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朝仁壽四年七月（公元604年），晉王楊廣即位，年號“大業”。他在位期間，因追求奢華、沉溺于享樂，且為政殘暴、好大喜功，頻繁發動戰爭，導致國家經濟與百姓的困苦深重。楊廣在位期間的荒淫無度與夸張舉措，使得人民疾苦不堪，最終導致隋朝的衰敗與楊廣的死亡。死后，他被追謚為“煬帝”，其“煬”字意味著沉溺與昏庸，恰如其人。

隋朝末期，各地農民起義此起彼伏，貴族叛亂不斷，國家動蕩不安。尤其是在河南、河北和江淮地區，反隋力量蓬勃發展，三位代表人物分別是李密、竇建德和杜伏威。與此同時，位于山西太原的唐國公李淵，也趁亂起事，南下攻占長安，扶持楊廣的孫子楊侑稱帝，遠尊楊廣為太上皇。這一系列變故為隋朝的滅亡鋪平了道路。

隋文帝楊堅成功統一天下后，他迅速展開改革，建立了一個強盛的國家，史稱“開皇之治”。但隋煬帝楊廣繼位后，局勢急轉直下。他在13年的統治期間，實施了多項災民的政策，尤其是一些巨大的建設工程，耗盡了國力，也加重了百姓負擔，嚴重傷害了國家的根基。

大業元年（公元605年），楊廣即位后的第一年，他便下令建造東都洛陽，并修建了極為奢華的顯仁宮。而同年，他還決定修建一條貫通南北的大運河，這一工程歷時六年（公元605年到公元610年），耗費巨大，影響深遠。大運河不僅連接了江南和北方，還促進了區域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但由于勞民傷財，致使社會矛盾加劇。

到了大業元年后的第二年（公元611年），楊廣不僅沒有停下他的擴張步伐，反而下令征兵進行對高句麗的三次征戰（公元612年到公元614年），每次都遭遇慘敗。楊廣長期出巡，曾三度巡幸江都，三度巡視北方，還一次西巡，所到之地都興修大量宮殿與建筑，花費巨大，民力枯竭。期間，民間傳言“天下死于役”，形容的是百姓因戰爭與勞役而喪命。

由于隋煬帝的奢侈無度、窮兵黷武與剝削百姓，民眾承受不起，紛紛起義。從大業六年到大業十三年（公元610到617年），在短短七年內，民間起義軍已達到134支，約有四百多萬人參與。民間流傳著“三十六家反王，七十二路煙塵”的說法，形象地描繪了當時的亂世。

公元616年七月，當農民起義蔓延全國時，楊廣依舊固執地第三次沿大運河南下巡幸江都。這時，反隋勢力已經形成了三股強大的力量，分別是河北的竇建德、江淮的杜伏威和河南的李密。而李密的瓦崗軍與王世充正在河南地區激烈交戰。楊廣一到江都，便被杜伏威的軍隊困住，西退洛陽的通道也被李密的軍隊切斷，從此再也無法返回洛陽。

公元618年3月，由于隋煬帝長期被困江都，并沒有考慮返回洛陽的打算，反而提議“遷都”至丹陽（今南京），謀求在江東立足。與此同時，江都的禁軍大多是來自關中的士兵，他們見隋煬帝無意回都，鄉愁滋生，許多人開始對隋煬帝產生反叛之心。在禁軍首領司馬德戡等人的策動下，決定推舉宇文化及為首領，于是發動了政變，楊廣被殺。

隨著李淵在617年起兵反隋，局勢變得愈加復雜。竇建德與隋軍激烈交戰，杜伏威圍困江都，李密的瓦崗軍與王世充在河南爭斗不休，整個社會陷入了戰亂。此時，李淵因參與反擊東突厥的戰爭，獲得了隋煬帝楊廣的任命，擔任右驍衛將軍，統領太原地區的軍政大權。此時，河東、關中等地的戰火不斷，李淵迎來了自立的機會。

李淵不僅僅是名義上的太原留守，隨著楊廣在江都的困頓，他決定在晉陽起兵。盡管晉陽和長安相距千里，李淵從起兵到攻占長安僅用了不到半年的時間，而且在此過程中，李淵的兵力從三萬增加到二十萬，成功的速度和效力，令所有人都為之一震。這一過程不僅證明了李淵決策的果斷和時機選擇的準確，也為日后他登基為帝積累了極大的聲望。

然而，傳統史學對李淵評價頗為保守，認為實際創立唐朝的是李世民，而非李淵本人。據《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的記載，李世民才是晉陽起義的幕后推手。李淵多次猶豫不決，而李世民多次勸他起兵。在第三次勸說中，李世民甚至以威脅的語氣敦促李淵起兵。在種種壓力下，李淵最終決定在617年7月正式起兵，加入反隋陣營。

晉陽起兵后，隋朝的格局徹底發生了變化。之前，長安、洛陽、江都等大城市依然掌握在隋朝手中，隋朝的中央控制力強，仍能調集大量資源平定叛亂。然而，李淵起兵后，反隋力量快速崛起，隋朝失去了繼續平定叛亂的信心和能力。李淵占領長安后不久，楊廣便被殺，隋朝最終崩潰。

此外，晉陽起兵還為李世民奠定了厚重的威望。在這一過程中，李世民展現出了非凡的軍事才能與果敢決策，使他在歷史中積累了英雄的聲譽，為后來的玄武門之變和他登基為帝打下了堅實基礎。

最后，晉陽起兵是唐朝建立的重要前提。李唐王朝的開放包容政策，部分源于李家鮮卑族的血統與文化影響。李唐的文化包容性，為大唐盛世的崛起和輝煌提供了根本的動力，而若是其他如杜伏威等漢人統治者建立政權，或許大唐的開創不會如此寬容與開放。

隋煬帝楊廣因其昏庸奢靡的統治導致了隋朝的衰亡，而李世民主導的晉陽起兵加速了這一過程。李世民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不僅使得唐朝的開創成為可能，也為他后來的治世與盛世鋪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