數—名實—勢”是否是政治學本身的基礎性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孟琢老師視野宏大，觀點新穎，史料翔實，論證精細，從文獻學和社會機制的面向結合起來，比單純從文獻角度闡述更為豐富飽滿。呂明烜老師以河圖洛書為切入點，展現了從先秦到宋明諸學者對天人關系的處理，顯示了整體上從神秘主義到理性主義的發展歷程。龍涌霖老師講《大學》八條目并非指向普遍德目，而是君子治國之道，立志是政治社會擔當者的心志。

第二場由南京師范大學蘇芃老師主持，中山大學仝廣秀老師評議，共五位學者做了報告。

黑龍江大學劉冬穎老師報告題目為《孔子經典詮釋的思想與實踐》，劉老師指出孔子通過“述而不作”的詮釋立場和“足徵”的詮釋原則，以及對經典詮釋不懈實踐，構建起經典闡釋范式。孔子對“六經”的系統詮釋，不僅揭示了《詩》之性情陶冶、《書》之政治智慧、《禮》之行為規訓、《樂》之倫理內化、《易》之形上思辨、《春秋》之歷史批判等差異化教育功能，更將經典文本轉化為教化體系，在實踐中推廣禮儀與樂教，最終實現“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的社會治理目標。

中山大學哲學系李長春老師報告題目為《經史傳統與中國哲學的新開展》，李長春老師講述了孔子刪述三代文獻為“六經”所遵循的“好古”“雅言”等原則，將三代歷史中野蠻殘忍的事實隱去，將其中高尚的德性充實記錄，立足于政教，完成了對三代歷史的經典化和原理化。經典形成的過程就是在批判的歷史的過程中，將政教理想灌注其間的過程，這是經史傳統形成的關鍵。

日本埼玉大學西山尚志老師報告題目為《對白鳥庫吉〈支那古傳說之研究〉的批判及其背景》，探討了白鳥庫吉《支那古傳說之研究》一文的社會背景及其引發的批評。西山老師指出，在這篇文章發表前后，出于對過度輕視傳統文化的反思，以及對迅速接受西方文化的警惕，日本社會興起了“儒教復興”的熱潮。在這種氛圍中，白鳥認為歐美文化傳入后人們才開始區分傳說與史實，借此表達對西方學術的尊崇，否定儒家所尊崇的堯、舜、禹的實際存在，認為三者是后世儒家創造出來的象征性人物。林泰輔、小柳司氣太與內藤湖南都反對這一觀點，對白鳥沉迷西方學術的表示不滿，并對傳統漢學做出了高度評價。

中國石油大學何大海老師報告題目為《讖緯學研究的現代化路徑》，何老師提出研究讖緯可以補助闕疑，不僅可以幫助理解漢代的整體思想價值，而且有助于重塑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何老師指出讖緯涵蓋的大一統精神，有振奮民族精神、證明華夏文明統一性中的價值；其中天下為公理念，有助于構建理想的政治秩序。讖緯涉及天官星歷，其中包含著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此外讖緯也和中醫思想與陰陽五行學說聯系密切。何老師通過詮釋學的新研究路徑，遵循現代詮釋的方法與原則，建立了獨特而有效的詮釋策略。

社科院大學唐涵博士報告題目為《激蕩時代中禮學家張錫恭先生的治學經世意向》，介紹了晚晴禮學大家張錫恭先生在學術上畢生致力于三禮研究，并且在激蕩的時代格局中用以禮應變，不斷更新禮學思想與調整治禮重心的的一生。張錫恭青年時期求學于南菁書院，逐步確立了義理、典禮兼習的研究方向。后受到張之洞影響，以“中體西用”思想執教于兩湖書院。在學術上張錫恭因革損益，使《大清通禮》能夠在繼承與變革中得到調整。在實踐上則關注禮在民間的普及與施用。

仝廣秀老師在評議中指出劉冬穎老師從原則到實踐等多個角度，全面展示了孔子對經典的詮釋與踐行，尤其對樂教在當代的推廣與展開進行了深入的交流討論。西山老師描述了白鳥庫吉視堯、舜、禹形象為虛構的觀點與其產生的社會背景，展現了諸多學者對其觀點的反駁與批判，但仝老師認為白鳥將堯、舜、禹的形象與天、地、人相對應不失為一種精妙的闡釋，并就此問題展開了討論。李長春老師深入地反思了經史傳統，仝廣秀老師指出，漢代經學已經形成了精密的系統，經過佛教傳入的沖擊，在魏晉到宋代轉出了新經學，恰似當今中國哲學面臨西方哲學的刺激，兩位老師就應如何面對西學，轉出新的中國哲學尤其是形而上學的建構展開了探討。何大海老師從讖緯學中抽象出了民族認同感與科學之精神，對讖緯學做出了充分的現代性詮釋，與孔子、子夏對《周易》的轉化十分相似。唐涵博士對張錫恭先生的禮學耕耘與實踐做出了細致展開，對于其禮學研究的現代意義還可以進一步深入。

第三場由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常達老師主持，日本埼玉大學西山尚志老師評議，共五位學者做了報告。

臺灣政治大學古育安老師發言題目為《〈逸周書〉三〈訓〉的“恥”觀念及相關問題再探》，探討了《逸周書》中《度訓》《命訓》《常訓》三篇中的“恥”觀念，古育安老師指出在儒家思想中，“恥”是一種道德自覺的意識，即對不合道德規范的行為感到羞恥而有所不為。三《訓》的“恥”有兩種內涵，一種是順民之“好惡”，依照自己的本能養成的“好惡無度”的恥；一種是節民之“好惡”，透過禮與賞罰等外在教化養成的“好惡有度”之恥。第一種“恥”應受到規范以符合中道的自然之性，第二種“恥”則是可以“生德”“樂義”的道德情感。

揚州大學秦力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先秦文獻中的“說”與〈書》誓體源流》，秦力老師通過對先秦文獻中“說”與“誓”的混用、通假及二者在使用中的詞性、強弱程度分析，指出最初“說”雖表示文體范疇，但并非指敘述性故事之說體，而是指古誓體。誓體起初以基于禱神之誓為主要類型，其后逐漸發展出悔過之誓、戰爭之誓、政令之誓、盟約之誓以及一般約誓等類型。先秦文獻中“說”可通“誓”，表禱神、悔過、盟約等，不表戰爭之誓與政令之誓。但今傳本《尚書》誓體則絕大多數為戰爭之誓，這種現象與“誓”“說”職能分化，“說”逐漸專門指稱敘述體故事的發展演變密切相關。

華中科技大學白發紅老師的報告題目是《皇帝王霸之辨：論〈尚書〉的思想結構》，白發紅老師指出《尚書》把從帝堯至秦穆公的歷史處理為依次衰落的皇、帝、王、霸四個階段，并總結為四種政教類型。皇道略優于帝道，但因其無為質樸的特征無法垂范后世，其政教經驗僅保留在《堯典》之中。帝道與王道均為《尚書》推崇的政教理想，以禪讓制為核心的帝道高于世襲的三代王道，但公天下理念仍為兩者共享。霸道則是王道衰落的產物，其積極意義在于對王道秩序的維系或恢復。然而，隨著《秦誓》中霸者秦穆公的登場，一種不再關注王道的霸道類型產生，從此王道徹底失落，經典中的文明歷史也就退變為現實的政治歷史。

