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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縣大屠殺幸存者自述(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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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陳秉安,1948年出生,湖南桂陽人,1982年畢業于湖南師范大學中文系。曾任《深圳特區報》記者部主任、《深圳周末》主編。現任深圳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其報告文學代表作有《大逃港》《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謎》(合著)。





▲上圖為周群口述本文時的照片,下圖為周群和繼子李玉新在蚣壩學校留影

幸存者自述


口述|周群

整理|陳秉安

原載|《炎黃春秋》

刊期|2015年第5期

(本文約7100字)

一、我的父母弟妹:被槍斃的父親

我叫周群,今年79歲(2015年)。祖父是道縣興橋人,是普通農民,有十幾畝田,省吃儉用送我父親上學。父親周謨,抗戰時期報名參加國民黨青年軍,上前線抗日。抗戰勝利后,在南京國民政府交通憲兵科當科長。

我1936年出生在江蘇鎮江。1949年,我已經13歲,這時,到處傳說解放軍要打過江來了,遠方“隆隆”的炮聲都聽得見了。有一天,父親突然神色慌張地從南京趕了回來,對我和母親說:“共產黨的軍隊要渡江了,政府亂作一團,我們得趕快跑。”母親說:“往哪兒跑啊?”父親說:“還能去哪里呢?去臺灣的船票就是十根金條也換不上一張。只有回老家道縣。”這樣,我們一家輾轉奔波,回到了老家湖南省道縣,在縣城租了一間小房住下。

解放軍過了長江后,戰火很快到了湖南。不久就聽說湖南省省長程潛和平起義了,接著,湘南行署主任歐冠也準備和平起義。他與父親在南京有一面之交,為了拉更多的“和平力量”,把我父親也叫去了零陵“共商”。1949年11月5日,歐冠通電起義,這樣,我的父親便作為“起義人員”,受到禮遇。11月15日,解放軍進入道縣縣城,父親還搖著彩旗歡迎解放軍入城,道縣人民政府舉行“共商道縣和平建設”會議,把我父親請去參加。

誰知事情說變就變。有一天,父親接到縣政府的通知,要他去衡山集訓。我們都很緊張,他都起義啦,怎么還要找他呢?不久父親就從衡山來信,說每個從舊社會過來的人都要坦白交代自己對共產黨做過的錯事。他在信中說:“我要努力改造自己,跟上時代的步伐。”

1952年5月2日,我正在道縣的省立七師讀書,早上學校突然通知,全體學生去參加全縣的“宣判大會”。猛然,我看見父親被五花大綁跪在臺上。不久就聽見審判員宣判了他和另外五個人死刑!

父親被押著從臺上推下來,臺下的人群立刻像潮水一樣,分開兩道,高喊口號:“鎮壓反革命!”父親的眼光還在人群中掃著,顯然,他是在找親人。可是我讓人群隔得那么遠,可憐的父親怎能看見我呢?不久,就聽見遠遠傳來的槍聲。

父親死了之后,母親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四個弟妹,加我五張口吃飯,怎么養活?父親是被槍斃的,按公安條例,母親和我們姐弟都成了“殺、關、管親屬”,親戚都怕惹禍上身,看見我們都繞著道走。晚上,弟妹們睡了,我看到母親站在窗前發愣,窗下就是瀟水河,我真害怕她輕生。母親滿臉淚水,搖頭說:“我不會的,我一看到床上躺著的你們,就不會死了,沒有我,你們怎么活?”

不久,又傳來消息,說我上中學的大弟弟周元正搞“反革命組織”被抓了。弟弟與同班“出身不好”的子弟成立了一個籃球隊,他們常用紙條通知在哪里練球,在哪里比賽,而且總是用文言文。他們穿的背心上印有一個藍色的隊徽,就說那是國民黨黨徽,他們串聯紙條上寫的是“暗語”。大弟弟周元正就這樣被無辜判了二十年刑,一直到1970年代才出來。一個十幾歲的翩翩少年被改造成了唯唯諾諾,見誰都害怕的小老頭。

二、我的第一次婚姻:被批斗的教師夫妻

這時我中師畢業,總算能掙錢,幫助母親減輕一點負擔了。我找到縣教育科,請求安排工作。那時候農村缺教師,教育科開恩,答應安排。但是要求我去最艱苦的洪塘營。那是離縣城幾十公里的瑤族山區,學校幾乎與世隔絕。讓一個17歲的女孩子進到深山教書,同發配邊疆差不多。我能有什么選擇呢?我這樣的人,能給一份工作就算是不錯了。

