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農村地區，受到“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這類傳統婚嫁觀念及村規民約的影響，在土地征收補償收益分配時，往往將“外嫁女”排除在外。隨著我國城鄉融合與土地制度深化改革不斷推進，性別平等權與村民自治權沖突引發越來越多糾紛，“外嫁女”及其子女是否該被排除在補償范圍之外？他們的權益又該如何維護？

基本案情

柳某艷出生于富川某村，在落實農村生產承包責任制時，其以家庭成員身份在該村民小組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2015年6月4日，因土地征收分配問題，該村民小組召開會議制定“協議”，對享受分配的成員資格及分配額進行確定，2019年6月11日，該村民小組再次召開會議補充“協議”內容并形成決議，與會人員均簽字捺手印。

據悉，柳某艷在讀書時將戶口遷至就讀高校，畢業后又遷回原址，之后結婚嫁入城鎮在城鎮生活，節假日或家里有事也會回村集體居住。2014年生育女兒韓某睿。2022年4月，韓某睿的戶口遷入柳某艷戶籍地址。目前處于失業狀態，未購買社會保險，購買的是農村合作醫療保險。

2022年11月24日，柳某艷父母名下承包經營的3.3畝土地被征收，該村民小組按旱地補償10%的標準支付14850元給柳某艷，余款納入被告村集體收入。2023年4月16日，該村民小組在按每人6500元的標準分配村集體款項時，拒絕向柳某艷、韓某睿支付分配款。柳某艷認為，其與女兒應享有村集體收益分配及同等分配份額的權利，該村民小組行為損害了其合法權益，遂訴至法院。

法院審理

法院經終審判決認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民主議定程序，決定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分配已經收到的土地補償款。該程序屬于集體經濟組織內部自治自理范圍，排除他人為集體經濟組織內部成員而不予分配，屬于否認村民資格行為。涉案分配方案超出村民自治范圍，不具有法定約束力，當事人據此提起訴訟，屬于人民法院案件受理的范圍。柳某艷因出生而成為該村村民，雖然外嫁到外地城鎮居民，沒有證據證實其因出嫁而改變了農村居民的身份和享受了嫁入地因土地帶來的收益，柳某艷仍屬于富川該村民小組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與其他村民享有同等待遇，富川該村民小組應將補償款6500元發放給被柳某艷。韓某睿戶籍不是因出生取得，而是在土地征收后2022年遷入。因不具有必須遷入的合理事由，比如：就讀、家庭發生變故或需跟隨母親到戶籍地生活等。韓某睿屬于富川該村民小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依據不足，法院不予采信。韓某睿不能享受征地補償款待遇，對其訴求法院予以駁回。

法官說法

該案爭議的焦點是關于“外嫁女”及其子女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認定問題，這直接關系到其能否參與村集體土地相關權益分配，對此，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審查：

1

村集體排除他人為集體經濟組織內部成員的決議，超出村民自治范圍，不具有法定約束力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 <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 》第二十二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民主議定程序，決定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分配已經收到的土地補償款。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已經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請求分配相應份額的,應予支持”。因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民主議定程序，決定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分配已經收到的土地補償款。該程序屬于集體經濟組織內部自治自理范圍，比如，每人每戶分配多少，集體留多少等。

該案中，富川該村民小組通過開會決議:“以后集體分配任何集體公共事務需要提交戶口證明，如結婚未遷出戶口者以辦酒為依據自動放棄份額……”，并拒絕向柳某艷、韓某睿支付分配款。因此，這種排除他人為集體經濟組織內部成員而不予分配，屬于否認村民資格行為。涉案分配方案超出村民自治范圍，不具有法定約束力，當事人據此提起訴訟，屬于人民法院案件受理的范圍。

2

“外嫁女”婚后未遷出戶籍又未在嫁入地因土地獲得過收益的或者未納入城鎮居民社會保障體系的，仍具有原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條規定：“承包期內，婦女結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承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婦女離婚或者喪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認定具有集體成員身份的標準有三：具備集體經濟組織所在村的戶籍；在集體經濟組織中長期生產生活；以本集體組織的土地作為基本生活保障。對于“外嫁女”村集體成員身份的判斷，可根據戶籍、生產生活關系、生存保障三個方面進行識別，并根據不同情況進行判斷。

