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圖：Mike McQuade。來源：Wally McNamee / Getty；Corbis / Getty。

The President’s Weapon

Why does the power to launch nuclear weapons rest with a single American?

總統的武器：為什么發射核武器的權力掌握在一個美國人手中？

1974年夏天，理查德·尼克松壓力巨大，酗酒過度。在白宮與兩名國會議員會面時，他辯稱，僅僅因為民主黨競選總部發生“小小的盜竊案”就彈劾總統簡直荒謬。據北卡羅來納州國會議員查爾斯·羅斯回憶，尼克松當時說道：“我走進辦公室，拿起電話，25分鐘內，數百萬人就會喪命。”

這位第37任總統很可能是在試圖傳達總統職位的巨大負擔，而不是發出直接威脅，但他已經將明顯的非理性——他的“瘋子理論”——融入美國外交政策。他曾在北極部署攜帶核彈的B-52轟炸機，以恐嚇蘇聯。他曾敦促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搞點大的”，考慮在越南設立核目標。隨后，隨著總統任期的瓦解，尼克松陷入了憤怒的偏執之中。然而，直到他辭職的那一刻，核“指揮與控制”——一個復雜而精密的系統，允許總統發射足以摧毀城市、殺死數十億人的武器——仍然掌握在尼克松這個不安分的人手中，就像二戰后他的四位前任一樣，也將永遠掌握在他的繼任者手中。

八十年來，美國總統始終擁有下令使用美國核武器的唯一權力。如果這位總司令想要發動突然的、無端的打擊，或升級常規沖突，或以全面核戰爭報復一次核侵略，那么選擇權完全在他手中。這項命令不得被政府或軍隊中的任何人撤銷。他的權力如此絕對，以至于幾十年來，核武器在國防界一直被稱為“總統的武器”。

幾乎每位總統都會經歷情緒不穩定、判斷力受損的時刻，無論這種時刻多么短暫。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曾因心臟病發作入院，引發了一場關于他是否適合擔任公職和連任的全國性辯論。約翰·F·肯尼迪曾秘密服用強效藥物治療阿狄森氏病，這種疾病的癥狀包括極度疲勞和情緒不穩定。羅納德·里根和喬·拜登在晚年與高齡帶來的虛弱作斗爭。而此時此刻，一張寫有絕密密碼的小塑料卡——總統開啟美國核武庫的私人鑰匙——正放在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口袋里，而他正專注于展現統治力，對敵人（真實的和想象的）怒不可遏，并讓錯誤信息左右他的決策——與此同時，世界各地局部戰爭一觸即發。

冷戰結束后近30年，人們對核戰爭的擔憂似乎有所消退。隨后，美俄關系凍結，特朗普步入政壇。選民們把核密碼交給了他——不止一次，而是兩次——盡管他曾宣稱要對另一個核大國發動“烈焰與怒火” 。據報道，他曾質問一位顧問，如果美國無法使用核武器，為什么還要擁有核武器，如今他卻呼吁將美國核武庫增加近十倍。俄羅斯曾多次揚言要在與烏克蘭的戰爭中使用核武器，而烏克蘭位于四個北約盟國的邊境。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核大國，今年5月，兩國在克什米爾地區再次爆發暴力沖突。朝鮮計劃改進和擴大其核力量，這將威脅到美國城市，并進一步激怒韓國，韓國一些領導人正在討論是否自行研制核彈。今年6月，在以色列宣布決心一勞永逸地消除伊朗對其生存構成的潛在核威脅后，以色列和美國對伊朗發動了襲擊。

如果任何沖突爆發，核選項都取決于指揮和控制，而這又取決于總統的權威——以及人性。自二戰結束以來，這種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如今，它仍然有效嗎？