在偏僻的瑤山中,我碰上了第一個丈夫蔣漢鎮。他高大、英俊,很有文體才華。在道縣一中,打球、演戲都很出名,我在舞臺見過他,很有好感。蔣漢鎮出身地主家庭,父親是在淮海戰死的。本來,他已被選拔到部隊文工團了,因為家庭問題被打下來,也分配到偏僻的瑤山中教書。

洪塘營小學老師不多,有些在當地有家。一到放學后,學校里就剩下了我們兩個。在與世隔絕的大山中,“同是天涯淪落人”,有一種特別的親近感,我們很快就戀愛了。

我對談戀愛有種隱隱的負罪感,父親才死,弟妹又小,我怎么能貪圖享樂呢?蔣漢鎮就開導我,人總不能一輩子生活在陰影里,應該抬起頭來生活。我們都年輕,黨指引的未來是光明的。1959年,我與蔣漢鎮結婚。1960年,生下了第一個孩子。當時流行小說《林海雪原》,我們便給第一個男孩取名林海。1962年,又生下了一個女孩,叫雪原。1964年,生下第三個孩子,是男孩,取名林松

為什么取名林松?我知道蘇聯莫斯科大學的門前,有兩排高大挺拔的雪松。我一生最美好的理想,就是去一次共產主義的故鄉,如果我去不了,愿我的兒子能去莫斯科上大學!

那一段時間,家庭生活和睦、幸福。社會上的政治斗爭還沒搞到我們年輕的一代人身上來。我和漢鎮還經常在學區大會上講公開課,每年都被評為“優秀人民教師”,發一支鋼筆、領一張獎狀什么的,心里很滿足,對黨對毛主席很熱愛。

1965年全國搞“四清”,情況就變了。

本來,我們以為解放的時候都不到18歲,不是地主分子,即使父輩有問題,也不是我們的罪,沒想到運動會搞我們。1965年下半年,洪塘營學區一百多名教師被召到區里集中學習文件,搞“自我革命”,就是向黨交心。每個人回顧檢查自己,把“辜負了黨”的事情說出來,“與昨天一刀兩斷”。為了讓教師們大膽交代問題,黨支部書記宣布:“不扣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

后來才知道,這些都是騙我們的。

那時漢鎮在學校管了一點伙食賬,除了交代自己對學生不夠耐心外,還把賬本交給領導,交代了“私自炒菜用油”的問題。我則把讀師范時的一本日記本交給了領導。沒想到,交心的第三天,學區的墻上就貼滿了大字報:“地主分子蔣漢鎮還在吸血”,“奇文共欣賞: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周群反動日記摘抄”。很快,全學區掀起了一場批判我們夫妻的風暴。漢鎮記的“油鹽柴米”賬,被說成是“變天賬”;我用鉛筆抄寫毛主席語錄,被說成“對偉大領袖不恭”。我日記本上抄的名詩、名句,被說成要搞“資產階級復辟”,“盼望帝修反回來”。我們兩口子被押到臺上,向毛主席“低頭認罪”,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反動思想”。

在我倆被清退出學校時,我曾問蔣漢鎮:“我們這些人不合適,清退便算了,干嗎還要開那么多會,批判、斗爭、侮辱我們呢?”漢鎮一句話讓我茅塞頓開:“光把我們清退怎么夠呢?要批判我們,教育其他人啊!”

1965年12月,我們兩口子被學區清退回蔣漢鎮的老家,瑤山深處一個偏僻的小村莊——小路窩村。我還記得那是個凄冷的早晨,蔣漢鎮挑著一擔行李,我一手挽著裝雜物的籃子,一手牽著雪原林海背著林松,當我們一家人走出校門時,沒有一個人來送。

回到老家,蔣漢鎮家原來的房子已經倒塌了,我們借別人的一間房子住。那房子是堆稻草的,從瓦縫里都能看見光,一下雨,到處都漏。我們就拿稻草把房頂漏的地方堵了,把稻草雜物清理了一番,勉強住了下來。村里增加了人口,就少分口糧,當然不歡迎我們,時時要看人的臉色。好在按規定,還能吃一年的國家糧,發了一點安家費。所以一開始生活還過得下去。

轉眼到了1967年“雙搶”大忙季節。我們一家人都投入到插田割禾之中。為了表現好,讓妻子兒女少受歧視,細皮嫩肉的漢鎮打著赤膊,在火熱的日頭下踩打谷機。我也挽起褲子,下田學割禾;三個孩子,五歲的雪原,到田里拾谷穗;七歲的林海看了隊里的幾頭牛,再牽上小弟弟林松。我們就像牛,低著頭,俯首帖耳,聽憑改造。漢鎮總是安慰我:“我們是運動中出來的,按照共產黨的政策,運動結束后,就會糾偏,那時,我們就能回去了。”

可是我們沒等到這一天。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到來了,我們非但沒能回去,一家五口,只留下我一個!

