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唐紹儀

毛澤東在1957年提到過唐紹儀，并說：“舊社會的一個內閣總理可以去當縣長，為什么我們的部長倒不能去當縣長？我看，那些鬧級別、升得降不得的人，在這一點上，還不如這個舊官僚。”

民國首任總理的人格意義

文 | 余世存

唐紹儀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外交家，清政府總理總辦、山東大學（時稱山東大學堂）第一任校長、中華民國首任內閣總理，晚年最受人注目的官位是中山縣縣長……我們中華民族推翻帝制，首任總理就是唐紹儀。這樣一個總理居然是在西方成長、受教育的中西合璧式的人物，他的人生選擇，后人已經難以理解了。毛澤東在1957年提到過唐紹儀，并說：“舊社會的一個內閣總理可以去當縣長，為什么我們的部長倒不能去當縣長？我看，那些鬧級別、升得降不得的人，在這一點上，還不如這個舊官僚。”

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與內閣成員

1862年，唐紹儀生于廣東珠海。他的父親在上海做茶葉生意，故唐小時候即到上海讀書，耳濡目染，受到開放社會的影響。1874年，10來歲的唐紹儀因族叔唐廷樞的保薦和同鄉容閎的親自選拔，成為留美幼童被選派到美國留學，由中學升入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家說，從日后唐紹儀的表現來看，他在美國的7年，“這不僅令他掌握了流利的英文，而且還熟練掌握了將政治作為走秀的美式風格”。　　

1881年，唐紹儀歸國，被派往天津的洋務學堂讀書，隨后被政府征調。1884年朝鮮發生甲申政變，朝鮮親華高官被親日派打傷，袁世凱前去探望，正好唐紹儀奉命守衛在門口，22歲的唐紹儀給26歲的袁世凱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袁世凱奉詔出使朝鮮，“辦理朝鮮交涉通商事務”。袁粗鄙少文，故對自幼出國學外文、中外皆通的唐紹儀十分看重。唐紹儀也向袁介紹了一些政經讀物，如《孟德斯鳩法意》、《歐洲新政史》，還有《萬國國力比較》、《日本憲政略論》等，并向袁介紹自己的美國實地見聞，使袁世凱大開眼界。正是在朝鮮期間，唐紹儀與袁世凱建立起友誼。　

受袁世凱信任，1889年，唐紹儀被委任為駐龍山商務委員，即駐朝鮮漢城領事。甲午戰爭打響之前，有情報顯示日本人決心刺殺抗日最力的袁世凱，為協助袁撤離，唐紹儀親自帶著兩支槍、兩把刀、兩匹馬，連夜護送袁世凱搬到英國軍艦上。1896年10月，清政府正式委任唐紹儀為中國駐朝鮮總領事。1898年9月，唐紹儀因奔父喪返國，結束其出使朝鮮近10年的外交生涯，此時他的才能已經眾所周知。

1899年，“山東教案”發生，法國政府要求清政府賠款84萬兩白銀，唐紹儀接手了談判任務，在他的努力下，賠款數額由84萬兩白銀降為17萬兩，大大減輕了清政府的負擔，因而深得清政府的賞識，使得唐紹儀此后有機會參加多次外交談判，并一次次取得重大勝利。　

袁世凱擢升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后，重用唐紹儀為天津海關道。唐紹儀不負厚望，他通洋文也懂洋法，可與外商直接溝通，將天津海關治理得井井有條，積累了許多經驗，為搖搖欲墜的清廷虧空的財政源源輸血，提供了比上一任多出許多倍的關稅白銀。袁世凱出任山東巡撫時，唐紹儀協助袁處理最為棘手和微妙的外交事務，為袁平安度過義和團及八國聯軍之禍立下了汗馬功勞。

唐紹儀

1902年，英國入侵西藏，攻陷拉薩，清朝駐藏大臣令西藏地方政府與英國簽訂了《拉薩條約》，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清政府向英國政府提出談判照會，唐紹儀成為此次談判的最佳人選。經過一系列的準備，唐紹儀于1905年2月率代表團抵達印度加爾各答。在談判過程中，唐紹儀以流暢的英語發表講話，評點各國憲法大綱，并對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體、地貌、物產、人情、風土等進行評述。唐認為應該廢除英、藏簽訂的條約，因為這個條約不合法。英國代表不得不心悅誠服，同意繼續談判。談判地點轉移到北京后，由于唐紹儀的堅持，加上英國政局的變動，在英方承認中國在西藏的主權的前提下，兩國簽訂了《中英新訂藏印條約》，英政府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從屬于中國。盡管該條約仍然使清政府失去了一些權益，但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夠維護西藏主權，無疑是唐紹儀最大的貢獻。　

