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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拉胡爾·貝迪（ Rahul Bedi ）

編譯 |姜心宇

編譯審核 | 胡可怡 阿斯蘭

本期編輯 |何佳蔚

本期審核 |江怡

編者按

6月18日，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受邀赴白宮與特朗普共進午餐，完美體現了美巴關系韌性。印度學者拉胡爾·貝迪認為，美巴關系“疏遠-重聯”的周期性循環背后，是美巴軍方基于共同安全利益、機制化互信的功能性利益協作關系。這種關系根植于兩國難以動搖的深厚歷史紐帶，建立在長期機制化鏈接之上，體現在美巴始于冷戰軍事教育計劃（IMET）編制的“校友網絡”，使雙方軍官共享戰略思維與職業倫理，美以資金技術換巴反恐配合，巴以地緣通道換國際合法性。在歷經核擴散、擊斃本·拉登等信任崩塌事件后，兩國仍能通過軍方秘密渠道迅速修復關系。這種關系不僅加強了巴方人員軍事素質、作戰能力，更通過向巴軍官灌輸美國的戰略思維、軍民關系規范以及強烈的體系榮譽感，深刻塑造了一代代巴軍人的世界觀。許多巴軍官與美國軍事體系形成了持久職業與文化聯系，其文化基因、職業認同、利益網絡深度綁定西方，視美式軍事體系為“專業性象征”，并通過將子女送往美國留學、購置房產，且甚至在退休后選擇定居美國、為美智庫效力，進一步強化與美國的聯系。作者指出，盡管中國在物質層面對巴軍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但中國軍事合作模式與巴軍理念“格格不入”，缺乏深厚的制度親和力與共同精神氣質，無法復制美國對于巴軍的“價值認同”。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穆尼爾與特朗普。圖源：News Arena

美國總統特朗普6月18日宴請巴基斯坦陸軍元帥穆尼爾（Asim Munir）一事，充分揭示出這樣一種態勢：即便美巴關系長期處于緊張狀態，甚至時常陷入僵持局面，即便中巴在戰略安全及軍事層面的協作不斷走向深入，美巴軍方之間的機制化聯系依舊展現出強勁的延續力。

印度將此次邀約視為美對印的政治、外交“輕慢”之舉，但實際上，印方不應對此感到驚訝，因為這只是美巴軍事關系中早已屢見不鮮的軌跡重現：雙方先經歷相互猜忌的循環，繼而展開戰術性和解，再定期上演熱絡互動的戲碼。

即便數十年來美巴關系因制裁、抵制及反復的背信棄義指控而數次破裂，美國仍一貫采取區分看待的方式處理與巴軍方的分歧，始終通過秘密渠道維持溝通，并悄然推進關系重建（即不因兩國關系矛盾全面否定與巴軍方的合作，而是將分歧“限定”在特定領域）。

其結果并不是建立起深度戰略聯盟，而是構建基于共同安全利益、機制化互信的功能性利益協作關系——這種關系在近幾周明顯升溫，陸軍元帥穆尼爾以獨立身份在白宮的標志性現身便是明證。

除了特朗普設宴招待穆尼爾外，美國中央司令部（CENTCOM）負責人邁克爾·庫里拉（Michael Kurilla）一周前在華盛頓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稱巴基斯坦軍隊是（美國）全球反恐行動“極為出色的合作伙伴”，這一表態也被認為是美巴防務關系韌性的又一例證。

美巴軍方之間循環往復的“疏遠-重聯” 周期性互動，根植于兩國難以動搖的深厚歷史紐帶。這種紐帶并不依賴宏觀戰略構想予以維持，而是建立在長期的機制化鏈接之上——包括防務武官派駐、軍事教育交流、秘密渠道溝通等等。即使在美巴官方關系惡化時，這些鏈接也從未中斷。

從冷戰同盟“東南亞條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sation，1954-71）、“中央條約組織”（Central Treaty Organisation，1955-79），到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再到“9·11”事件后的反恐戰爭，巴軍隊始終將自身定位為美政府值得信賴的戰略伙伴——盡管其行事風格狡黠且注重利益交換。

此外，盡管雙方在阿富汗、伊斯蘭激進組織等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但基于戰術必要性和重疊的安全利益，美巴兩軍始終維系著軍事聯系。

雖然美方已經認識到巴屢屢推行與美國公開目標不一致、甚至相悖的并行議程，特別是在塔利班及其扶持的其他伊斯蘭主義勢力方面，但美國依然向巴軍隊提供了大量資金與武器援助、進入頂尖軍事機構培訓的機會，以及戰略行動空間。