世界末日可能就是這樣開始的。無論總統是指揮對敵人的先發制人打擊，還是回應針對美國或其盟友的襲擊，流程都是一樣的：他首先會與他的高級文職和軍事顧問商議。如果他決定下令使用核武器，總統會調取“橄欖球”，一個皮革包裹的鋁制盒子，重約45磅。它由一名軍事助手隨身攜帶，無論總司令走到哪里，他都緊隨其后；在許多總統出行的照片中，你都能看到助手在背景中拿著這個盒子。

這個箱子里沒有核“按鈕”，總統也沒有任何其他方式親自發射武器。它是一種通訊設備，旨在快速可靠地將總司令與五角大樓聯系起來。它還包含攻擊選項，這些選項都列在層壓塑料片上。（據見過的人說，這些塑料片看起來像丹尼餐廳的菜單。）這些選項大致根據打擊規模劃分。目標組是保密的，但從事核武器工作的人士長期以來一直開玩笑說，它們可以分為“半熟”、“中等熟”和“全熟”三個等級。

一旦總統做出選擇，橄欖球就會將他連接到五角大樓的一名官員，該官員會立即使用軍用語音字母發出挑戰代碼，例如“Tango Delta”。為了驗證命令，總統必須從口袋里的塑料卡（綽號“餅干”）上讀取相應的代碼。他不需要其他許可；但是，房間里的另一位官員，可能是國防部長，必須確認使用該代碼的人確實是總統。

五角大樓指揮中心隨后將在兩分鐘內向空軍和海軍的核部隊發出具體的任務命令。無論是在大平原地下深處的發射中心，還是在北達科他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跑道上的轟炸機駕駛艙，或是潛伏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潛艇上，所有人員都將收到目標包、代碼以及使用核武器的命令。

如果敵方導彈來襲，這一過程將被壓縮到幾分鐘甚至幾秒鐘內。從大西洋的俄羅斯潛艇發射的核武器，在探測到發射后僅需七八分鐘就能擊中白宮。確認發射可能需要五到七分鐘，官員們還要排除技術錯誤。

美國和俄羅斯都曾多次發生失誤。據愛德華·盧斯新出版的布熱津斯基傳記所述，1980年6月，吉米·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半夜接到了軍事助理的電話。助理告訴布熱津斯基，數百枚——不，是數千枚——蘇聯導彈正在襲來，他應該準備叫醒總統。在等待軍方確認襲擊消息期間，布熱津斯基決定不叫醒妻子，因為他覺得與其讓她知道即將發生的事情，不如讓她在睡夢中死去。

助手回叫道。虛驚一場。有人意外地將訓練模擬信息輸入了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計算機。

在真正的襲擊中，幾乎沒有時間進行深思熟慮。只有時間讓總統對系統充滿信心，并對地球的命運做出當機立斷的決定。

廣島的毀滅改變了戰爭的性質。戰爭或許仍會使用常規炸彈和火炮，但現在，核武器可能瞬間摧毀整個國家。世界各國領導人直覺地意識到，核武器不僅僅是軍事指揮官手中的另一種工具。正如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在1945年對美國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所說：“火藥是什么？微不足道。電是什么？毫無意義。這顆原子彈是憤怒的二次降臨。”

哈里·杜魯門對此表示同意。他從未懷疑過對日本使用原子彈的必要性，但他迅速采取行動，從軍方手中奪取了這些武器的控制權。長崎原子彈爆炸的第二天，杜魯門宣布，未經他的直接命令，不得使用任何其他核彈——正如曼哈頓計劃負責人萊斯利·格羅夫斯少將后來所描述的那樣，這與他此前對原子能問題的寬容“不干涉”政策截然不同。當第三顆原子彈準備好對日本使用時，杜魯門建立了對軍火庫的直接個人控制權。商務部長亨利·華萊士在1945年8月10日的日記中寫道，杜魯門不喜歡殺死“所有那些孩子”的想法，并補充說，總統認為“再消滅10萬人太可怕了”，不值得考慮。

1946年，杜魯門簽署了《原子能法》，將核武器的研發和制造牢牢置于文職部門的控制之下。兩年后，一份當時高度機密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文件明確規定了誰是負責人：“戰爭期間使用原子武器的決定權應由總統決定。”