此后，唐紹儀升官，并且參與主持中日、中俄關于東北問題的談判。在客觀條件十分不利的情況下，他力爭避免損失過多的權益，抑制了日本在東北擴張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絕了俄國企圖保留在東北利益的要求。可以說，唐紹儀是當時中國政府中少有的現代意義上的事務官。　

自1906年起，唐紹儀先后被委任為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稅務處會辦大臣、郵傳部左侍郎。不用說，他是一個干才。　

1907年，唐紹儀任奉天巡撫，并負責東北地區的對外交涉。他企圖引進英、美資本，修筑一條貫穿東北全境的鐵路，以制約日本，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議下退縮了；唐紹儀又打算聯美制日，計劃依賴美國資本開發東北來遏制日本。翌年，美國以部分庚子賠款退還中國政府，唐被派為專使，赴美活動，并響應德國皇帝的號召，爭取建立中、美、德三國同盟。　

武昌起義爆發后，清廷起用袁世凱為總理大臣。袁世凱任命唐紹儀為南北議和北方總代表，赴上海與南方革命軍總代表伍廷芳談判議和。孫中山歸國抵滬，很快跟唐紹儀見面。兩人“同鄉里，彼此一見，以鄉音傾談，握手稱孫中山，似故交。此后不三五日而一晤，盡掏肺腑”。自此，唐紹儀的思想有了新變化，對孫主張的西方議會制表示贊成。他是袁世凱的代表，卻有了自己的主見，他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應當推動”作為自己參加議和的指導思想，并規勸袁世凱：“共和已成定局，乃人心所向，惟一之法，立與孫中山周旋。”　

可以說，正是南北和談，使唐紹儀的人生自我由事務官向政務官躍進。他的獨立傾向，使談判的幾件關鍵事項，如停戰、召開國民會議確立國體、優待退位的清廷等，迅速達成協議，為南北統一、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奠定了基礎。　

但由于唐紹儀在和談中未能盡如袁世凱之意，對南方讓步過多，引起了袁世凱的不滿，在中途被撤銷了總代表資格。袁親自出馬，以電報方式與伍廷芳交涉，并不斷地對革命軍施加政治、軍事壓力。和談的結果是清帝退位、建立民國、孫中山臨時總統的職位讓給袁世凱。但由于伍廷芳、唐紹儀在議和中所簽署的條款已產生重要影響，辛亥革命的成果最終得以鞏固，使革命黨人處于較有利的地位。　　

1912年3月，唐紹儀出任內閣總理。他認為“孫中山的思想、袁世凱的實力”是中國統一的發展基礎。他的內閣因此成為“同盟會中心內閣”，他挑選宋教仁、蔡元培、陳其美等同盟會骨干成員入閣，分別擔任農林、教育、工商總長，使同盟會會員在政府中占據多數。一周后，唐紹儀由黃興、蔡元培介紹，孫中山監誓，加入了同盟會。曾擔任清政府外務部侍郎、郵傳部尚書、奉天巡撫、袁總統內閣國務總理的唐紹儀，竟加入了革命黨的同盟會!唐紹儀勤于公務，注重辦事效率，使政府呈現一派新氣象。　

這個當初袁世凱的部屬此時跟袁平起平坐了，他顯然走得太快了，因此遭到了袁世凱的反擊。袁世凱多次暗示他“有所為、有所不為”，他都沒有聽進去。1912年6月初，直隸省議會選舉王芝祥為直隸都督，袁世凱不予承認，并拋開總理附署權，公布另任命令。唐紹儀見《臨時約法》已遭到破壞，“徹悟袁之種種行為，存心欺騙民黨”。唐紹儀的反應是，宣布辭職。袁還假惺惺地說：“才任職四個月，怎么就辭了呢？”唐紹儀回說：“也不算短了。”兩人的緣分到此結束。　　

