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戰勝利后，由國民黨元老程潛主婚，祖籍安徽舒城的大家閨秀王玉齡于上海金門飯店與時任74軍軍長張靈甫結婚，當時王玉齡才17歲。

婚后不久，張靈甫就因解放戰爭全面爆發帶部隊去了前線，1947年初，王玉齡生下一個男孩取名張道宇，幾個月后，張靈甫在孟良崮戰役中被華東野戰軍擊斃。

張靈甫戰死之后，立即成了國民黨方面用以彰顯忠心，蠱惑其他國軍將士為其賣命的工具，不僅哀榮備至，遺孀王玉齡也成了國民政府的重點撫恤對象。

只可惜好景不長，隨著國民黨在解放戰爭中節節敗退，其在大陸的統治瀕臨崩潰，在兵荒馬亂中，王玉齡帶著孩子和母親于1949年去了臺灣。

到了臺灣之后，王玉齡發現局勢十分混亂，那時國民黨有上百萬潰敗的公職人員、軍隊士兵一下子涌到島上，各類物資供應奇缺。

王玉齡和張靈甫結婚照

王玉齡雖然是“追贈陸軍中將”的遺孀，名義上很受政府的重視，家里經常有“國防部”的高官前來慰問，但每個月能夠領到手的撫恤，充其量也就幾十斤米，幾十斤油而已，還得自己去領取。

但那時臺灣社會混亂，敗退到臺灣的大批散兵游勇無人管束，整天在大街上游手好閑，惹是生非，這些人手里有槍，紀律敗壞，不要說王玉齡一個才21歲的弱女子，就算是普通人家也是少出門為妙。

正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這個混亂時期，有個騙子來游說王玉齡，說她家里有老有小，這樣坐吃山空不是辦法，應該學著投資做生意。

王玉齡年輕沒有社會經驗，只覺得他說得有道理，畢竟一大家子人不能只出不進，就相信了他，把家里的積蓄都交給他管理。結果錢全賠光了，人也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樣一來，王玉齡一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但她生來傲骨，就算再困難也不肯求人，最窘迫的時候，一家人只能在家啃面包度日。

王玉齡與張道宇

在這期間，還有人介紹王玉齡去彭孟緝手下的情報部門工作，但她考慮再三沒有答應，一方面是因為薪水少得可憐，連坐三輪車往返都不夠，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彭孟緝前幾年在臺灣積極參加鎮壓“二二八”運動，殺人如麻口碑很壞。

不過天無絕人之路，王玉齡的父親王樹南是保定軍校第六期畢業生，在國民黨軍隊里同學朋友很多，更重要的是，時任“陸軍總司令”兼“國防部”臺灣防衛總司令的孫立人，是王玉齡的姨夫。

說起來，孫立人的祖籍是舒城三河鎮，和王玉齡算是半個同鄉，有了這層關系，雙方的交往更加密切起來。

孫立人聽說王玉齡生活窘迫，心中不忍，便經常請她到家中做客，還為她聘請了一位美軍顧問團的軍官教她英語，為她日后的長久之計做準備。

加上孫立人夫婦一直沒有兒女，而王玉齡的兒子張道宇活潑可愛，很得孫夫婦的喜愛。孫立人雖然是國民黨軍隊的高管，但打心底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不滿，他覺得王玉齡年紀這么輕，將來的路還很長，便主動勸說她到國外讀書深造，另謀出路。

王玉齡與孫立人夫婦合影

彼時孫立人憑借其在美國工作生活多年，更是弗吉尼亞軍事學院畢業生的背景，很受美國人的看好，甚至有美方人士一度將其視為取代蔣介石的人選。

加上他作為名義上的“陸軍總司令”，和美國人的交往十分密切，雖然拿到赴美簽證對一般人來說難如登天，可對孫立人來說卻并不是什么大事。

到了1950年下旬，美國國務院一度策劃通過孫立人發動兵變逼迫蔣介石下臺，而以孫立人出任“總統”的方案，事情雖然沒有傳到蔣介石耳朵里，但各種蛛絲馬跡卻引起了老蔣的警惕。