天津社會科學院李楊老師報告題目為《王霸之辯的思想演變與當代表達》，李揚老師從當代中國崛起的現代需求出發，追溯了王道與霸道的基本內涵與源起，考察了王道與霸道的作用機制與政治理想，指出王霸之辨是一種對國家治理、政治手段與政治倫理的深刻探索。當今重新審視王道與霸道，應兼取仁政與權謀，兼重軟實力與硬實力，以應對激蕩時局所帶來的挑戰。

董正國老師分享的題目是《東方哲學之河：渦河兩岸道家哲學思想與文化資源》，介紹了渦河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與豐厚的歷史文化資源，并從“以酒顯道，以味入道”等角度分享了酒文化哲學。

西山尚志老師在評議中指出，古育安老師將《逸周書》中的“恥”觀念置入春秋時期的語言系統中進行深入的分析，對于考察《逸周書》的成書年代問題十分有意義。秦力老師全面分析了先秦文獻中“說”與“誓”的關系及其演變過程，對深入理解先秦文獻很有幫助。白發紅老師對皇、帝、王、霸諸階段進行系統得分析與闡述，條理清晰，邏輯嚴謹。李揚老師從思想史和現實關懷的角度出發，追溯了王道與霸道發展脈絡，視野開闊，即有扎實的文獻根基又有強烈的當代關照。最后感謝董正國老師對于渦河兩岸人文歷史的精彩介紹。

第三分會場

第三分會場共開展了三場會議。

第一場由同濟大學谷繼明老師主持，臺灣中興大學林淑貞老師評議，共五位學者報告。

中山大學陳暢老師報告的題目為《“誠”的詮釋論爭及其政教義蘊——論明代〈中庸〉學的一個核心議題》。陳老師認為，關于“誠”的詮釋論爭是明代《中庸》學的核心議題，論爭涉及的內容包括工夫方法、本體秩序以及政教路徑等，集中展現了理學與心學在明代的沖突與交融。而基于王陽明對“至誠前知”的詮釋，可以進一步分析明代《中庸》學論爭中的形上學意蘊和政教意義。

南開大學盧興老師報告的題目為《經典詮釋與義理論辨——中韓“無極太極之辯”比較論析》。盧老師認為，朱陸“無極而太極”之爭包括五個基本問題：《圖說》的來源及真偽、“無極”的必要性、“極”字的訓詁、陰陽的歸屬以及圣學異端之判準。而朝鮮學者曹漢輔與李彥迪則進一步討論了文本闡釋、思維方式、境界追求諸問題，這是朱陸之爭的深化。兩場論辯都旨在捍衛儒家道統的純正性，拒斥佛老思想的摻雜。

廈門大學李璐楠老師報告的題目為《明宗與辨異：李材對何為儒學的思考》。李老師認為，晚明時三教混雜，致使學術思想與社會意識發生嚴重的迷離和衰頹。李材在這一背景下提出了“止修之學”，從根源上厘清三教之間的分界，重塑儒家的精神價值。李材提出的“止修之學”具有三重意義：回應心學流弊、嚴明儒釋之辨以及重思心性與秩序的關系。

中國人民大學宮志翀老師報告的題目為《理學的“仁孝一本”論——以〈西銘〉闡釋為中心》。宮老師以《西銘》為切入點，重點分析了《西銘》的存在論類比、“事親之孝”與“事天之仁”的貫通，以及“理一分殊”、“仁體孝用”諸問題。宮老師澄清了“一本”“二本”的含義，進而在理學已有論述基礎上，以“一本”論融貫仁孝關系，說明了“仁孝一本”論何以成立。

天津社會科學院安鵬老師報告的題目為《“此語必夫子所造”——張載對北宋疑經思潮的回應及其思想意義》。安老師認為，在《橫渠易說》中，張載多次強調《系辭》《序卦》出自孔子之手，意在駁正歐陽修的疑經思想。張載以圣人言辭的特質化解歐陽修的質疑。在他的理解中，孔子的制作是將天地之義理完整轉譯成一套言辭系統，并為人間制法，使得“政”“教”雙雙成立。

林淑貞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本場報告的內容主要聚焦于宋代、明代和中韓比較研究。陳暢老師的文章梳理了明代學者對“誠”的詮釋，并進而討論其形而上學與政教意義，富有啟發性；盧興老師的文章條理清晰，結構平穩。分別從中國朱陸之辯，韓國朱陸之辯以及中韓異同三個部分展開。該文重點清晰，綱舉目張；李璐楠老師的文章軸線非常清楚。正學與異端之辨是每個傳統都面臨的問題，李老師的文章以李材為中心，對于儒學的自我定位很有意義；宮志翀老師已經對“人為天生”的問題進行了充分研究，對先秦和宋明兩個時段皆有涉及，可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補充魏晉哲學家對“仁孝關系”的討論；安鵬老師的文章寫得很好。關于六經的神圣化與經典化，可以進一步補充現代學者以及安老師自己的理解。

第三分會場分組討論第二場由南開大學盧興老師主持，南開大學廖娟老師評議，共六位學者報告。

臺灣中興大學林淑貞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從傳統面向現代教育的省思與變革》。針對如何建構理想學習歷程，林老師提出了幾個突破性的重點：核心素養、自學能力、適性揚才。此外，圍繞臺灣教育，林老師分別從多元實驗學校、企業與宗教辦學、私人講學等方面進行了分析。傳統德治教育要在現代發揮意義，應當堅持學科多元跨域融全、知識與能力相濟、品德與學科并重。

重慶大學閆云老師報告的題目為《政學關系視域下的王安石廢棄《春秋》學之公案——兼論宋儒以〈春秋〉學批判王安石之多維展開》。王安石以《春秋》為“斷爛朝報”，致使宋代《春秋》學的發展受到抑制，這是宋代學術的著名公案。而道學學者則以《春秋》學批判新學的內圣外王之道以爭奪正統地位，并通過表彰《春秋》經義，對新法體制進行撥亂反正，倡導以心性為本位的政治思想。

南開大學單虹澤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張載〈詩經〉學中的政治思想及其性理結構》。單老師認為，張載的《詩經》表達了“以詩改制”的思想，將詩教視為實現“封建”制度的重要渠道。張載繼承秦漢以來的詩教傳統，并將理學的性理結構寓于其中，展開為一條以詩禮之學變化氣質的內在進路。張載的“三代”構想經歷了一個由外向內的轉變，即從側重“封建”的政治共同體轉變為側重“民胞物與”的道德共同體。

天津社會科學院關欣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學以持世教之謂儒”——劉宗周的經世理想與學術品格》。關老師聚焦劉宗周“學以持世教”的經世理想，考察了劉宗周的認識論建構、“證人會”的創立、社約的制定以及《人譜雜記》經史互證的道德敘事范式。這反映出劉宗周的學術具備重實行、合內外、融經史的務實精神，旨在矯正空疏流弊，統合個體修養與社會責任，重構社會道德秩序。