即便經歷長時間的關系疏遠——例如1990至2001年間因巴基斯坦核試驗、巴軍方向利比亞、伊朗和朝鮮擴散核武器技術導致的關系破裂，或是2011年本·拉登在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巴北部山城）被發現后引發的后續紛爭（以及巴方其他諸多“違規行為”）——最終美巴總會悄無聲息地刻意重啟接觸，繼而迎來數度稱兄道弟的熱絡互動。

再例如，2018年特朗普因“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問題上的兩面派行為”暫停了對巴13億美元安全援助，但美巴軍事高層聯系在一年內就得以恢復。此后，美國中央司令部高級官員又現身拉瓦爾品第（Rawalpindi），而此前被凍結的美巴“國際軍事教育和訓練計劃”（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IMET）也于2020年重啟。

與此同時，五角大樓恢復了與巴基斯坦陸軍總司令部的定期接觸，而美國國務院在這一進程中基本處于邊緣化狀態。顯然，美國已認同這一戰略邏輯：相較于維系雖棘手卻“可管控”的關系，與巴軍隊徹底決裂更可能加劇局勢動蕩。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巴軍隊交流已形成持久聯系。追溯這段長期合作關系的演變過程，能夠提供極具價值的洞見。

在巴基斯坦獨立之后，巴軍方開始有意識地擺脫其“印度根源”，轉而接受英國軍事理論，效仿英國軍事訓練程序與傳統。但英式發展并未持續太久，50年代初，巴軍再次轉變發展方向，轉向美國尋求庇護、訓練和裝備，以期以此提升本國聲望與資源，當然，這也是為了與印巴共享的軍事建制歷史保持距離（編者注：即通過從英系轉向美系的“換軌”清除印巴源于英殖民歷史的“共同基因”，以此構建與印不同的軍事體系，凸顯巴軍獨立性、獨特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巴軍轉向美系的制度化進程早期階段，IMET對巴軍官發揮了關鍵作用。許多巴軍官曾在美國頂尖軍事院校接受訓練——并持續在這些院校深造，例如賓夕法尼亞州的美國陸軍戰爭學院、萊文沃思堡的指揮與參謀學院，以及華盛頓特區的國防大學。

這些聯系不僅加強了巴方人員的軍事素質、作戰能力，更通過向巴軍官灌輸美國的戰略思維、軍民關系規范以及強烈的體系榮譽感，深刻塑造了一代代巴軍人的世界觀。這些軍官中的許多人與美國軍事體系形成了持久的職業與文化聯系——即便美巴政治關系惡化，這些聯系也依然存在。

許多巴軍官，尤其是那些曾在負責監管巴基斯坦核武庫的戰略計劃司（Strategic Plans Division）任職的軍官，在退休后往往選擇進入美國有影響力的智庫工作。他們在這些機構中成為伊斯蘭堡戰略觀點的有力倡導者，并受到五角大樓圈子的青睞。

從制度層面而言，美國也重視且尤為感激巴軍隊冷戰期間在中美交流中所發揮的溝通渠道作用。

1971年，時任巴總統的葉海亞·汗（Yahya Khan）協助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秘密訪問北京，該行動旨在制衡蘇聯。這不僅為美國總統尼克松次年里程碑式的對華訪問鋪平道路，還使巴軍隊成為了關鍵地緣政治中介——由此使其鞏固了在中美政府眼中的戰略重要性。

與此同時，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巴軍隊在齊亞·哈克將軍（Zia-ul-Haq）擔任巴總統期間伊斯蘭化傾向日益加劇。然而，美政府對這一趨勢基本視而不見——無論是在阿富汗“反蘇圣戰”時期，還是在9·11事件后的反恐戰爭中，美國都優先考慮與巴方的戰術性合作。

《戰斗到底：巴基斯坦軍隊的戰爭方式》（

Fighting to the End: The Pakistan Army’s Way of War

但是，費爾也指出，盡管美巴軍隊的核心優先事項往往存在根本分歧，但華盛頓方面仍維持著與軍隊的雙邊關系，將戰術合作置于意識形態關切之上。巴基斯坦軍隊一方面依賴中國以保障生存，另一方面又尋求從美國獲得身份認同。