此后，唐紹儀寓居上海經商。1913年袁世凱暗中指使刺殺宋教仁，唐紹儀予以強烈譴責，并拒絕袁世凱拉攏其復任北洋軍閥政府總理。1915年，袁世凱復辟，唐紹儀與蔡元培、汪精衛聯名致電，警告他應“取消帝制野心，并辭職以謝天下”。護國軍興起后，唐紹儀再次致電袁世凱，勸其退位：“……近聞報悉撤銷承認帝制之令，而仍總統之職。在執事之意，以為是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視之，咸以為連吃道喪，為自來中外歷史所無。試就真理窺測，今舉國果有一篤信執事復能真踐前誓，而真心擁護共和者乎？……此次舉義，斷非武力可解決，為執事勁敵者，蓋全國人心，人心一去，萬牛莫挽。此陳惟一良策，則只有請執事以毅力自退，誠以為約法上自有規定相當繼承之人，亦正無俟張皇也。”這個喝過西洋墨水的政治家勸說袁世凱，只有退位才是“惟一良策”，他要求袁“為國家計，為公(袁)計，例當引避、辭職”。

可以說，由于唐紹儀沒有留下多少自己的文字，我們今天已經難以想象他的心理。這個西方文化中熏陶出來的中國第一代政治家，跟清末民初的眾多政治人物有所不同，跟李鴻章、袁世凱、康有為、梁啟超不同，跟成年后才去西方的孫中山等人也不同，他確實有著西方人對政治的豁達。因此他一生都有著十足的底氣去勸人退位——勸清廷退位，勸袁世凱退位等。　

遺憾的是，唐紹儀遠沒有成長為繼往開來的政治家，他即使躍升為政務官，但仍沒有跳出事務官的窠臼，敬業、專業、職業有余，而謀略、戰略、策略不足。政治家對自己有著期許，即使壟斷資源，也不會予人以口實。但唐紹儀出生商家，長在美國，對日常生活的享受肆無忌憚。他的洋派，甚至表現在他的家事上，他親自為女兒挑選夫婿顧維鈞，自己也要迎娶第三位夫人。為不使兩事沖突，他讓女兒的婚事在他婚事兩天后舉行，此事成為當時新聞界大事。這種跟國人道德感頗有距離的行為一如今日80老翁迎娶二八少女，私德當然私德，但這也太不中國了。顯然，唐紹儀對他生存的國土缺乏足夠的認知，他只是依他見識過的世界的豐富性行事。他小看了中國。在他依傍又離心的強人袁世凱死后，他的政治前途就更得任人擺布了。　　

1916年，國會任命唐紹儀為外交總長，但張勛等實力派巨頭聯名通電，反對唐入京。該電文聲稱：“唐紹儀學識凡庸，才智猥下，除奢華外，別無所長，故不適合擔任外交總長。”可見，這個洋氣十足、奢侈過度的人物缺少一定的人格魅力。　

好在唐紹儀明白歷史的方向，他堅決地站在了孫中山的革命黨一邊。1917年8月，國會非常會議在廣州正式揭幕。大會選舉吳景濂、王正廷為非常國會的正、副議長。隨后，中華民國軍政府在廣州宣告成立，唐紹儀被任命為財政總長，并被非常國會通過。1919年初，北洋軍閥政府與護法軍政府談判議和，唐紹儀擔任南方總代表。“五四”運動時期，唐紹儀通電北洋軍閥政府表示支持愛國學生。他去電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他的女婿顧維鈞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但在南方，唐紹儀失去軍閥的庇護，被人任意利用。1920年6月，唐紹儀與孫中山等在上海通電反對桂系軍閥，11月，桂系軍閥勢力被驅逐出廣東，唐隨孫中山回到廣州，重建軍政府。同是書生、老鄉，此時的唐紹儀與孫中山的分歧已越來越大，他對孫中山通過軍閥戰爭來完成統一、恢復共和體制的理想已失去信心。或者說，作為一名曾經留美7年的留學生，唐紹儀對美國的政黨體制多少有所了解，他倡導“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即使孫中山的軍政府，在唐紹儀看來也只是一種軍人政府，不符合西方文人治國的體例。而且他認為孫中山的理想太高，難以實現，因此他拒絕出任軍政府財政總長一職。