首都師范大學黃永其老師報告的題目為《論程朱理學三代敘事中的孔子形象——以程朱對“孔子賢于堯舜”說的詮釋為中心》。黃老師認為，在程朱理學的三代敘事中，孔子與二帝三王雖然都是道統的傳承者，但二者間仍存在張力。關于“孔子賢于堯舜”，程朱展現出兩種理解方式：一是孔子的圣性與堯舜無二，但其事功賢于堯舜；二是孔子之事功與圣性皆賢于二帝三王。

天津社會科學院楊莉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善與至善：兩種儒家善觀念的辨析》。楊老師認為，儒學中存在“善”與“至善”兩個概念，其使用語境不同，不應混用。關于這兩種“善”觀念，比較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孟子》的“可欲之為善”和《大學》的“止于至善”。通過對“善”與“至善”的梳理和辨析，楊老師揭示了兩個概念之間所構成的互動結構。

廖娟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林淑貞老師全面而精確地梳理了傳統教育歷代的發展，并分享了在新的教育形勢下，臺灣地區現代教育的新面向；閆云老師的文章功力深厚，論述清晰，是一個較新的研究；單虹澤老師的文章視角新穎有趣。唯一遺憾的是，雖然文章講的是張載的《詩經》學，但仍有很多內容屬于張載的理學；關欣老師圍繞劉宗周的經世之學，視角特別，邏輯論證嚴密，實現了個體心性修養與社會道德秩序內外兩面的統合；黃永其老師的選題有趣，想法大膽新銳。黃老師從《大學章句序》《中庸章句序》發現一道統論述，將孔子與別的圣王區分開來，是很具體又很新的觀點，視角細微，難能可貴；楊莉老師的文章扎實，視角宏大，論述細致，非常具有啟發性。楊老師對“可欲之謂善”的辨析非常出色，從“可欲之謂善”到“止于至善”的論述及二者的互動，亦是一條很好的路徑。

第三分會場分組討論第三場由重慶大學陳緒波老師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曉璇老師評議，共四位學者報告。

暨南大學李旭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從“理道”到“師道”：漢宋禮學的中唐轉軸》。李老師認為，漢人承周秦之變，歷經西漢、新莽、東漢前期之政治文化探索。基于此，《漢書·食貨志》提出了“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的古制圖景。而宋代則“以教導致”，同漢學的“以政立教”傳統呈現出政、教二端往復鼓蕩之勢。李老師認為，從杜佑的“理道”到韓愈的“師道”，可謂漢宋禮學的中唐轉軸。

曲阜師范大學張帥老師報告的題目為《皇侃禮學研究》。張老師通過考證《隋書?經籍志》，指出孔穎達《禮記正義》主要以皇侃《禮記義疏》為本，而皇疏在義疏體框架下多有違背鄭注之處。與北朝及唐代“疏不破注” 的《三禮》義疏不同，皇侃《禮記義疏》為代表的《三禮》義疏則多“疏亦破注”。此外，張老師還分述了皇侃《禮記義疏》詮釋體例的的特點。

山東大學陳超老師報告的題目為《經學與解義：試論儒佛論衡文獻注釋與解讀的經學基礎》。陳老師認為，三教關系是理解東晉以降思想的重要線索，以《弘明集》為代表的論衡文獻總集是理解三教關系的基礎。相較于經史文本，《弘明集·喻道論》等六朝儒佛論衡在“隸事”時更重取材“經、傳、注、疏”，且截句、集句等用典方法增加了識讀難度。因此，注釋解義需以古典經學觀念為基礎，以克服現代經史觀念的阻滯。

南開大學遲帥老師報告的題目為《中國文化倫理的雙重導向：從韋伯的宗教分類學看儒佛互補》。遲老師認為，韋伯強調原始佛教的獨特性，與他在宗教態度上的否定世界與救贖的觀點相一致，但他未能將這些主題與中國佛教聯系起來。基于以緣分為代表的儒佛關系分析，遲老師意在說明佛教與儒家在世界觀與生活方式上的相互作用，并揭示出中國文化在出世與入世之間的張力。

李曉璇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本場報告的內容可分為兩組：一是經學研究，一是儒佛相關研究。李旭老師的研究宏大精深，從歐陽修的政治與教化講起，通過政與教的區分，在時間上歸結到《漢書·食貨志》，并論述了“以政立教”到朱子“以教導政”的轉化；張帥老師的文章對《禮記義疏》做了全面的總結，詳細地分析了黃侃的解經方法，得出的結論很具創新性；陳超老師的文章為《弘明集》尋找了經學來源，以往的研究者遇到問題時通常將出處歸結到經的層面，未注意到注者是注疏傳統下進行的解讀。陳老師的文章使得現有研究更加豐富立體，給人啟發的意義；遲帥老師的文章不同于以往的研究，一般的儒學研究者將韋伯當作批評對象，但遲老師將韋伯放置在宗教文化譜系中來理解。遲老師的文章用田野的感受，用緣分觀念的認識來看待中國佛教與儒家的相互影響的過程，破除了韋伯的宗教分類。

第四分會場

第四分會場共開展了三場討論。

第一場討論由重慶大學馮茜老師主持，黑龍江大學劉冬穎老師評議，共五位學者作了報告。

香港中文大學張錦少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學問之途亦與人事一轍”——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撰作成因芻議》。張老師從兩個維度對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撰作的成因與經過展開了考辨：一是置諸清代經學的內在發展理路呈現其由古文向今文的回歸；二是探析此書與王氏晚年所處政治環境的互動關系，體現了時代與學術的綰合。他最后指出，通過重建今文學和經世的現實要求，王先謙經學研究中的“復古”其本質寓含了現代性的基因。

揚州大學郭院林老師的報告《鄭玄箋〈詩〉物象倫理化特色研究》考察了鄭箋在箋注《詩經》中的物象意義時，將自然物象賦予社會的、人類的倫理意義的特征。郭老師指出，《鄭箋》物象倫理化的主要內容是揭示物象與人倫的關系；其闡釋的方式是基于物象特征和情境進行引申，然其中也不乏生硬的聯系；這種闡釋形成的原因在于：對比興手法的過度引申、禮學觀念的成見，以及對《詩序》與《毛傳》觀點的沿襲。最終，這種闡釋會導致對詩歌作為文學特性的壓制與消解。

北京大學李霖老師的報告《重審〈三禮注〉與〈毛詩〉之關系：以〈儀禮注〉為中心》旨在對鄭玄《三禮注》與《毛詩》之間的關系進行重審。《儀禮注》是鄭玄《禮注》參考《毛詩》的最好證據：一方面，《儀禮注》言詩旨多與《毛詩》序高度吻合，而罕與三家《詩》遺文接近；另一方面，盡管《儀禮注》與《毛詩序》存在差異，但這些多可在《儀禮》的具體情境中得到合理解釋。基于此，可以駁斥“鄭玄注《禮》時未見《毛詩》，用三家《詩》注《禮》”的常見說法。

中國社會科學院趙培老師的報告《“〈毛傳〉本于荀卿說”的形成與接受及其經學史意義》指出，“《毛傳》本于荀卿”說的出現應結合東漢以來古文逐漸隆盛的背景來分析，如此才能理解古文學者將荀子放入《毛詩》早期授受系統的原因，以及這種明顯具有矛盾的講法為何可以被長期接受。“《毛傳》本于荀卿”說的出現緣于古文實力的增長客觀上需要重構自身授受的合法性，而荀子在儒學傳承中的核心地位則恰好滿足了這種需要。