軍方急于使用核武器并非無稽之談。1949年，蘇聯試爆第一顆原子彈時，一些軍方官員敦促杜魯門先發制人，摧毀蘇聯的核計劃。“該死，我們在打仗！”奧維爾·安德森少將說道。“只要我下令，一周之內就能摧毀蘇聯的五個原子彈巢穴！等我皈依基督后，我想我可以向他解釋為什么我想趁現在——趁為時未晚——就這么做。我想我可以向他解釋，我拯救了文明！”空軍很快解除了安德森將軍的職務，但這位將軍并非孤軍奮戰。美國政界、知識界和軍界的權貴人士都支持對蘇聯進行先發制人的核打擊。但只有總統的聲音才重要。

杜魯門掌權是為了限制核彈的使用。但隨著指揮和控制體系的演變，以適應更先進的武器和日益增長的蘇聯威脅，總統需要能夠下令對各種目標實施各種核打擊。而且，他可以發動任何核打擊，甚至無需禮節性地拜訪國會（更不用說等待國會宣戰）。如果他愿意，總統實際上可以憑借他的武器親自參戰。

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制定了一項旨在遏制蘇聯的原始核戰略。美國及其盟友無法同時出現在所有地方，但他們可以讓克里姆林宮為世界上幾乎任何類型的破壞行為付出最終代價，而不僅僅是對美國的核攻擊。這一想法被稱為“大規模報復”：用艾森豪威爾時期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話來說，這意味著美國承諾“以我們選擇的手段和地點，立即進行報復的強大能力”。

1957年10月，蘇聯將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升空時，艾森豪威爾的支持率已連續數月下降。盡管他對核武器的效用深感懷疑，但他還是批準了大規模軍備擴張，允許發射更多目標。“你不能打這種仗，”在人造衛星發射一個月后，他在白宮的一次會議上說道。“根本沒有足夠的推土機把街上的尸體清理干凈。”

艾森豪威爾的繼任者同樣對核選項心存疑慮，即便美國軍方依賴其投資意愿。而且，這個系統也變得越來越難以管理：隨著軍火庫威力的增強，出現誤解和誤判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

1959年，轟炸機時代讓位于導彈時代，這同樣使核決策變得復雜。以數倍音速環游世界的洲際彈道導彈比潛行于北極的蘇聯轟炸機更令人恐懼。突然之間，總統做出重大決策的時間窗口從幾小時縮短到幾分鐘，使得更廣泛的審議變得不可能，也更加凸顯了核決策權必須由一人掌握的必要性。

大約在同一時期，蘇聯包圍了駐柏林的美、法、英三國軍隊，東西方軍隊直接對峙——這增加了爆發核戰爭的可能性，也加劇了總統的壓力。如果西方國家拒絕在世界其他地區的任何局部沖突中退縮，蘇聯就可能進軍西德，押注這樣做會導致北約崩潰，迫使華盛頓屈服。而美國人則押注，威脅（或使用）核武器將阻止（或阻止）這種入侵。

但如果任何一方跨過歐洲戰場的核門檻，游戲很快就會歸結為：哪個超級大國將首先、何時對對方的本土發動全面攻擊？

在這種核邊緣政策下，總統的每一個決定都可能引發災難。如果他留在華盛頓，他將面臨被殺的危險。如果他撤離白宮，蘇聯人可能會認為這是美國人準備發動襲擊的信號——這反過來又會激起他們的恐懼，促使他們先發制人。在這種狂熱之中，數十億人的生命和文明的未來將取決于美國總統及其在克里姆林宮的對手們的認知和情緒。

總統做決定，但規劃人員負責規劃，而規劃人員的工作就是尋找轟炸目標。1960年末，就在肯尼迪入主白宮之前，美國軍方制定了第一套旨在核戰爭爆發時協調所有核力量的方案。它被稱為“單一綜合作戰計劃”（SIOP），但它算不上什么真正的計劃。