三、“吃人”的天坑:一次就扔下25人

1967年8月,道縣農村刮起一股殺人風。我們附近的蚣壩河里丟滿了尸首,河水一片血紅。田埂上,路邊上,到處可以看到尸體。

1967年8月26日,已經是半夜了,我和三個孩子被叫起來,押到隊里的禾場上去。蔣漢鎮已先被捆綁在那里了。禾場上火把通明,幾十個民兵拿著馬刀、鳥銃,押著村里的地富及其子女朝山上走。小妹子雪原牽著我的褲腳,林海背著林松林松趴在哥哥背上,好懂事啊,也不哭,就這樣高一腳,低一腳地被押到一個天坑(溶洞)邊。

這時,治保主任唐興浩跳到了石頭上喊話:“現在,我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你們的死刑!”就看到有人拿著一張紙,讀名字。叫一個,民兵就從人群中拖一個人出來。揮起一刀,朝腦殼砍去。或者拿鐵棍朝腦袋打一棍子,只聽慘叫一聲,血就噴出來了,再一腳,踹到天坑里面去。

蔣漢鎮被第三個點名,頭上被打了一棍,丟下洞去。我是第八個!可憐我那三個孩子,撕肝裂肺地叫“媽媽”,我哄他們:“乖,你們別動,媽媽過一會兒就回來。”我那時還心存一絲幻想,想著他們殺大人,孩子是來陪看的,不會殺孩子。所以我不能反抗,做什么都配合他們。

我走到天坑邊,只覺得腦后一陣冷風,一根硬硬的東西打在我的頭頂上,沒有痛,一陣天旋地轉,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被救出來以后,有人告訴我,打我的東西是開山打炮眼用的鋼釬。

后來聽人說,我被丟進去之后,他們又來抓我的三個孩子,可憐三個無辜的孩子,嚇得像被追的小雞,滿坪跑。孩子當然跑不過大人,三個孩子都被丟進了天坑。這真是個“吃人”的天坑啊,光這次就扔下了25個人!

老天有眼,一開始,我們全家五人丟下去后,都沒死,在黑洞洞的天坑里又相見了。我碰碰旁邊,冷冰冰的,都是一具具的尸體。奇怪啊,平時,我晚上聽見貓頭鷹叫都怕,這時候,同冷冰冰的尸體睡在一起,也不知道怕。

幾天中,沒有吃的,尤其是沒有水喝,漢鎮先昏迷過去了,我們就這樣一步步等待著死亡來臨。

不知道過了多久,可怕的死前癥候出現了。第一個是林松,他拼命叫著:“媽媽,我要喝水,我要喝水!”沒有水,就用小拳頭打我,抓我的頭發。我對他說:“睡吧,孩子,睡著了就好了。

這時候,漢鎮突然站起來,口里念:“高粱,高粱,好多高粱……”他已經瘋了。他在尸體上走來走去,跌跌撞撞,突然“撲通”倒下,再沒有聲音了。

林松也不動了,我摸摸他的鼻孔,已經沒有了氣,奇怪,我竟然啥悲傷都沒有。也許是我覺得,我很快也要死的。

這時,我聽見林海在嘟噥:“媽媽,我為什么還不死啊,我想早點死。”我的五臟六腑都碎了!可憐的孩子,才七歲啊!又過了一會,他也真的就再沒聲音了。

小妹子雪原死得慢些,她也要水喝,我就在洞里四處亂摸,摸到一個小水凼,就用嘴含著水去喂她。誰知她喝了水,頭一歪,倒在她爸爸身邊,也沒氣了。

我知道,馬上要輪到我了。我很平靜,我把丈夫、兩個兒子和女兒的尸體都拉過來,和四個親人并排躺下,靜靜地等死,等待黃泉路上,我們一家人同行。

沒想到,頭頂的洞口有人叫我的名字!原來,47軍下來制止殺人了,我被人從天坑中救了上去!