中央民族大學高雋老師的報告《邵瑞彭〈齊詩鈐〉論“四始五際”與二〈雅〉詩篇值歲》首先簡要介紹了邵瑞彭的生平與其著作《齊詩鈐》的內容，進而詳細論述了該書對《齊詩》學中歷數推演的研究與復原。邵瑞彭以“四始”“五際”說作為出發點，對《詩經》二《雅》的所有詩篇進行重新的篇第推排和值歲推排，構建起一個復雜的《齊詩》學體系，同時也暴露出以篇第值歲推排之法研究漢代《齊詩》學的一些缺點和弊病。

黑龍江大學劉冬穎老師的評議認為本場報告有三大特色：文獻深耕扎實、問題意識鮮明、闡釋視角新穎。在具體的評議中，她又指出：張錦少老師結合歷史考據與文本細讀，不僅揭示清代樸學與宋學的精神關系，更觸及了學術與時代語境的共生關系；郭院林老師的報告既有宏觀的概括，也有具體案例的分析，對于與《周易》“觀物取象”傳統的對照頗有啟發；李霖老師以《儀禮注》為中心重審鄭玄經注體系，是對經學史中非常重要的解釋策略的問題的思考；趙培老師通過剖析“《毛傳》本于荀卿”說的形成與接受過程，解構了經學史上“師承譜系”的話語建構本質；高雋老師的報告重現了《齊詩》學以歷法釋詩的政治預言傳統，此后或可結合其它文獻，驗證此種詩學與殷周巫史文化的淵源。

第二場討論由復旦大學鄧秉元老師主持，北京大學張學謙老師評議，共四位學者作了報告。

同濟大學谷繼明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南朝易學的玄理建構：以周弘正為例》，他首先指出，《周易》在南朝既是五經之首，又是三玄之一，是溝通經學與玄學的橋梁。而周弘正作為當時在易學界和玄學界都極具影響力的人物，正適合當作南朝《周易》研究的典型。谷老師繼而又重點分析了周弘正《周易講疏》中的重要觀點，揭示了他與佛道的融合，既溝通三教，又串講三玄的特征。

湖南大學陳峴老師的報告《河圖洛書的詮釋轉型與意涵演變》首先考察了河圖洛書作為中國文明起源的重要意象在先秦經典中的出現，以及它在漢唐期間詮釋意義的轉型，尤其是此時“河圖-八卦”“洛書-九疇”范式的構建；之后他又著重分析了宋代學者劉牧和朱子重構河洛模式的思想史轉型意義，尤其是在賦予“象數”以新意涵基礎上對河圖洛書文明源起意象的重建，是河圖洛書學史研究中值得進一步探索的重要問題。

北京大學張照老師的報告《朱熹易卦生成模式考辨》指出，盡管朱熹反復強調，他在《周易本義》與《易學啟蒙》中用來解釋易卦生成的“加一倍法”，是承襲前人，尤其是邵雍的思想，但是經過仔細的剖析，朱熹的卦畫生成學說既有大異于易卦生成傳統的部分，也并不完全忠實邵雍易學的面貌。加一倍法較之于傳統的畫卦方式所呈現的不同從根本上來說，源于朱熹對太極即理這一命題的貫徹。

北京大學陳賀老師的報告《有方與無體——龔原〈周易新講義〉的哲學思想》是對王安石新學派的門人龔原《周易新講義》的研究。他指出，該書體現了新學解《易》的特色，龔原秉持氣論的宇宙觀，認為道存在“有”“無”兩面，不可偏廢：“無”表現為道之無方所、無限定的特點，“有”則表現為事物本然的秩序。龔原用“神”“易”“命”“道”作為易學的最高概念，深化了北宋本體論的深度。

北京大學張學謙老師在評議中指出，谷繼明老師基于殘存文獻和代表性人物來定位某一時期的易學風尚的研究路徑非常合理，接下來又對章句和科段之間的差異向谷老師提出了問題；陳峴老師的文章對先秦以至宋代河圖洛書意義的演變做了長線索梳理，對學術史的建構很有意義；張照老師的研究對于易卦生成模式的解釋研究非常清晰，與陳老師和谷老師的研究都有共通之處；陳賀老師的文章從王安石新學派的整體角度出發，來定位龔原的《周易新講義》，這對于了解北宋王學的整體觀點非常重要。

第三場討論由廈門大學李璐楠老師主持，中國政法大學呂明烜老師評議，共五位學者作了報告。

天津社會科學院李會富老師的報告《〈孟子〉解讀的辭章進路——以王又樸〈孟子讀法〉為例》以清代桐城派學者王又樸所作《孟子讀法》為范例，論述了其從文章結構、表達方法等多個方面對《孟子》各章進行的深入細致的評點賞析，李老師認為，這種在義理、考據兩條進路之外的辭章解讀的進路值得我們注意。基于此，當代孟子學研究或應該開展孟子辭章學的研究，推進孟子學的多向發展。

武漢大學黃燕強老師的報告《明清之際經子關系論與啟蒙思潮》以啟蒙思潮的興起為視角討論明清之際的經子關系研究：一是伴隨漢宋之爭而發生的經學與理學之辨；二是因解構宋明道統論，進而取消“四書”的圣經名義；三是由考據學家的“以子證經”和“以子釋經”，使先秦諸子典籍的材料性價值得到認同，促成經子之學由對立而轉變為互證互動的關系。

清華大學劉曉婷老師的報告《從心性到禮教：論王夫之〈中庸〉詮釋的禮學關懷》揭示了王夫之《中庸》詮釋對陽明學的反動。王夫之將《中庸》放回《禮記》系統中，通過中庸體用結構及其內涵的重新詮釋，建立起性道與禮教之間的本體關聯，在心性之學中為王道政教辟出一條道路。王夫之所作的詮釋轉變實際上是針對于傳統理學將《中庸》作為心性論文本的做法，而在思想理路上所要求的《中庸》向禮學的轉向。

天津社會科學院黃卉老師的報告《經典詮釋的范式重構與理論創新——以明代〈大學〉改本為中心的考察》聚焦于明代諸儒圍繞《大學》改本展開的多維度詮釋互動，揭示文本考訂與義理創新之間的辯證關系，以及分析這種經典重構現象如何成為明代理學創新的重要途徑，并深入探討改本活動背后學術思想與政治文化之間的復雜張力，以期對儒家經典詮釋學的理論范式提供新的思考維度。

安徽大學楊哲老師的報告《循禮達道：乾嘉皖派的義理反思與重構》以皖派學者戴震、程瑤田、凌廷堪為主要的研究對象，通過考察其“循禮達道”的思想，揭示出了皖派學者如何以本然、自然與必然相合的一元人性論結構為起點，從性之來源、性之實體、性之實踐三方面發掘盡性知物的達道路徑，最終形成“圣人之道，一禮而已”的思想共識。