加上孫立人身邊也確實有一些地下黨人員活動，有些當了他的秘書，有些當了他的部下，因此說孫立人有一定的反蔣“嫌疑”絕非空穴來風。

孫立人雖然當了“陸軍總司令”，但實際上軍隊大權依然掌握在蔣介石手里，他這個“總司令”并沒有多大實權，因此孫常常感到失落，從1951年開始多次向蔣介石提出辭職。

當年意氣風發的孫立人

這反而更加激化了蔣介石對其的不滿，因為蔣介石知道，孫立人在美國人心目中地位很高，其辭任“陸軍總司令”，勢必要有其他位置安置。

這樣以來，除了地位更高，實際權力更大的“參謀總長”，似乎也沒有其他合適的職務了，但“參謀總長”手握兵權，非同小可，一直以來除了蔣介石嫡系的嫡系，親信的親信，概不外授他人，更何況是個和美國人關系曖昧的孫立人。

隨著蔣孫關系走向冷淡甚至緊張，國民黨當局對孫立人周邊人員的調查和跟蹤也隨之嚴密起來，這讓王玉齡很感吃驚。

王玉齡不懂政治，也不懂軍事，她只想帶著自己的家人安安靜靜，太太平平地過日子，無奈樹欲靜而風不止，孫立人失勢之后，圍繞著她的生活驟然冒出很多風言風語，甚至有說她“通共”的。

其實很多所謂的傳言都是捕風捉影，其根本原因則是王玉齡出于軍人世家，在湘軍和國民黨軍隊系統中關系眾多，而在解放戰爭中也有很多人從國民黨陣營轉向共產黨方面的。

李覺夫婦

舉個例子說，當初給王玉齡和張靈甫征婚的程潛系出湘軍，是國民黨的元老，一級上將，后來又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副主席。

與程潛一同起義的國民黨“湖南綏靖總司令部副總司令”李覺，是王玉齡父親在保定軍校的學弟，和王家私交甚好，用王玉齡的話說，“李覺伯伯是看著我長大的”。

李覺起義之后，曾經與龍云等44位前國民黨高官在香港發表《我們對現階段中國革命的認識和主張》，在國民黨系統中引起巨大反響，也成為蔣介石十分仇恨的目標。

由于李覺給當時還留在國民黨系統的昔日下屬、朋友寫過一些勸說他們棄暗投明的信，沒來由地牽扯到了王玉齡身上，說李覺可能給王玉齡寫過同樣的信。

對那些捕風捉影，疑神疑鬼的國民黨特務來說，如果王玉齡以張靈甫遺孀的身份離開臺灣，前往大陸，對國民黨軍隊的士氣將造成重大打擊。

去美國后的王玉齡

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干脆把這些莫須有的線索都報到了上面，王玉齡聽說自己被人誣陷成“共諜”，感到莫名其妙又十分氣憤。

她沒有想到國民黨的特務系統會如此瘋癲，自己是張靈甫的遺孀，竟然都會被懷疑“通共”，這白色恐怖嚴重到了什么地步？

加上孫立人身邊的氣氛日漸緊張，王玉齡感到自己呆在臺灣的日子都快窒息了，這樣下去終是不妥，因此孫在1952年時設法為王玉齡搞到了一張前往美國留學念書的簽證。

聽說王玉齡準備前往美國的消息后，蔣介石不由得大大松了一口氣，因為這至少意味著張靈甫的遺孀不會被“共黨”給拉攏了。

于是他大筆一揮，當即同意了王玉齡的出國申請，并特批了5000美元留學經費，相比于戰死在碾莊的黃百韜只得到了10萬金圓券的廢紙，拿出真金白銀的5000美元也算是難得的慷慨了。

到臺灣后，蔣介石日漸多疑

1952年下半年，王玉齡取道香港前往美國，并于1953年考入美國紐約大學財會專業，后定居于美國。

諷刺的是，王玉齡在1973年真的回到了大陸，并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此后，她每年都會到大陸參觀訪問，一直到2005年定居上海。

蔣介石、國民黨對張靈甫的遺孀各種提防和控制，結果偏偏發生了他們最不想看到的結果，可謂是某種意義上的求仁得仁吧。

可以說，對于自己人如此刻薄猜疑，正是臺灣當局的“優良傳統”，清楚了這一點，也就不難明白為什么最近臺灣省“防務部門負責人”顧立雄為什么會對前往北京參加慶祝抗戰勝利80周年的國民黨老兵發出威脅，要取消他們的養老金了。

這種渣滓集團，距離滅亡時日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