1912年 唐紹儀與孫中山

這個在西方生活過的中國人并不消極悲觀，他像一個智者一樣敦勸他遇到的政客、政治家、軍閥們退出政治舞臺，以促成中國新的政治生態。他曾經勸清廷退位，勸袁世凱退位，勸段祺瑞退位，現在他又勸孫中山。好在孫中山這樣的政治家不以為意，對他一笑置之。但他一旦面對軍閥一樣的梟雄，或梟雄一樣的政治人物，他的勸退就是不識時務了。他不理解：在美國，退位是一種榮譽；而在中國，讓人退位就是要人的命。　

因此，在實力派如陳濟棠、蔣介石看來，唐紹儀本應該低三下四的，但他這個外來和尚自恃有真經在手，毫無顧忌。他平視他們，甚至對他們指指點點，他在陳濟棠的屬地工作，卻自成一統，因此讓陳懷恨在心；他要求蔣介石退位，因此也讓后者心懷憤恨。

1929年，年近70歲的唐紹儀就任廣東省中山縣訓政實施委員會主席，他表示要“將中山縣建設成為全國各縣的模范”。兩年后，他出任中山縣縣長，集中精力實施建設模范縣的計劃。在不到4年的時間里，他四處化緣，修馬路，建醫院，把自家的花園改建成城市公園，對市民開放……至今中山還流傳著他的逸事，說他修馬路的時候，碰到土地公公擋路，民工不敢動，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公的頭，然后讓民工接著干。因為下水道的井蓋老是被偷，唐紹儀下令在井蓋上鑄上“盜買與盜賣，均罰50元；報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賞”字樣，后來就沒有人偷了。

從一國總理到一縣縣長，他都做得有聲有色。在縣長任上，唐紹儀甚至一除舊時奢華習氣，比較注意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門陋習，并微服察訪，及時解決一些實際問題，因此有“布衣縣長”之稱。但唐沒想過中國官場在惡化，1934年10月，陳濟棠通過親信在中山唆使縣兵以索餉為名發動嘩變，包圍了他的寓所，逼他去職。

抗日戰爭爆發后，唐紹儀由香港還居上海，他的政治聲望使得他被視為“以華制華”傀儡的最佳選擇。據說日本方面計劃由唐組織全國性偽政府，取蔣介石之位而代之。日本特務如谷正之、土肥原等和漢奸陳中孚、溫宗堯等頻繁往來于唐府，于是唐紹儀將要出任偽職之說不脛而走，通過各種渠道流傳散播。國民政府派人勸說唐離開是非之地，唐的態度曖昧不明，加上蔣介石對他的獨立超然姿態早有忌恨，因此決定由國民政府軍統派員刺殺唐，這樣既能威懾異己，又斷了日人妄想。　

1938年9月30日，唐紹儀被國民政府特務刺殺身亡。10月5日，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等人名義，特地頒布《唐紹儀褒揚令》，同時撥付治喪費5000元，并令將唐氏生平事跡“宣付國史”。國史館撰寫的《唐紹儀傳》，稱唐晚年被日本人拉攏，要其充當傀儡，“終不肯出”。后來的臺灣地區雜志所載軍統北平站站長的回憶錄中說：“因唐已定意做漢奸，故予處決。”而留在大陸的軍統骨干沈醉認為，刺唐是軍統奉命行事，實屬“誤殺”。對于唐紹儀之死應該說是“晚節未失，慘遭錯殺”。

1938年9月30日唐紹儀被劈砍而亡

因為這些原因，這位中華民國的首任總理至今不為大眾所知并紀念。他的人格光環也因洋派而失去可親、可界定之可能，我們今天也似乎難以理解他的心路歷程。但考察他的一生，用舊官僚、守舊派、政客等來形容他顯然是不夠的。因為他曾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國民政府等多朝為官，有的歷史學家甚至直指他為“風派”，這顯然也是對他的誤讀。不夸張的說，唐紹儀是中西文明交匯后的第一代政治家，他有著至今中國人難得的現代精神。　

跟唐紹儀關系密切的葉恭綽曾回憶說，唐紹儀“有勸人退位之習慣，以為政治家無身臨絕境之理，退可復進。故勸清帝退位，勸袁退位，勸段退位，又勸蔣退位，而不知除清室被逼外，余皆不聽其言，蔣尤誤會，以及干禍”。這種政治人格，不僅當時人不理解、他的朋友不理解，就是今天的中國人也少有理解者，今天的歷史學家甚至稱他為魏延式人物，腦后有反骨。實際上，把唐紹儀的政治人生放在西方的背景下，無論他勸政治人物退位，還是他從總理之尊屈身為一縣之長，都是再正常不過的。　