中國政法大學呂明烜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李會富老師強調了以往孟子研究中所常被忽視的一面，啟發了文史哲交互關系的討論；黃燕強老師為我們回顧了經子關系的重大議題，具有很大的啟發性；劉曉婷老師的文章是對經學理學關系和四書還原的聚焦性研究，其中將王陽明定位為對王道政教的摧毀還可以進一步考慮；黃卉老師以一種系統而整飭的研究為我們回顧了《大學》文本演變的過程，并觸及了經典詮釋中本義與新詮之間關系的重要問題；楊哲老師揭示了皖派的禮學傳統有著清晰的脈絡，對于楊老師指出皖派的遺憾在于缺乏形而上的論證這一點上，或許還可以進一步地討論。

第五分會場

第五分會場共舉行了三場會議報告。

第一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劉豐老師主持，臺灣政治大學鄭雯馨老師評議，共五位學者做了報告。

臺灣成功大學林素娟老師報告的題目為《〈禮記〉中“興”的思想內涵與禮的精神探析》。林老師系統考察了《禮記》中“興”的用例，揭示其從宗教儀式向人文禮制的轉化邏輯，通過分析“興”在儀式起始、德行教化、樂語教育及象征等維度的功能，論證“興”是連接古宗教詩樂舞與先秦儒家情志修養的關鍵。林老師指出，“興”之禮義內核，在祭祀、外交、政事、為學、教化等方面均有關鍵地位。

復旦大學徐淵老師報告的題目為《論小宗的成立及庶支的從祭義務》。徐老師從作為士的小宗宗子立廟的視角入手，結合對廟制的重加申述，分析小宗宗子的立廟權決定其祭祀主體性，庶支宗子對嫡系小宗需履行從祭義務，嫡子對庶子的宗支沒有從祭的義務，符合宗法制度所確立的“尊尊”精神。徐老師通過宗法圖示與喪服制度互證，從喪服及廟祭制度兩方面，說明周代宗法制的結構。

重慶大學黃銘老師報告的題目為《親親、尊尊與養恩：論同母異父昆弟的服制原理》。黃老師聚焦服制問題，批判性檢驗“從服母黨”說、“繼父推定”說、“無服”說之服制的經說，并證成鄭玄“親者屬”說為最優解。黃老師以同母異父昆弟的服制問題為切入點，進一步詳細闡釋了廟制和喪服如何體現家族內部的倫理關系，探討了儒家對親情、尊長與義務的理解。

重慶大學陳緒波老師報告的題目為《“陰陽鬼神”思想與古代婚禮的倫理建構及文化意涵——以〈儀禮·士昏禮〉為中心》。陳老師圍繞“陰陽鬼神”思想如何滲透到古代婚禮儀式中，并探討了“陰陽鬼神”思想對儒家倫理與文化的塑造作用。陳老師以《士昏禮》為軸心，揭示了古代婚禮中對“陰陽”和“鬼神”的依賴，及其如何幫助建構一種符合宗法倫理和天地秩序的婚姻觀。

鄭州大學王勇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儀禮〉用鼎制度考論》。由于秦漢之后，鼎的原初意義和功能逐漸被遮蔽，王勇老師動態還原鼎在典禮中的空間移位與操作儀節，通過對不同祭儀中鼎的位置與功能分析，指出鼎的儀式性功能逐漸超越了實用性，然而其儀式性應用也日漸式微，更多在文化上具有重要性和代表性，鼎的使用體現了禮儀中的尊卑等級，成為古代祭祀中權力與秩序的象征。

臺灣政治大學鄭雯馨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林素娟老師闡釋作為禮儀及動作之起始的“興”借由能動性進入道德倫理、樂教，能夠效天地、通神明，是極高明而道中庸之作。其中，興以譬喻為重要為學方法的想法值得繼續思考。徐淵老師深入淺出地將小宗宗法可視化、圖像化，但以小宗為對象具有相對性，對于大宗的看法或可進一步體現。黃銘老師對于同母異父兄弟的服制問題分析邏輯嚴密，有助于推進先行研究，但或需注意關于母子一體、父子一體的類推界限問題。陳緒波老師從陰陽鬼神脈絡探入，文章完成度極高，十分精彩，但關于“女主內”的禁錮問題，或許可以與歐洲貴族社會時期的不同階層思維角度進行對比分析。王勇老師從文化演變角度考察用鼎制度，對行禮過程加以論證，可謂環環相扣，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第二場由中國政法大學郜喆老師主持，臺灣成功大學林素娟老師評議，共六位學者做了報告。

美國加州大學圣克魯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胡明輝老師報告的題目為The Unfinished Cosmopolis: An Inquiry into Dai Zhen’sKaogongji Tu考工記圖（Illustration of The Artificers’ Record）in Its Historical Context。胡老師剖析戴震《考工記圖》的歷史意義與哲學藍圖，對古代習俗進行圖解和量化，整合傳統考據與西方制圖學的困境，并與戴震的政治理想和社會治理理念相結合，論證戴震未完成的“理想城邦”所映射的近代中國知識轉型中科學理性與傳統宇宙論的問題，為反思中西知識范式碰撞提供典型個案。

北京師范大學華喆老師報告的題目為《戴震“吾以曉征為第二人”新解》。華老師結合戴震與錢大昕的公案，以及乾嘉學派背景，辨析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所引發的“吾以曉征為第二人”評價的深層意涵。華老師表示，圍繞這一語境下第一人和第二人的人選問題，體現出漢學一派“信而好古”與戴震一脈“實事求是”的不同學術取徑，對重估乾嘉學術譜系具有關鍵意義。

臺灣政治大學鄭雯馨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從朱子學談方苞禮學的史觀及其應用》。鄭老師以《禮記析疑》為中心，從程朱學的脈絡觀察方苞衡量歷史發展的標準及其在禮學詮釋中的表現，闡釋方苞“以義法統禮”的學術體系，探討王莽、劉歆偽篡說所具有的意義。鄭老師指出，方苞禮學不僅體現了是非正義的衛道理念，也是在綜合理學、禮學、史學的基礎上，對古代文化演變的整體評價。

北京大學郜同麟老師報告的題目為《新見張錫恭遺稿五種概述》。在私人藏家所藏清末稿本中，發現了一批張錫恭遺稿。郜老師對新發現的張錫恭遺稿進行了系統概述，深入探討了這些遺稿在古文獻學、歷史學和禮制研究中的價值。郜老師指出，張錫恭新見遺稿為后來的學者提供了可待深入的研究資料，尤其在古代禮儀和儒家經典注釋方面有著不可忽視的學術價值。

北京大學陳姿樺老師報告的題目為《〈春秋〉仁義兼治——論孔廣森〈春秋〉學中的天下治法》。陳老師認為，孔廣森思想中的仁義皆本于人情，三世治法因人情而設。因此，孔氏“三科九旨”特設“人情科”，注重發掘《春秋》之禮與世道治亂之間的聯動潛化，使得“天道”“王法”諸旨能夠真切落實到人倫日常之中，其所設“人情科”和“仁義兼治”思想皆可視為對儒家傳統倫理思想的延續。

安徽大學王獻松老師報告的題目為《論程瑤田的宗法學》。王老師聚焦程瑤田《宗法小記》，認為其中建構了一套完備的宗法制度，由此出發可闡發程瑤田“大宗法”的理論創見。王老師對程瑤田的學術思想進行梳理，程氏以“繼別為宗”統攝廟制、喪服、姓氏，提出“宗之道兄道也”的倫理內核。其說調和《儀禮》《禮記》矛盾，確立宗族為儒家倫理載體，堪稱清代宗法研究的典范之作。