1961年的“聯合作戰計劃”（SIOP）設想將美國所有武器庫中的武器不僅傾瀉到蘇聯，也傾瀉到東方大國，即便東方大國并未卷入戰爭。這與其說是一個選項，不如說是一個無論戰爭如何開始都要至少殺死4億人的命令。肯尼迪的軍事顧問直截了當地（而且正確地）告訴肯尼迪，即使在如此大規模的打擊之后，蘇聯武器庫中仍有一部分肯定會殘留下來——并對北美造成可怕的破壞。這很快就會被稱為“相互保證摧毀”。據國防官員約翰·魯貝爾稱，在托馬斯·鮑爾將軍主持的SIOP簡報會上，一個理性的聲音響起：

“如果這不是中國的戰爭呢？”那個聲音問道。“如果這只是一場與蘇聯的戰爭呢？你能改變計劃嗎？” “嗯，是的，”鮑爾將軍無奈地說，“我們可以，但我希望沒人會想到這一點，因為這會徹底搞砸計劃。”

鮑爾補充道：“我只希望你們在阿爾巴尼亞沒有親戚”，因為該計劃還包括用核武器轟炸這個小國的一個蘇聯設施。海軍陸戰隊司令大衛·舒普將軍也是對該計劃感到厭惡的人之一，他表示這“不是美國的方式”。魯貝爾后來寫道，他感覺自己就像親眼目睹納粹官員協調大規模滅絕一樣。

邁克·麥奎德 (Mike McQuade)；Sovfoto / 環球影像集團 / 蓋蒂；Bettmann / 蓋蒂；Corbis / 蓋蒂；Michel Artault / Gamma-Rapho / 蓋蒂

自艾森豪威爾以來，歷任總統都對自己的核選項感到震驚。就連尼克松也對最新一次“特殊作戰行動”（SIOP）預想的傷亡規模感到震驚。1974年，他命令五角大樓制定“有限”使用核武器的方案。當基辛格要求制定一項阻止蘇聯入侵伊朗的計劃時，軍方建議在蘇伊邊境使用近200枚核彈。“你們瘋了嗎？”基辛格在一次會議上叫道。“這是一個有限的選擇？”

1983年末，羅納德·里根聽取了關于最新一次SIOP的簡報，并在回憶錄中寫道：“五角大樓里仍有一些人聲稱核戰爭‘可以打贏’。我覺得他們瘋了。” 里根的顧問保羅·尼采在去世前不久告訴一位大使：“你知道，我建議里根永遠不要使用核武器。事實上，我告訴他，核武器甚至不應該被使用，尤其是在報復性打擊中。”

冷戰結束時，盡管這套系統由總統指揮，卻已發展成幾乎失控的局面：一個技術高度發達的災難發生器，旨在將難以想象的選項轉化為毀滅性的行動。每位總統都受到限制：基本上只有一個指揮部，幾乎沒有任何控制權。1991年，老布什開始削減這套臃腫不堪的系統，他主持了大幅削減美國武器和核目標數量的工作。然而，總統換屆，戰爭策劃者卻依然存在：在布什卸任后的幾年里，軍方將目標清單增加了20%。

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進行了一些有意義的改革，包括就大幅削減美國和俄羅斯的核庫存進行談判，并制定更多防范技術故障的保障措施。例如，在90年代，美國的彈道導彈瞄準的是公海，以防意外發射。然而，如果爆發核危機，總統仍然會面臨并非他本人設計，甚至并非他所期望的計劃和方案。

2003年，SIOP被現代作戰計劃（OPLAN）取代，該計劃表面上賦予總統比滅絕人類更多的選擇，包括延遲反應而非立即報復。但據報道，最初的OPLAN也包含了摧毀小型無核國家的選項。盡管細節保密，但過去20年的軍事演習和非機密文件表明，現代核計劃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從上個世紀引進的。

