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上個月紐約市長民主黨初選中佐赫蘭·曼達尼爆冷獲勝的重要性，可以回想11年前，在大約480公里以南弗吉尼亞州里士滿附近的一次共和黨國會初選。

2014年，蘭道夫-梅肯學院默默無聞的經濟學教授戴夫·布拉特挑戰(zhàn)時任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埃里克·坎托。布拉特的競選資金被對方碾壓，支出比超過10比1。盡管如此，他還是以11個百分點的優(yōu)勢贏得了選舉，成為美國歷史上首個擊敗眾議院多數黨領袖的初選挑戰(zhàn)者。

在意識形態(tài)上，布拉特和曼達尼沒有多少共同點。但他們贏下初選的原因類似：都利用了黨內基層和精英之間的巨大裂痕。

2014年，很多共和黨選民痛恨共和黨建制派。今天，很多民主黨人也對自稱代表他們的政治人物感到憤怒。2014年，布拉特用“移民”這個議題鮮明地展示了這種分裂。

如今民主黨選民的疏離感更模糊，沒有一個話題像當年移民問題那樣成為壓倒性的焦點。不過，曼達尼的勝利揭示了普通民主黨人與黨內建制派在一個話題上存在巨大的分歧：以色列。

曼達尼將競選信息聚焦在讓紐約市變得負擔得起。被視為領先者的安德魯·科莫的競選團隊，除了指責曼達尼缺乏經驗、在犯罪問題上態(tài)度軟弱，還極力攻擊他毫不掩飾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權。

這種立場，曾是許多政治評論員和操盤手認定這位年輕的州眾議員不可能勝選的原因之一。他們沒有意識到公眾輿論在這個問題上已經發(fā)生了多么深刻的變化。

這個轉變是全國性的。2013年，根據蓋洛普的數據，民主黨人對以色列的同情比對巴勒斯坦人高出36個百分點。經過十多年幾乎未間斷的內塔尼亞胡右翼執(zhí)政，以及伊塔馬爾·本-格維爾和貝扎萊爾·斯莫特里奇等極端分子的上臺，再加上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大規(guī)模屠殺和使用饑荒為武器的行動，這一數據如今完全反轉。

今年2月，蓋洛普發(fā)現民主黨人對巴勒斯坦人的同情，比對以色列高出38個百分點。根據《經濟學人》和YouGov在2月的調查，46%的民主黨人希望美國減少對這個猶太國家的軍事援助，只有6%的人希望增加，24%的人希望維持現有水平。

這種觀點并不限于年輕進步派。近年來，年長民主黨人對以色列的態(tài)度轉變比年輕人還要劇烈。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從2022年到2025年，50歲及以上民主黨人對以色列持負面看法的比例大幅上升了23個百分點。這種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黨內在這個議題上的代際差距。

根據蓋洛普的數據，現在只有三分之一的民主黨人對以色列持正面看法，讓以色列的受歡迎程度甚至顯著低于古巴，只略高于中國。盡管如此，黨內最有權勢的人物，從少數黨領袖參議員舒默和眾議員哈基姆·杰弗里斯，到許多可能在2028年參選總統(tǒng)的民主黨人，都反對把美國的軍事援助與以色列是否尊重人權掛鉤。這讓他們與黨內基層選民產生了明顯的沖突。

對以色列的態(tài)度，并不是路透社所說62%民主黨人希望更換領導層的首要原因。最令基層民主黨人憤怒的是他們的政黨無法在選票上擊敗特朗普，并且在他當總統(tǒng)時沒有敢于對抗他。但對以色列毫無保留的支持，已經成為黨內精英怯懦和不真誠的象征，這也讓他們更容易受到那些不愿在平等和反歧視價值觀上妥協的政治挑戰(zhàn)者的沖擊。

正因為如此，曼達尼把自己對巴勒斯坦自由的支持和競選信息聯系起來。他4月在Politico上說：“這是一種始終如一的政治立場，是無論針對誰都拒絕含糊其辭的政治。每個人都應擁有有尊嚴的生活?！?/p>

在國會層面，走曼達尼的路線很困難。就在去年秋天，強大的親以色列游說團體AIPAC就幫助擊敗了眾議院兩名支持巴勒斯坦的議員賈馬爾·鮑曼和科里·布什。眾議院和參議院的候選人很難籌集到足夠的資金來抗衡親以色列資助者。

但總統(tǒng)競選不同。當候選人能點燃全國想象力時——無論是2004年的霍華德·迪恩、2008年的貝拉克·奧巴馬，還是2016年的伯尼·桑德斯——他就能動員成千上萬的小額捐款人，獲得開展有效競選所需的資源。

特朗普在布拉特勝選僅一年后就宣布競選總統(tǒng)。這個軌跡值得警惕。民主黨內建制派如果繼續(xù)幾乎無條件地支持以色列——盡管面對的是壓倒性的公眾反對，就會在下一次總統(tǒng)初選中更容易遭遇像曼達尼這樣的政治挑戰(zhàn)。

到了2028年，任何愿意將支持巴勒斯坦人權作為道德一致性的象征、并且不愿退縮的人，都會發(fā)現競選之路已經打開。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問題上，民主黨的投票基礎在過去十年里的變化，堪比共和黨在特朗普2016年勝選前十年里對移民問題的轉變。

任何有意角逐民主黨總統(tǒng)提名的人，如果以為可以無視這種轉變，都該記住2016年大選前杰布·布什的下場，當時布什無視了布拉特帶來的警示。

曼達尼的勝利不是偶然。這是未來趨勢到來的預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