臺灣成功大學林素娟老師在評議中指出，胡明輝老師對戴震《考工記圖》的考察十分新穎獨到，在具體論述中，或許可以加入“數”背后神圣世界的對應關系等內容。華喆老師通過語境還原，重思戴震形象，以書札為重要依據，從不同側面進行研究，是鮮活的研究方法。鄭雯馨老師考察嚴謹細膩，但在論文敘述中，方苞仿佛生活在禮與人欲兩個世界，因此，二元狀態下如何判斷何為天理以及如何考慮“時”的問題，或可在文章中更清晰地體現出來。郜同麟老師對遺稿概述詳細周密，對于了解張錫恭著作的成熟過程有很大的價值。陳姿樺老師論述孔廣森“仁義兼治”思想，但恩情與仁義的關系，以及為何從義開講，或許有特別考量。王獻松老師論據翔實，但談及宗法卻未從天子諸侯開始講，或許需要加以說明。另外，王老師將程瑤田宗法學的核心思想概括為“宗者兄道”，與《禮記·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中存在的父子關系存在張力。

第三場由重慶大學黃銘老師主持，上海師范大學高瑞杰老師評議，共五位學者做了報告。

南開大學廖娟老師報告的題目為《當經學遭遇西學——兼論石井剛教授〈戴震與中國近代哲學〉》。廖老師從近代以來經學與西學的關系入手，討論經學方法論問題，認為對西學的接納，凸顯了清學在知識上和方法上的價值。廖老師從“刺幽王”與“刺厲王”的分歧出發，論述了石井剛教授重視戴震突出的西學思考能力，并將戴震哲學歸納為西學思考與經學信仰并存。

安徽大學楊青華老師報告的題目為《經筵進講與清廷的“君師合一”論》。楊老師分析了清代經筵儀式如何建構帝王“道統代言人”身份，論述清廷以“君師合一”自證圣王，揭示了“君師合一”的積極方面是實現了“道統”與“治統”的統一，對所謂的康乾盛世的出現起過積極作用，但將理學話語收編為統治意識形態，成為文化專制工具，反映了權力與知識的共謀關系。

北京體育大學時婧老師報告的題目為《俞樾的春秋觀對章太炎早期春秋左傳學影響考辨》。時老師從俞樾、章太炎師徒二人的春秋學觀念出發，論證了俞樾對章太炎的重要影響，以及章太炎對師說的反思。俞樾春秋學以《公羊》為核心，章太炎早期承俞樾之學，并兼采三傳，秉持實事求是精神，不為公羊學所囿，力駁劉逢祿“《左氏》不傳《春秋》”之說，在論辯中漸成其獨特的古文經學體系。

華僑大學郭征老師報告的題目為《王船山的天下觀探析》。郭老師以“天下”為核心問題，闡釋王夫之“天下非一姓之私”的共同體理論。郭老師認為，王夫之的天下觀突破華夷之辨，將“天下”的大小以及天下觀念所蘊含的文明秩序與具體的地理空間明確聯系起來，使得天下觀與華夏的歷史進程緊密相連，構成王夫之天下觀的獨特之處。

重慶大學王淇老師報告的題目為《論永久和平：陳煥章的天下主義》。王老師對陳煥章《孔教經世法》做出檢討，從主權觀念、不純臣原則、均勢主義三個方面，對陳煥章的理論進行了梳理。陳煥章《孔教經世法》創造性轉化了傳統天下觀，王老師據此闡釋了春秋學如何開出國際秩序，并指出無論是陳煥章對儒家永久和平思想的探索，還是其獨特的治學路徑，均對當下具有重要參照價值。

上海師范大學高瑞杰老師在評議中指出，廖娟老師考量清學范式問題，具有重要意義。一般認為經學的權威性一定程度上依靠經典的穩定性，但廖老師突出經典的流動性，這種張力或可進一步闡發。楊青華老師的文章有兩方面創獲，一是證明“君師合一”不僅有帝王的推動，也有儒者的主動迎合；二是對“君師合一”推進社會繁榮也有正面評價。在對道統、治統合一的探討中，或可結合宋明思想進一步推敲。時婧老師論證了俞樾對章太炎早期思想的重要影響，對同異問題有著深刻見解，但“異”的方面或可再加以呈現。郭征老師特別提到了王夫之認為不能把九州之外的夷狄納入天下的范疇，仍有很大的論述空間。王淇老師從主權觀念、不純臣原則、均勢主義三個方面展開探討對陳煥章的天下主義，這三個方面是否有緊密的勾連，或可有更充分的論證。

第六分會場

第六分會場共舉行了兩場會議報告。

第一場會議由北京大學吳國武老師主持，日本埼玉大學西山尚志老師評議，共五位學者做了報告。

山東大學馮渝杰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大孝通神：東漢孝觀念的神化與基層信仰秩序》。馮老師指出，東漢時期，董仲舒“天人感應”學說及讖緯神學推動了孝觀念在社會實踐中的神秘化。地方太守作為朝廷與民間的紐帶，其與孝婦的互動記載體現了“良吏”與“孝子”的身份互構模式。受“孝通神明”信仰的影響，孝子孝婦被視為能感應鬼神、護佑鄉里的神圣存在，其形象被廣泛刻繪于墓葬和祠堂中，構成時人死后世界觀的重要部分。同時，《孝經》被賦予神力，被認為可驅鬼辟邪、鎮壓叛亂，研習經典的經生亦受尊崇。這些現象從地方教化、知識實踐及信仰競爭等維度，共同揭示了東漢孝觀念的神化路徑及其反映的基層信仰秩序。

中國人民大學王爾老師報告的題目是《賢者之智與民之智：王充對“素相”的詮釋》。王老師指出，王充在《論衡》中重構“智”的認知體系，提出“智”源于稟賦“五常之氣”，通過“知性”基礎與“心”的思辨協同實現認知。王充強調“心”需后天訓練才能破除虛妄，形成“氣—知—心”的三元智力結構。基于此，王充創造“素相”概念，指代無位而具相才的賢者，其核心使命是以“論”體著作實施“疾虛妄”實踐——運用邏輯質疑、假設檢驗、解釋重建三法辨析真偽，啟蒙民智。這一理論將“智”從道德附庸提升為獨立力量，既要求賢者以智化民，也強調民眾可經理性訓練擺脫蒙昧，最終抗衡漢代的神學化儒學，推動儒學回歸人本理性。

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常達老師報告的題目是《“興滅繼絕”與“存二王后”：漢儒論政治體存續的兩種方式》。常老師指出，漢儒提出“興滅繼絕”與“存二王后”作為處理前朝遺存的核心政治原則。“興滅繼絕”針對被無理覆滅的諸侯之國與大夫之家，新受命之王需復興其國、延續其祀，體現撥亂反正的“顛覆—重塑”邏輯，其前提是“非理滅之”與“新王興起”。“存二王后”則專用于前代天子王朝，新王須以客禮優待其后裔，準其行舊制禮樂，此過程無需“非理”前提，僅需新王受命，體現“尊重—延續”邏輯。二者的本質差異源于“君—國”與“天子—天下”的結構之別，兩者共同彰顯“天命非獨一姓”的公天下理念，維系新朝政治正當性。

