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6月30日發布的《緊盯國企領域“逃逸式辭職”問題織密織牢制度防護網》一文，再次將這一新型腐敗形式推向公眾視野。文章詳細介紹了四川成都、廣西桂林、重慶九龍坡區等地紀委監委針對國企領域“逃逸式辭職”現象探索出的多種防范和查辦機制，釋放出反腐敗斗爭向縱深發展的強烈信號。所謂“逃逸式辭職”，是指一些黨員干部在職期間利用職權謀取私利，預感問題即將暴露時，通過提前退休或辭職的方式，妄圖切斷公職身份與違紀行為的關聯，逃避黨紀國法制裁的行為。

“逃逸式辭職”作為腐敗行為的一種新型變體，在近年來呈現出手段不斷翻新、行為更加隱蔽、方式更加多元的特點。從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披露的案例和各地查處的實際情況來看，這種現象主要表現為三種典型形態：

第一種是“規避型”逃逸，這類領導干部在任時已有違法違紀行為，在反腐敗高壓態勢下產生“見好就收”的心理，企圖通過離職“平安著陸”。中國銀行貴州省分行原黨委委員、副行長徐鴻周就是典型案例，他為逃避紀法懲處精心謀劃離職，但最終仍被查處。這類腐敗分子在位時存在貪腐行為，為掩蓋違紀違法事實主動辭去公職，妄想“一走了之”。

第二種是“期權型”逃逸，這種類型更為隱蔽，領導干部在任期間為相關利益方謀取利益，但不急于當場兌現，而是約定在離職、退休后以各種形式獲取回報，形成“在位不收離職收”、“在崗不收轉崗收”的利益輸送模式。中國光大銀行原黨委副書記、副行長張華宇就是典型，他在職時為有關企業謀取利益，提前辭職后在與原任職務有業務關聯的企業領取高薪，瘋狂逐利。

第三種是“謀利型”逃逸，這類人員通過“提前筑巢”向外輸送利益，待離職后自己當老板，到原業務管轄范圍內企業任職、兼職，利用政商“旋轉門”撈取好處。重慶市九龍坡區原旅游局黨組書記、局長姜廷憲2016年提前終止仕途，離職后成為重慶萬花谷生態旅游發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僅把在職時收受的賄賂及離職后兌現的“好處費”用于經營，還企圖借經營行為洗白贓款。

這些“逃逸”行為具有極強的投機性，當事人天真地認為不再擔任公職就不會被列入重點反腐對象。但事實上，隨著反腐敗斗爭的深入推進，離職早已不是逃避紀法約束的“護身符”。“逃逸式辭職”之所以成為反腐重點，不僅因為其行為本身的危害性，更因為它反映出在持續高壓反腐態勢下，腐敗分子為規避打擊而采取的“變形”策略，是反腐敗斗爭進入深水區的必然產物。

治理“逃逸式辭職”問題，不能僅停留在個案查處和制度修補層面，更需要從權力運行機制和價值觀念兩個維度進行深層治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文章強調“健全授權用權制權相統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機制”的重要性，正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在年中這一時間節點專門發文聚焦“逃逸式辭職”問題，釋放出多重信號。

首先，這表明反腐敗斗爭正在向更隱蔽、更深層的領域推進。隨著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并全面鞏固，一些腐敗分子開始采取更為隱蔽的手段，“逃逸式辭職”就是其中之一。治理這一現象，是反腐敗斗爭向縱深發展的必然要求。

其次，這彰顯了黨中央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的堅定決心。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在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要持續深化政商“旋轉門”、“逃逸式辭職”治理，嚴肅查處濫用職權、玩忽職守、違規決策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損失問題。“懲治新型腐敗和隱行腐敗”寫入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表明了這一立場。對“逃逸式辭職”的緊盯不放，正是這種決心的具體體現。

第三，這反映了反腐敗制度建設的不斷完善。從《公務員法》的“三年兩不準”規定，到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對離職后違規從業行為的處分完善，再到各地探索的全流程監督機制，我國正在構建起越來越嚴密的制度防護網。這種制度建設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隨著反腐敗實踐的深入而不斷調整和完善的過程。

最后，這也是對全體黨員干部的一次深刻警示教育。那些心存僥幸，以為“一辭了之”就能“安全著陸”的干部必須清醒認識到，在黨紀國法面前，“逃逸式”辭職這類自欺欺人的小伎倆，終究難逃懲處。唯有遵規守矩、嚴以律己才是真正的護身符。

“逃逸式辭職”治理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工程，需要持續發力、久久為功。隨著監督體系的不斷完善和制度籠子的越扎越緊，“逃逸”的空間必將越來越小。這一過程也再次印證了一個真理，反腐敗斗爭永遠在路上，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廣大黨員干部唯有樹立正確的權力觀，筑牢思想防線，才能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