救上我后,他們問,周老師,你去哪里?一句話讓我眼淚嘩嘩地流。丈夫死了,三個孩子死了,家沒了。我孤孤單單一個人,能去哪里啊?



周群手中唯一一張遇難者照片,當時林海五歲,林松一歲(遇難時,林海七歲,林松三歲)

四、我的第二次婚姻:嫁給大隊支書保命

想來想去,想起蚣壩墟上,有我的一個伯母,我嘆了一口氣,只能去投奔她了。沒想到,在伯母家里,開始了我的第二次婚姻:與大隊支書李自貴建立家庭。

很多人問我,得救后為什么要嫁大隊支書?是不是讓貧下中農來保我的命?我說,又是,又不是。

李自貴是蚣壩公社沖子口村人,解放前,他家很窮。母親在病中瞎了眼睛,怕拖累兒子,上吊死了。李自貴十歲就帶著兩個弟弟討飯。共產黨來了,他家才翻了身,分了地主的田,又分了房子。朝鮮戰爭爆發,李自貴參加了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他殺敵立功,多次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從朝鮮回國后,先到零陵的一個礦山工作。但他當慣了農民,向領導打報告,要求回鄉務農。1962年,李自貴回到了老家蚣壩公社沖子口村,不久被選為大隊黨支部書記。

“文化大革命”中道縣到處殺人。上面指示說蚣壩大隊要殺多少“地富反壞”。李自貴是個非常忠誠的共產黨員,在部隊才認識幾個字。黨的路線出了什么錯,他是不會去想的,只知道要聽黨的話。我后來聽他說,接到殺人的指示,他也很矛盾,一直不忍下手。但是上面的命令一個接一個壓下來,要是不殺人,你就是站在“地富反壞”一邊,自己都有危險。后來,他也參加了殺人。

我在道縣處遺小組的材料中看到了這樣的記錄:“1967年8月25日,蚣壩大隊支書李自貴、大隊長周時、貧協主席蔣紹黃、治保主任朱賢儒、民兵營長蔣學金、大隊‘紅聯’頭頭蔣啟念等人,以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名義召開宣判大會,當即宣布了涂宏光等22人的死刑,并立即拖到圩場邊上的兩口廢紅薯窖邊執行。”

但是,天有不測風云,就在蚣壩刮殺人風的時候,李自貴家中突然出事,他的老婆上吊了!原因是他老婆的父親在國民黨部隊中當過兵。她在與鄰居吵架時,人家罵她父親是“國民黨兵痞”,說她老公李自貴不配當大隊支書。這在當時是個很大的罪名了,他的老婆一氣之下,上吊自殺了。留下了一個兩歲的男孩叫李玉新。誰的“階級”就那么純潔?這件事對李自貴教育很大。

當時李自貴無法帶孩子,就把孩子放在蚣壩墟上交給我伯母帶。也是這個原因,我到伯母家里不久,就認識了李自貴李自貴看到我抱著他的孩子,心有愧疚。他想同我結婚,請我的伯母做媒。一聽伯母這樣說,我堅決不同意。我原來的丈夫、孩子的尸骨都還在溶洞里呢,我怎能嫁給他?伯母說,外面還在殺人,嫁個貧下中農,你的成分就改了,有他保護,你死活可以留下條性命。我的弟弟也這樣勸我。

最后讓我下決心跟了李自貴的原因是他的孩子:兩歲的玉新。當時我剛失去了三個心頭肉,就像一頭失了崽的母狼,差不多快瘋了,玉新就是我的精神寄托。抱著玉新就像抱著我的林松,沒有玉新我只有死。所以當他們說,如果我不同意就要抱走玉新時,我心軟了。

這樣,我同意跟李自貴去了沖子口村。從此,我由一個教師,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農婦。每天,我上山放牛,用一塊藍布把玉新捆在背上。有一次,我經過小學校,聽見一位女老師講課,說蘇聯有三個革命導師:列寧、斯大林、阿爾巴尼亞。我在窗外干著急,但是看看自己這個樣子,一個衣衫襤褸的放牛農婦,想想自己的身份,哪有我說話的余地?