因此，我們說，這個中華民國的首任總理是最具有現代精神的人物。他也年輕過，也有過所有人都會有的正常欲望。比如，他年輕時在個人操守上不太謹慎，《申報》就曾報道說，唐紹儀在擔任副部長時，嫌工資待遇低，“用款浩繁，入不敷出”。《申報》評價其“實不外拜金主義也”。以至于清政府翰林院的侍讀馬吉樟彈劾他，說他在擔任郵傳部左侍郎時，“所用垂參，皆其同鄉親戚，以賄而行，咨調司員，亦多以賄成者”。當時的報紙也報道說，唐紹儀出任郵傳部尚書后，“日食非百金不樂，一切舉動，皆摹仿西洋豪華，非中國諸王大臣所可及。惟對于部中司員異常刻薄，聞近日又有裁員減薪之舉，郵部之司員無不怨形于色。夫減之誠是，然唐自待亦太過也”。時人也記載說唐紹儀“廣交游，善揮霍，每日四餐，每餐十金，猶云無可下箸”。日本人佐藤鐵治郎的記載干脆說：“唐本驕奢淫佚，無利不為。”　

但這個得中西文明精髓的政治人物并非止步不前，因為他的本性仍在，他自始至終就沒有失去中國的認同，也沒有失去對文明責任的皈依。在唐紹儀留學歸國時，他的日本同學曾問他：“40年前，大英帝國的利炮堅艇，如果不是打到中國而是日本，你認為結果將是怎樣？”唐紹儀回答說：“英國的艦艇，不論是打到中國抑或日本，都是侵略行為，是非正義的，全世界都應該予以譴責，你說是嗎？”日本留學生嘲諷道：“紹儀君，你不認為這是答非所問嗎？”唐紹儀毫不客氣地回擊：“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日本同學到處向人討教唐的話是何意思，另一位中國留學生告訴他：“這句成語是說你知識淺薄，對中國知之甚少。”　　

因此我們能夠理解，唐紹儀在積貧積弱的清末，能夠最大限度地為政府和國家爭取利益。他比之前曾紀澤（曾國藩的兒子）的職業外交才華更為出色，他影響了自己的女婿顧維鈞，使顧成為一個敬業的事務官或政務官，只是他自己生不逢時。　　

1905年，在印度舉行中英談判時，唐紹儀幾乎征服了對手，即使英國人向他施壓，他仍敢自決：“我是來談判的，要我簽字，我不簽！”這應該算是顧維鈞在巴黎和會談判態度的先聲。唐紹儀在征得清政府同意后，宣布中止談判，使英方的企圖無法得逞。

因此，我們才能理解，晚年的唐紹儀在政治人格的演進中日趨完善。1928年，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當時的南京僅為中等城市，一時擁入中央、直轄市兩級政府，役員遍地，人滿為患。兩級政府決定，劃分建房地域，解決住房辦公困難。南京大片的閑置地頓時成了熱門搶手貨。有人找到擔任中央賑災委員的唐紹儀，請他挪用賑災款合購地皮，以求牟取暴利。唐毫不為之所動，告訴對方：“連劃分給我建房的地皮我都不要了，還有必要動用災民救命錢去搶購土地嗎？”　

因此，我們才能理解，他后來會投身于社會公益、中國基層建設。1915年，唐紹儀從北京退出政壇后，回鄉建造了一所“共樂園”，他希望這個花園是全城人所共有的。為避免日后子孫獨占此園，他還履行了贈送儀式，寫出字據，自己簽名，妻室子女都在字據上簽字：“共樂園”為鄉親共有。　　

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幾次用唐紹儀“當了總理再當縣長”的例子，來教育干部能上能下、安居其位。同樣是50年代，美國第31任總統胡佛出版回憶錄，其中多次提到好友唐紹儀，對他的評價是：“為人正直，有才干，對中國的未來懷有遠大的抱負。”可見，唐紹儀雖然死于非命，但他的人格意義仍有待今人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