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吉林大學常務副校長，中國法學會副會長 蔡立東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推進我國經濟現代化，需要依靠法治引領和保障，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圖為在位于吉林長春的中國一汽紅旗制造中心蔚山廠區總裝車間內，生產線上的智能機器人對車輛輪胎輪轂進行裝配作業。 新華社記者?許暢/攝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將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擺在突出位置，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要求準確把握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充分尊重市場規律、釋放經營主體活力，切實發揮政府在戰略規劃、政策制定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形成發展合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經濟法研究永恒的主題就是如何恰當平衡國家調節同市場調節的關系，實現市場和政府的統籌協調。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經濟法基礎理論提供學理支撐，這也為加強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指明了正確方向，提供了有效牽引。

在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我們基于自身國情、發展階段、歷史文化傳承，自主選擇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在這條道路上，中國之治展現出強大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能力，取得了顯著的實踐成效，鑄成了持久的法治自信。聚焦《決定》確定的改革任務，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應當以激發經營主體活力、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為重點。相應地，以高水平的理論創新優化制度供給，亟需加強競爭法、金融法和財稅法的基礎理論研究，推動經營主體競爭更加公平、市場體系更加健全、市場制度更加高效、政府治理更加協同。

一、加強競爭法基礎理論研究

通過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加強公平競爭審查剛性約束，清理和廢除妨礙公平競爭的各種制度藩籬，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

第一，樹立“動態競爭觀”的競爭法理念，細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配套規則。市場競爭是以動態的過程而非靜態的條件維護市場有效性的過程，現代競爭法不應只著眼于靜態市場利益的保護，而是要更加關注動態的市場競爭，由傳統的“靜態競爭觀”轉向“動態競爭觀”，鼓勵通過不斷創新增進良性競爭，保障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機制發揮資源配置功能。堅持“動態競爭觀”，明確競爭法保護的是競爭而非競爭者，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兩部法律為核心，圍繞《禁止壟斷協議規定》《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規定》《經營者集中審查規定》《橫向經營者集中審查指引》《制止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行為規定》《網絡反不正當競爭暫行規定》等規章，細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配套規則。加快健全反壟斷指南指引體系，提高壟斷風險的事前防范能力；制定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裁量基準，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監管執法。

第二，順應數字經濟發展新特點新趨勢，完善數字經濟領域市場競爭規則。伴隨我國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新型壟斷行為與不正當競爭行為頻發，亟需完善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規則。在“平臺–數據–算法”的三維競爭模型下，2022年首次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有效回應了平臺企業可能濫用數據、算法、技術、資本優勢等損害數字市場競爭的問題。反壟斷法新增第九條規定，明確“經營者不得利用數據和算法、技術、資本優勢以及平臺規則等從事本法禁止的壟斷行為”。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平臺企業壟斷認定相關法律規范，健全平臺常態化反壟斷監管法律制度，有效規制數據壟斷、算法共謀、平臺“內卷式”競爭等壟斷行為，促進和規范平臺經濟、數字經濟健康發展。貫徹落實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結合數字經濟領域競爭行為的特點，針對數據獲取和使用中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利用算法實施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以及阻礙開放共享等網絡新型不正當競爭行為作出更加詳細規定，進一步明確數字經濟領域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標準與規制要求。

第三，全面落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以“競爭中立”為理念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全面落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推動政府以中立態度平等對待各類經營主體，是公平競爭審查的制度目標。從源頭上防止行政機關出臺排除、限制競爭的政策措施，破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確保各類經營主體在全國統一大市場中公平競爭。反壟斷法第五條明確規定：“國家建立健全公平競爭審查制度。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在制定涉及市場主體經濟活動的規定時，應當進行公平競爭審查。”這標志著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經歷了“規范性文件–行政法規–法律”的位階升級。要切實推動《公平競爭審查條例》《公平競爭審查條例實施辦法》《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實施細則》《公平競爭審查第三方評估實施指南》全面貫徹實施，縱深推進政策措施清理工作，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項規定，強化公平競爭審查監督保障，切實提高公平競爭審查質效，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制度完備、治理完善的高標準市場體系。

二、加強金融法基礎理論研究

通過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推進金融法的立法進程，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助力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構建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

第一，加快制定金融法，推動金融法治建設進程。《決定》明確提出：“制定金融法。完善金融監管體系，依法將所有金融活動納入監管，強化監管責任和問責制度，加強中央和地方監管協同。”制定金融法成為一項重要改革任務，標志著我國金融領域立法進入新階段。制定金融法是加強金融法治建設的關鍵環節，以金融法統領金融領域的法律法規，形成系統完備的金融法律法規體系。金融法應定位為金融領域的基本法，成為一部統領金融法律法規、維護金融穩定與安全的法律。在此基礎上，圍繞金融主體、金融行為、金融創新、金融調控、金融監管、金融穩定、金融消費者保護等金融領域的核心問題，系統化構建涵蓋整個金融領域的金融法基本制度，確保依法將所有金融活動納入監管。