華南師范大學雷天籟老師報告的題目是《湯武革命與董仲舒的文質論歷史觀的建立》。雷老師指出，董仲舒針對漢代關于湯武革命的合法性爭議，以文質循環史觀重構政權更迭邏輯。他超越先秦“誅一夫”與“弒君”的道德困境以及韓非的相對主義質疑，提出“一文一質”的天道循環模式：一方面以“改制”概念將革命解釋為順應天時的制度調適，在公共時間中建立歷史共識；另一方面以“大一統”統合多元標準，通過“正始”確立政教開端，將偶然事件納入天命的必然性框架。由此，湯武革命被轉化為天道運行的自然結果，既消解了君主對天命轉移的焦慮，又規避了僵化道德評判的風險，為政權合法性奠定時間性與教化性雙重基礎，奠定了傳統正統論的理論核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劉禹彤老師報告的題目是《董仲舒視域下的黃老之“道”與孔子之“元”》。劉老師聚焦于漢武帝時期思想轉型的關鍵節點，揭示董仲舒在此重要節點上扮演的核心角色，認為其貢獻尤在于對《春秋》“元”概念的深刻闡釋。董仲舒突破漢初將“元”僅視為時間起點的理解，將其提升至宇宙本原的高度，使之可與《易》之“太極”并列，并直接與黃老道家尊崇的“道”分庭抗禮。董仲舒通過構建以“元”為核心的“五始”思想體系，將宇宙秩序與政治秩序緊密關聯，強調剛健有為的創生性，有力回應了漢初黃老“虛無為本”“因循為用”的政治哲學，為漢代確立了新的經學政治理論基礎，推動了從黃老到儒學的根本轉向。

日本埼玉大學西山尚志老師在評議中指出，馮老師以豐富史料探討東漢孝觀念的神化過程，揭示孝德如何通過董仲舒“天人感應”理論與讖緯結合，從私人倫理升格為具有神秘色彩的宗教性觀念。文章特別分析“孝感動天”思想在地方社會通過“良吏－孝婦”話語的建構機制，采用跨學科方法填補了基層孝信仰系統研究的空白。王老師聚焦王充《論衡》中的“素相”概念，指出其具有區分賢愚認知標準與構建社會秩序的雙重意義：賢者憑借理知判斷，民眾認知則受感官印象與俗信局限。該研究將“素相”置于漢代思想結構，闡明王充建立貫通天地人理知識體系的嘗試，是邏輯清晰的思想史成果。常老師通過對比漢代有關“興滅繼絕”與“存二王后”的各家諸說，揭示漢儒處理前代政治斷裂的兩種方式——恢復已滅宗祀與保留前朝后裔制度，論證二者非對立而是語境化互補，跳脫正統論框架展現儒家政治思想的復雜性。雷老師的研究關注董仲舒以“文質論”詮釋湯武革命正當性，通過對《春秋繁露》的文獻梳理，說明其如何將暴力政權更迭納入“天人感應”體系，轉化為合天意、符道德的歷史觀。劉老師則分析董仲舒對黃老之“道”的批判性吸收，通過儒家化改造將其融入“天人合一”體系，并賦予孔子“元”概念宇宙開創者地位，彰顯儒道思想在漢代的整合趨勢。學者們對彼此的報告進行了細致探討，第六分會場分組討論第一場會議圓滿結束。

第二場會議由北京大學李霖老師主持，香港中文大學張錦少老師評議，共六位學者做了報告。

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曉璇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功德與西漢毀廟議》。李老師聚焦西漢后期宗廟改革中“功德”標準引發的禮制爭議。漢元帝時，儒臣韋玄成等推行宗廟改制，主張唯受命之君高祖廟不毀，其余親盡皆毀，試圖以古禮取代漢初依功德廣立郡國廟的舊制。至哀帝朝，儒臣彭宣等堅持武帝廟親盡宜毀，而劉歆則援引宣帝舊例，力主武帝攘夷改制之功，應立為不毀之廟。這場貫穿元、成、哀三世的廟制之爭，本質是西漢后期政治文化轉型在禮制領域的集中呈現。

湖南大學石瑊老師報告的題目是《成為天子：〈白虎通〉的天子即位禮》。石老師聚焦于《白虎通》所載即位禮的儀式結構及其政治意涵。該禮制始于斂后稱王，經殯后繼體、逾年改元、三年統事三階段，最終確立天子身份。其核心在于“天命”與“血緣”要素的漸進式整合：形式上，新君需獲得象征天命所歸的人心認可，方能啟動繼位程序，血緣繼承權需服從此前提；內核上，整套禮儀的終點與統治權的最終確立，則歸于孝道的圓滿實現，這滿足了血緣倫理所賦予的終極正當性。因此，《白虎通》即位禮呈現出“外尊天命、內重血緣”的雙軌模式，體現了經學對皇權統治的調適，并為理解古典政治中天子與人君身份的雙重性提供了有效框架。

河北大學劉斌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同制異度：鄭玄的明堂制度》。劉老師以鄭玄注述為主，解析鄭玄確立的明堂制度。劉老師認為，天子之明堂、宗廟、路寢之制皆是五室、十二堂、四門、九階，此是三者同制的核心內容，也是夏、殷、周三代同制的核心內容，而靈臺、辟雍、大學等則與三者異制。三代之明堂、宗廟、路寢雖同“制”，然其“度”則有較大差別，體現了王者相變之義。因而，鄭玄確立的明堂制度有經有權，同制異度是鄭玄確立的明堂制度的核心原則，體現了經權之變的經學思想。

陜西師范大學牛敬飛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南朝明堂禮與帝位正統之塑造》。牛老師指出，明堂祭祀作為中國古代的國之大祀，以《孝經》所載周公“嚴父配天”為思想依據。自漢武帝始，歷代延續此禮：西漢王莽建長安明堂，東漢明帝于洛陽祀五帝并配光武帝，曹魏、西晉皆承漢制。東晉未立明堂，至劉宋孝武帝建康明堂，次年親祭，開創南朝明堂禮之先河。宋齊時期通過禮議厘清明堂屬性、調整祭祀時間，梁武帝進一步規范儀制，強化祭天屬性。明堂配位制度凸顯了重要的政治意義：劉宋以尊父彰顯正統，蕭齊出現二帝并配特例，陳朝隨帝系更迭頻繁調整配位，反映其與皇權正統的緊密關聯。南朝明堂禮經百余年發展趨于完善，為隋唐制度提供了重要范式。

重慶大學馮茜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宋代品官家廟禮制補說》。馮老師指出，宋代品官家廟禮制呈現兩大關鍵變革：其一，大觀四年新制規定，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可立五廟，但首廟由始封之君“太祖廟”轉為世系“五世祖”，剝離了分封背景，構建了以孝道倫理貫通的等級結構。其二，家廟格局摒棄中古“以西為上”排列，改為“祖居中、左右序昭穆”模式，此制源自北宋士大夫家祭禮，后與朱熹《家禮》祠堂布局共同構成宋元民間祠堂兩大基本形制。值得注意的是，該格局在元后期進入國家太廟禮制，為明清所承襲，體現士大夫家祭禮對官方與民間的雙向影響。