總統權力的集中、決策時間的壓縮以及軍事規劃人員系統性的目標設定，所有這些因素在80多年的時間里共同作用，造就了一個承載著巨大且不必要風險的體制——并且總統仍然有權以任何他認為合適的理由下令發動核打擊。然而，有一些方法可以在不損害核威懾基本戰略的情況下降低這種風險。

為了限制總統的魯莽行事，并降低世界末日的可能性，美國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今年早些時候，一項禁止未經國會批準進行先發制人打擊的法律在眾議院再次提出，盡管該法案不太可能獲得通過。如果沒有國會的批準，任何一位總統都可以通過行政命令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這可能會在危機期間創造喘息空間（前提是對手相信他）。

每位總統都應堅持，面對即將到來的打擊，可用的選項包括更有限的報復性打擊，以及更少的全面回應。換句話說：從丹尼餐廳的菜單中刪除我們不需要的菜品，并減少現有的份量。美國可能只需要部署幾百枚戰略彈頭——而不是目前的1500枚左右——就能維持威懾力。即使部署數量如此之少，也沒有哪個國家擁有足夠的火力，能夠通過先發制人打擊，徹底摧毀美國的所有報復性打擊能力。如果一位總統下令減少部署彈頭的數量，同時仍然保持關鍵目標的威脅，就能重新奪回對核系統的部分控制權，就像一個正常運作的國會可以通過立法限制總統的核選項一樣。世界將會更加安全。

當然，所有這些都無法解決核困境的根本問題：人類的生存依賴于一個運轉完美的不完善系統。指揮和控制依賴于必須始終運轉的技術和必須始終保持冷靜的頭腦。一些國防分析人士懷疑，人工智能——它對信息的反應比人類更快、更冷靜——能否減輕核決策的部分負擔。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想法。人工智能或許有助于快速整理數據，并區分真正的攻擊和錯誤，但它并非萬無一失。總統不需要算法的即時決策。

在阻止大規模襲擊方面，賦予總統獨攬權力或許是最佳選擇。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群體思維可能與個人的瘋狂判斷一樣危險，報復性命令必須由總統決定——超越任何官僚機構，并與軍方及其軍事演習區分開來。然而，先發制人的決定應該成為一場政治辯論。總統不應該擁有獨自發動核戰爭的選擇權。

但是，如果一位判斷力差、道德淪喪的總統入主白宮，或者總統在任期間作風敗壞，會發生什么？如今，唯一能直接制約魯莽總統的，是指揮鏈中的人員，他們不得不選擇放棄職責，才能拖延或阻撓他們認為應受譴責或瘋狂的命令。然而，軍人受過服從和執行的訓練；兵變并非萬無一失的武器。總統可以解雇或撤換任何阻礙這一進程的人。美國軍人永遠不應被賦予阻止違背理性命令的權力；玩弄這種局面會腐蝕國家安全和美國民主本身。

當我問一位前空軍導彈中隊指揮官，高級軍官是否可以拒絕發射核武器的命令時，他說：“我們被告知可以拒絕非法和不道德的命令。” 他頓了頓。“但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們不道德是什么意思。”

歸根結底，美國選民本身就是一種安全保障。他們決定誰將掌控指揮和控制系統的頂層。當他們走進投票站時，他們當然應該考慮醫療保健、雞蛋價格以及加滿一箱油要花多少錢。但他們也必須記住，他們實際上是把核密碼放在了一個人的口袋里。選民必須選出能夠在危機中清晰思考、并能廣泛規劃長期戰略的總統。他們必須選拔具有良好判斷力和堅強品格的領導人。

作為美國核武庫的唯一管家，總統最重要的職責是防止核戰爭。而選民最重要的職責是選出合適的人選來承擔這一責任。

本文刊登于2025年8月的印刷版，標題為“總統的武器”。

關于作者

湯姆·尼科爾斯 是 《大西洋月刊》 的一名撰稿人，也是 《大西洋日報》時事通訊 的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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