與此同時，中巴戰略與軍事合作在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形成，并呈指數級增長。這一合作的驅動力來自雙方對印度的共同敵意，以及巴基斯坦在1965年戰爭后對西方武器禁運的不滿。中國成為巴常規武器的主要供應國，并在整個20世紀70至80年代有力支持了伊斯蘭堡的秘密核武器、導彈研發計劃。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這種合作關系繼續深化為高價值的合資項目——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巴聯合生產JF-17“雷電”戰斗機（編者注：中方標號FC-1，綽號“梟龍”）——并擴展到坦克、海軍平臺、導彈系統、情報共享、聯合訓練以及陸、空、海、太空、核領域的戰略協調。

然而，盡管伙中巴伙伴關系不斷深化，巴軍隊卻從未徹底疏離西方，而是在軍事理論、軍事教育及體制文化層面始終保持鮮明的親美傾向，并持續尋求與美國及其北約伙伴進行接觸，以求獲得認可、背書與準入。巴軍隊的文化親近性、作戰信心與職業身份認同，依然深植于同西方軍事體系的傳統關聯之中。

并且，巴軍官團始終重視西方軍事教育，與美國、歐洲同行共享軍事教條準則，最重要的是使用英語開展工作——這些優勢中國過去沒有，現在也依然無法復制。因為盡管中巴軍事聯系在裝備層面的重要性呈指數級增長，但此類合作缺乏深厚的制度親和力與共同精神氣質，而正是這種特質構成了美巴防務合作的基礎，形成了巴軍的對美認同感。

巴軍隊高級軍官通過將子女送往美國留學、購置房產，且在許多情況下于退休后在美定居，進一步強化了與美國的聯系。

相比之下，中國的軍事合作模式植根于政治意識形態、集中指揮和黨的領導，始終傾向于內向且高度本土化。這與巴軍隊的理念格格不入，因為巴軍自視為在軍事、政治上均保持自主地位，且凌駕于一切文職監督之上。

費爾指出，盡管巴仍從中國采購大部分軍事裝備，但其軍官群體“依然青睞西方軍事教育項目”——這一習慣有助于維系與美國的制度性聯系。她強調，西方的軍事培訓長期以來塑造了巴軍事領導層的戰略思維，使他們更能適應美國的作戰思路與軍事理論。

1998年卸任、擔任過兩年巴陸軍參謀長的杰漢吉爾·卡拉馬特將軍（Jehangir Karamat）對此表示認同。他曾宣稱：“巴軍接受的是西方體系的訓練，其思維方式也源于此，”“我們與美軍的合作幫助我們維持高標準，而且我們始終尋求以西方軍隊為標桿，而非東方軍隊。”這番話隱晦地指向了日益深化的中巴軍事聯系。卡拉馬特本人曾在萊文沃思堡受訓，并且和無數其他巴軍官一樣，退休后在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等西方智庫任職。

其他分析人士稱，這種“親西方”傾向在很大程度上關乎軍事職業化以及接觸先進作戰理念的機會——盡管中國在物質層面對巴軍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但仍未能復制這一點。反過來，這又催生了一種更深層的雙重矛盾：巴軍隊雖依賴中國保障生存，卻向美國尋求身份認同。簡而言之，巴軍尋求中國的資金與武器，卻渴望美國的認可和西方的尊重。

巴基斯坦軍隊也始終警惕被“完全納入中國的軌道”，尤其是如果這意味著放棄其小心翼翼維護的行動自主權，以及對美國的剩余影響力的話。從美國角度而言，這也解釋了為何五角大樓，而非國務院，仍是與巴軍隊接觸的主要渠道：美方深知如何與拉瓦爾品第（巴基斯坦武裝部隊軍事總部）打交道，反之亦然。

因此，這種植根于軍隊間制度性延續的美巴互動格局讓印度感到不安，因為這表明美巴戰略脫鉤不僅尚未完成，且隨著穆尼爾在白宮的午餐會面，這種聯系依然穩固。

但巴軍隊同時也在走鋼絲——若未能滿足特朗普政府在其所醞釀的對伊朗未來軍事行動中所提出的要求，便可能陷入險境。這種矛盾心態或許能為拉瓦爾品第和穆尼爾帶來短期利益，卻也暴露出在全球秩序愈發極化的當下，巴基斯坦戰略定位的模糊性局限。

作者簡介：拉胡爾 · 貝迪（ Rahul Bedi ） ，常駐新德里的自由撰稿記者，擁有 30 多年新聞工作經歷，為《印度快報》（

Indian Express

Jane

s Defence Weekly

本文編譯 自“ The Wire ” 網站2025年6月20日文章， 原標題為

Trump-Munir Lunch: Why the US Still Courts Pakistan’s Generals, Even as They March with China

本期編輯：何佳蔚

本期審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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