第一是“外嫁女”婚后戶籍仍在原集體經濟組織，只要其已脫離原集體經濟組織，在嫁入地依靠土地生活，形成較為固定的生產、生活的，應認定其不再有原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第二是“外嫁女”婚后戶籍仍在原集體經濟組織，其在嫁入地集體經濟組織分配土地補償費時未獲得補償的，應當認定其有原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如其已享受嫁入地集體經濟組織征地補償費的，應認定其不再有原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第三是“外嫁女”嫁入城鎮，但戶口未遷出的，未享受城鎮居民社會保障的，應認定其有原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第四是“外嫁女”嫁入城鎮，已取得非農業戶口并被納入城鎮居民社會保障體系的，應認定其不再有原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

該案中，柳某艷婚后戶籍仍然留在原村集體，其雖然嫁入了城鎮，但是在城鎮既沒有穩定工作，也沒有被納入城鎮居民社會保障體系，相對來說，柳某艷更多的是以本集體組織的土地作為基本生活保障，由此可知，柳某艷仍有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其有權參與土地征收權益分配。

3

非因出生取得戶籍又不具備合理事由遷入母親戶籍地的“外嫁女”子女，不具有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 》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對因成員生育而增加的人員，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當確認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對因成員結婚、收養或者因政策性移民而增加的人員，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一般應當確認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從該條款可以看出，一般對原始取得戶籍的“外嫁女”子女，應當認定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法條規定的是“成員生育而增加的人員”，也就是說，在“外嫁女”子女原始取得其母親戶籍的情況下，其具有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前提是其母親具有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

除了原始取得，還有一種情況是法定取得，是指“外嫁女”子女雖然未因出生取得戶籍，但因就讀、收養或者因政策性移民等合理事由而將戶籍遷入母親戶籍地的。這種情況下，只要其母親未在嫁入地獲得因土地帶來的收益或者未享受城鎮居民社會保障的，一般應認定其具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在具體審查要格外注意兩個方面：一是“外嫁女”子女遷入母親戶籍是否具備合理事由，可以從遷入的時間和遷入后事實綜合判斷，如遷入時間是否接近征地時間、因就讀遷入的是否真的在遷入地就讀、因收養遷入的是否真的在該地跟隨母親生活等；二是判斷其母親在嫁入地是否獲得收益，可根據其母親嫁入地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其母親若嫁入農村，且未在嫁入地擁有承包地或獲得征地補償的，子女又具備合理事由遷入的，應認定子女具備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其母親若嫁入城鎮，卻未享受城鎮居民社會保障的，子女具備合理事由遷入的，應認定子女具備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

該案中，韓某睿戶籍不是因出生取得，而是在土地征收后2022年遷入。因不具有必須遷入富川某村的合理事由，比如：就讀、家庭發生變故或需跟隨母親到戶籍地生活等，韓某睿將戶籍遷入母親村集體后，既未在該地就讀，也未跟隨母親到戶籍地生活。顯然，韓某睿屬于富川該村民小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依據不足，因此對其參與分配土地征收款訴請不予支持。

典型意義

征地補償的分配，本質上是法律對農村集體成員身份與土地依賴關系的確認，農村“外嫁女”及其子女能否享有征地補償，并非簡單依據“外嫁”這一身份標簽就能判定，而是要回歸戶籍歸屬、土地依賴、實際生活狀態等因素，并結合法律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認定標準綜合考量。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妥善處理外嫁女及其子女的征地補償權益問題，不僅強化對農村婦女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益的司法保障，更能促進基層治理法治化，有效維護農村社會和諧穩定。

法條鏈接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 <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 》第二十二條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民主議定程序，決定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分配已經收到的土地補償費。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已經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請求支付相應份額的，應予支持。但已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備案的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地方政府規章對土地補償費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分配辦法另有規定的除外。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條

承包期內，婦女結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婦女離婚或者喪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 》第十二條第二款

對因成員生育而增加的人員，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當確認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對因成員結婚、收養或者因政策性移民而增加的人員，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一般應當確認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

【2025年第61期】

出品：富川瑤族自治縣人民法院

供稿：審管辦 白竹

編輯：甘秋蓮

審核：熊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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