第二，構建數字金融規制法律框架體系，回應數字經濟時代金融領域新挑戰。伴隨數字時代的到來，數字經濟及與之對應的數字金融，成為構建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建設金融強國的關鍵變量。金融行業呈現出金融科技崛起、開放式銀行與API（應用程序編程接口）經濟興起、綠色金融促進可持續發展等創新趨勢。相較于傳統金融領域，數字金融具有時間和空間維度的擴張性、多元主體的相互依存性、程序的交錯復雜性等特征，亟需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數字金融法治生態體系。我國數字金融的法律規制框架涵括三個基本方面：一是推動監管模式轉型，實行統合監管與適應性監管協作共存的金融監管模式；二是助力雙方協同共治，推動被監管者與監管者之間信息共享的“試驗性監管”；三是貫徹利益平衡理念，兼顧金融數據共享和個人信息保護。通過建構本土化的數字金融規制法律框架體系，有效回應監管適應性與合規性、數字鴻溝與金融包容性、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等數字經濟時代金融領域面臨的挑戰。

第三，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實現金融對外開放的動態協同。《決定》明確指出：“推動金融高水平開放，穩慎扎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穩妥推進數字人民幣研發和應用。加快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深化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有利于提升跨境金融服務能力，增強我國金融市場的國際競爭力，推動金融服務國際化邁向新高度。對標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大制度型開放力度，打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至關重要。為此，應當持續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金融領域實現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相通相容，穩步推動制度型開放向縱深發展。對標《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等為代表的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建立同國際通行規則銜接的金融合規機制，形成規范透明的金融規則體系，實現金融對外開放的動態協同。

三、加強財稅法基礎理論研究

通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健全有利于高質量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的稅收制度，逐步形成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

第一，完善財稅法律規范體系，推進財稅法治現代化。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健全我國財稅法律制度規范，形成以憲法為統領，涵蓋財稅基本法、收入法、支出法、監管法等在內的科學完整的財稅法律體系。聚焦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目標任務，應重點加強三個方面的立法。一是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實施條例》等法律法規。健全現代預算制度，提高預算管理統一性、規范性，完善預算公開和監督制度，是現代預算制度的發展要求。二是加強稅收立法工作。一方面，加快推進稅法總則的立法進程，以其全面統領稅法體系；另一方面，加快制定消費稅、城鎮土地使用稅、房產稅與土地增值稅的專項立法。三是推進財政轉移支付法立法。針對財政轉移支付的功能定位、分類體系、設立程序、分配管理、退出機制等內容，作出全面系統的法律規定，完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

第二，建立同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深化稅收征管改革。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和新技術的運用，電子商務、數字服務、平臺經濟等新業態不斷涌現，衍生出跨地域經營、交易虛擬化、收入來源多元化、數據巨量化等問題，對既有稅收征管、稅收分配制度等帶來挑戰。為此，亟需研究同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針對新業態經濟修改完善稅收法律法規，以契合新業態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同時，堅持系統觀念，加快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健全適應數據要素特點的稅收征收管理制度，深化稅收征管改革，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順應數字經濟發展新形勢，增加平臺經營者報送涉稅信息、平臺經營者配合稅務檢查等規定，明確電子憑證入賬和納稅人報送電子資料的合法性，健全數字經濟下常態化監管法律制度。此外，通過加快推進智慧稅務建設、穩步實施發票電子化改革、深化稅收大數據共享應用等方式，全面推進稅收征管數字化升級和智能化改造，助力構建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適應的現代稅收制度。

第三，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財政事權與支出責任，理順央地財政關系。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涉及整個國家治理的架構，是政府間權責劃分的基本組成部分。在調整央地財政關系時，需要充分協調事權、財力與支出責任三個基本要素。央地事權配置是“三要素”的根本基點，應當依其“能力”確定事權；基于“事權與支出責任相匹配”原則，確定支出責任的歸屬；基于“財力與支出責任相匹配”原則，確認財力的分配。為構建良性央地財政關系，應當合理配置事權，并相匹配地確定支出責任及財力配置。對此，需從以下三個方面深化改革：一是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從事權角度解決地方政府的收支矛盾問題，優化不同層級政府之間的分工，讓中央事權更加規范、地方政府有更多財力用于地方事務和基層治理；二是構建支出責任的彈性優化調整機制，逐步推動支出責任由現實不均衡狀態趨向理論均衡狀態，實現中央和地方財政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三是增加地方自主財力，拓展地方稅源，適當擴大地方稅收管理權限，化解基層財政困難，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效率和水平。

服務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應當拓展和豐富經濟法學的實踐導向，以經濟法學理論研究推動經濟領域法治建設。通過加強競爭法基礎理論研究，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落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引導和激勵合規競爭；通過加強金融法基礎理論研究，以制定金融法為契機推動金融法治建設，夯實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金融法治保障；通過加強財稅法基礎理論研究，健全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適應的財稅體制，統籌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加強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以回應中國式現代化對經濟法治建設提出的新要求，構建中國特色的經濟法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貢獻法治力量。

來源：《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與實踐》專刊2025年第4期（《民主與法制》周刊2025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