有兩件農活我最難忘,一件是挑牛欄糞,赤腳站到又臭又潮濕的牛糞尿里。有時,還要用手去捧牛糞。一開始我怎么也做不下,我一輩子都愛干凈,腳一踩到軟軟潮潮的牛糞上就惡心。但是,有什么辦法呢,時間長了,就如同踩在潮濕的棉絮上一樣。

還有一件難事是砍柴。大煉鋼鐵,把山上的柴都砍光了,我要跑到很遠的山上去砍柴。我帶著孩子,怎么辦呢?我就在地上攤開一塊藍布,把玉新放在藍布里坐著。有一次,柴擔到半路,“噗——”藤繩斷了,柴散了一地。這時天又黑了,肚子又空了,力氣也沒了,我哭,孩子也哭。遠遠地聽到“周群周群”的喊聲,原來是李自貴來接我們母子了,那是多么難忘的回憶啊!

相依為命的生活,慢慢化解了我們之間的冤結。勞動中,困苦中,相互照應,我們有了更多的共同點。

這時,外面有了風言風語,說:“沖子口村出奇事了,共產黨員討了個地主婆。”“大隊支書中了美人計了!”有一次支部會議批評他“階級立場出了問題”。為了我,他受了處分。他沒有怨我,依然愛我。這一點使我很感動。我決心好好撐起這個窮苦的家!

幾年后,我們添了一個男孩一個女孩。男孩取名玉東,女孩取名來媛。窮屋里一下有了三個孩子,那是三張嗷嗷待哺的口啊,我們家更窮了,但窮人卻有窮人的快樂。孩子雖并非我一人所生,但手心手背都是肉。

大女兒來媛要出嫁了,沒有錢做嫁妝,怎么辦?以前李自貴還可以到瑤山去砍竹子,賣幾個做衣服的錢。但那時正批“資本主義尾巴”,誰都不敢搞副業。嫁女的錢從哪里來呢?是我結扎了自己,拿回了二十塊錢,把女兒嫁出去的。那時,計劃生育結扎男人補助十元。結扎女方能補到二十元。我就代替李自貴結扎了自己。來媛出嫁離門的時候,緊緊地抱著我不肯走,哭成了個淚人兒。

1980年,道縣大屠殺事件平反,一些殺人的兇手受到了法律的懲辦,李自貴也不當大隊支書了。我又回到了蚣壩的教師隊伍。縣里群眾還強烈要求,讓我這個九死一生的人當政協委員。我同李自貴的位置,正好倒了過來。

1980年代中期,教育局要把我調到縣里去。臨走時,我發現自貴很不安,他有顧慮,怕我一去不回。那段時間,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嫁人的都離婚了。我們蚣壩一個從廣西來的女醫生,平反后,拋棄了老公孩子,又回了桂林。我對自貴說:“你放心,我們是從那個苦難的歲月中走過來的。你對我好,我記得的。不管我以后做什么,都不會拋棄你。”

不久,我們把家搬到了道縣縣城,我教書,自貴在家做點家務。這時,玉新已經成家,玉東學了機電,來媛進了紡織廠,不久又添了孫子和外孫女,一家人的生活和睦、幸福。

2000年以后,我發現老頭子的身體慢慢不行了。他老是咳嗽,痰中帶著血絲,有時咳得整夜都不能入睡。2008年冬天,他病倒了。我還記得,那是一個雪天的黃昏,屋里生著火,他可能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向我招手,又用手敲敲床,讓我坐下。我說:“你要說什么,我都清楚,不說了,不說了。”他眼里都快流淚了,斷斷續續地說:“我這輩子,對不起很多人,也對不起你!

李自貴一生很堅強,從不流淚,這回,他流淚了,淚水分成兩道,順著他的面頰往下流。我也忍不住,抱著他哭。他在床上又躺了三天,無聲地走了。我和兒女把他葬在家鄉沖子口背后的山上。伏在墳上,我哭了一場。

五、天坑祭奠“陰間相會”

2011年,我在記者的陪同下,再次來到了楓木山,找到了我第一個丈夫和三個孩子死去的天坑。洞口已被人用大石塊蓋上,旁邊建了一座“楓木山小學”。



蔣漢鎮和三個孩子喪生的地方

44年了,這里灌木叢生,難以辨認。但44年前,一家人“陰間相會”的情景猶在眼前。我不由自主地喊了一聲:“小妹子、林松,媽媽來看你們了!”

后來,我在天坑口上為他們立了一塊碑,碑上寫著“蔣漢鎮老大人及子女林海、林松、雪原之墓”。落款是“賢妻、慈母周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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