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

在人大77、78級學生當中，有一個“跟學生在閱覽室搶座的老師”的傳說。這個老師是方立天。方立天，1933年3月3日生，浙江永康人，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師從湯用彤、馮友蘭、張岱年和任繼愈等大家；1961年畢業后，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系)工作。在當時，京城大學中頂級四校排名是人北清師。

去圖書館，是方立天在北大時養成的習慣。“在圖書館里看書，效率和在宿舍里大不一樣。宿舍里的被子呀、枕頭呀會影響你的思考；圖書館里看到的是書，是同學們在那里用功。所以我在北大就是一個背著書包去圖書館的學生。”他這么解釋。

到了人大后，他從事中國哲學史教研工作，具體是魏晉南北朝隋唐方向，在這一斷代的最大特點是佛教的傳入和儒釋道三教格局的形成。

有說法稱1961年的佛學為“險學”（風險很大、難為社會所容的學科），而與方立天相交多年的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宗教研究院名譽院長樓宇烈認為此說不確。

2000年，方立天（右）與任繼愈（左）

方立天和心廉法師等

“當時任繼愈先生就有幾篇文章批判近代學者的佛教研究，毛主席看了之后還批示應該加強宗教研究。所以那一時期宗教研究雖然比較謹慎，但還是被重視的。”

當時的方立天對佛教知之甚少，意識到自己需要補習佛教知識。正好，中國佛學院在法源寺開課，方立天向院系領導申請后前去旁聽。方立天曾回憶說，當時講課的有正果法師、明真法師、觀空法師、虞愚教授等，法尊法師少一些。在那段時間里，他結識了周叔迦、凈慧法師、王新、傳印法師等。

當時的中國佛學院常務副院長周叔迦，看他挺勤快、挺用功，并且冬天也到了，就對他說，你不要跑了，住到這吧。之后，他住在了那里，就周六周日回一趟學校。

這樣一共在法源寺呆了八個月，前后聽課八個月。當時，佛學院的院長是喜饒嘉措大師。方立天也去拜訪過，并交談了兩個小時。后來，方立天回顧這8個月的收獲時說：“第一是增加了佛教的知識，第二是了解了佛門的生活，對他們的人格和修養有了直接的體驗。我對佛門有一個直接的、感性的認識。這樣我對佛教的觀察角度就不一樣了。”

2009年12月9日，北京龍泉寺悟光法師、賢啟法師代表龍泉寺方丈學誠法師，拜訪方立天教授時，方立天介紹了他當時選擇佛教的過程。他說，自己起初是對研究中國哲學有興趣，到了人民大學以后，感覺到學中國哲學史的人也不少，得來一個冷門專業。

后來，他決定研究佛教還有一個原因，是聽說毛主席很重視佛學，于是就想把這個搞好。從那時起，方立天把佛教當做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來研究的。經過幾十年如一日的潛心研究，取得了非凡成就。

方立天教授和凈藏法師、明杰法師等

方立天被授佛教學博士

之前，佛教研究著作多以佛教史的居多，介紹佛教基本思想的極少；并且佛學著作的所用的語言艱澀，難以被現代人理解。方立天1986年出版的《佛教哲學》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被稱為“一本真正的佛教入門書”。

2002年，方立天窮15年之功、91萬字的《中國佛教哲學要義》出版，被認為是佛教哲學研究史上的里程碑著作。2014年7月7日，方立天先生在北京逝世。

方立天不是一位盲目的信仰者，而是理性的研究者，他的成就被認為代表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