中央民族大學李明真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學術與信仰之間：從〈大唐開元禮〉的酒尊異文看郊祀儀式的變遷》。李老師認為，《大唐開元禮》卷四、卷五所載郊天酒尊體系的差異并非版本訛誤，而是唐代禮制建設中調和前代經說矛盾的制度設計。其核心在于漢唐郊祀用酒方式的根本轉變：從具有降神功能的“灌酒”演變為象征性的“奠酒”。這一變遷源于雙重動力——鄭玄經學主張“天帝至尊不灌”的理論影響，以及宗教觀念中灌酒逐漸被視作召喚地下神靈的儀式。酒由此失去通神的媒介意義，轉而成為禮器陳列的組成部分，導致《開元禮》對酒尊記載廣采經說卻相互歧出。

香港中文大學張錦少老師在評議中進行總結，認為本場會議的六篇論文共同圍繞三個關鍵問題進行討論：一是作為構建統治權的工具；二是不同時代學者對經典的重新解釋；三是名稱變遷機制及其背后的推動因素。張老師指出，李曉璇老師對功德觀念的討論很有價值，同時建議進一步思考功德觀念是否完全源于自身，是否受到佛教文獻中功德論述等外來思想的影響。張老師向石瑊老師詢問，即位禮是否不只是一種理論建構，并建議結合《后漢書》等文獻中對即位事件和場景的描述做進一步研究。張老師向劉斌老師詢問，“同制異度”是否為鄭玄之個人原創，鄭玄是否受到當時時代的一些影響，同時詢問有無漢代長安城等考古材料可供參照。張老師向牛敬飛老師詢問，南朝明堂禮是否受道家、佛教影響，其歧異是否不僅存在于南北朝之間，亦存在于南朝內部。張老師肯定了馮茜老師的研究對于宋代品官家廟禮制研究的重大意義，同時建議進一步考察宋代士大夫如何利用家廟強化自身權威。張老師肯定李明真老師文本細讀的方法及其價值，同時詢問酒尊異文是否不只是書寫方式的差異，更是不同詮釋體系的呈現。學者們對報告內容進行熱切探討，第六分會場分組討論第二場會議圓滿結束。

閉幕報告

6月29日上午，大會的閉幕報告由北京師范大學孟琢教授主持。

孟琢教授

北京大學吳國武教授報告了《傳統經學的現代轉化與中國古典學的再建構》。他從思考傳統經學與中國古典學的現代重建問題出發，認為從傳統古典學的轉進到現代古典學的重構應該是內在整合、動態把握。傳統經學的現代化歷程有三個階段，第三階段即最近十年左右的“經學熱”，這一階段傳統經學應當以古典學的方式，含攝宗教神學的一種方法，來完成現代的轉化，形成一個相對成熟的現代學術范式。

吳國武教授

安徽大學徐道彬教授報告了《論梅文鼎的經術貫通思想》。梅文鼎是清初宣城梅氏以數學著稱的學者，他在數學論著中貫穿了許多經學思想。梅文鼎的經學成就在清代曾受到關注，并被稱為“大儒”，但在現代分科體系下，他文理兼通、經數貫通的特征很難被歸類，實際上如果褪去數學的成分，所顯露出的就是經學的內容。

徐道彬教授

同濟大學的曾亦教授報告了《古書所見“類祭”考辨》。類祭問題是古代禮儀研究中的難點。類祭是古代一些特殊場合的祭天儀式，與正祭相比，沒有特定時間與確定地點，通常因為特定事由而臨時舉行。關于類祭之說，漢代古文家與今文家提出非常祭與“就南郊而祭”之爭議。根據古文說，類祭之舉行有特定事由，主要有天子將出、建都祭天、兇災告祭等。根據古書所載，類祭不限于祭天。與類祭相似者還有旅、造、祃，但其作為祭天禮有輕重不同。

曾亦教授

復旦大學郭曉東教授報告了《以〈公羊〉說〈夏時〉：莊述祖的〈春秋〉學研究》。莊述祖無《春秋》學著作，通過《夏小正經傳考釋》考察其春秋學思想。在三傳立場上，莊氏右《公羊》而左《左氏》。他以《春秋》與《夏時》相表里，《夏時》之義與《春秋》之義相表里，并以《公羊》義說《夏時》。比如，一是認為夏時與通三統之觀念相通，二是用太平世來解夏時，三是在訓釋《夏小正》字義時采用《公羊》的訓釋，四是自覺采用何休《公羊》條例之學治《夏時》。莊述祖的《夏時》學，可以認為是廣義的《公羊》學。

郭曉東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林存陽教授報告了《經學與秩序建構的歷史、邏輯及現代啟示》。他從本次會議主題“經學與秩序”出發，從政教、社會與經濟三個維度闡述了經學與秩序建構的歷史實踐，體現出經學與國家政治建構、社會治理、經濟活動之間的關聯。從本體論、解釋學、價值論與方法論角度揭示出經學與秩序建構的內在邏輯，提供了哲學框架與思考。經學與秩序建構的現實意義是在制度建構上提供了傳統與現代的對話，在中外角度上提倡文明互鑒與協和萬邦，在個體安頓上提供價值歸屬。

林存陽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劉豐教授報告了《〈禮記·經解〉與先秦儒家思想的發展》。他從思想史角度，在戰國后期儒學思想發展脈絡中系統考察《禮記·經解》及其時代、學派諸問題，認為《經解》對六經功能之分析是順著早期孔孟儒學而來，與戰國后期儒學脈絡尤其是荀子思想比較接近，并與《禮記》相近篇章如《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閑居》等性質及思想相近。《經解》所提出的六經次序調整《禮》的位置目的是為了突出禮的重要性，其大量內容與禮相關，在篇章編撰上可能也有一定考量，不能簡單判定為雜湊成篇。

劉豐教授

閉幕致辭與大會總結

6月29日上午，大會的閉幕式由南開大學哲學院黨委書記李營主持。

李營書記

南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部部長、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王世恒致辭。他表示，南開大學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研究院立足于中國式現代化，持續挖掘其蘊涵的獨特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經學研究在思想維度上，著力探求實現真理追尋與文明的對話，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思想體系，構建跨越時空的價值對話；在實踐維度上，不斷詮釋文化修煉的當代價值，使中華文化獲得超越時空的持久活力，又讓中華文化始終在突破約束的張力當中不斷演進。本次大會圍繞“經學與秩序”的探討，用實際行動回應了當下甚囂塵上的“文科無用論”。百余篇高質量論文，從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國經學研究在各個領域的卓越進展，反映了人文科學在今天所彰顯的時代光芒。中國哲學悲天憫人的家國情懷、執兩用中的處事方法，以及批判思維與批判精神，既于己身受益，也是當下培養新時代新文科人才的必要條件。

王世恒部長

南開大學哲學院院長干春松教授進行了大會總結。他指出，儒家經典是中華文明軸心時代形成的文明定型。經學研究提供了一種了解過往、考察當下、鑒知未來的重要路徑。中國經學展現出巨大動能，得到學術體制、民間機構的支持，大量年輕學者的加入帶來了經學研究的活力。經學本身與秩序、身心安頓等等社會生活諸方面有關，經學研究包含著對民族前途與文明未來的重大關切。

干春松教授

來源：南開大學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