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戰犯改造所見聞》中回憶：“文強和我是軍統局的多年老同事，也就是被人稱為‘軍統特務’的，沈蘊存卻不肯接受‘特務’這一不光榮的稱號。按照一般情況說，國防部第二廳也和過去軍事委員會軍令部二廳一樣是搞諜報的，也就是搞軍事情報的，一向是軍統所掌握的公開特務機關。他這個副廳長卻對這頂帽子不感興趣，有時甚至是堅決否認他是個特務?！?/strong>

文強在軍統擔任過很重要的職務，也是軍統局少數幾個中將之一，他也不愿意承認自己是軍統特務，因為他被俘時是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副參謀長、代參謀長，而沈蘊存不承認自己是特務，就有些說不過去了——他被俘時是“國防部”第二廳少將副廳長，而第二廳就是情報廳，跟“國防部保密局（原軍統局）”、“黨通局（原中統）”并稱蔣系三大特務機構，潛伏特務也基本都出自這三個特務機構。

在全部七批特赦人員名單上，我們發現前六批特務出身的只有沈醉、董益三（軍統局電訊處副處長、第十五綏靖區第二處處長）、郭旭（保密局經理處處長）、康澤（與戴笠、徐恩曾齊名的特務頭子，還差點成為老蔣的接班人）、李俊才（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長）、潘澄清（貴州站站長）、熊武琪（ 策反專員）等寥寥數人。

其他如周養浩、陳旭東等軍統（保密局）特務，沈蘊存、 邱沈鈞等二廳特務，張文、 王從先等中統（黨通局、內調局）特務，都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

我們在電視劇《特赦1959》中看到，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的特務們是最不受“同學”待見的：黃維看見徐遠舉周養浩就氣不打一處來，宋希濂訓周養浩不留半分情面，康澤更是因為被人稱作“特務”而砸板磚。

筆者有臉盲癥，所以分辨不出那個稱康澤為大特務的“戰犯同學”是誰，只認出了在一旁翻白眼的是徐遠舉，領頭的是黃埔一期畢業的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中將主任宋希濂，徐遠舉在宋希濂面前，似乎也只有翻白眼的資格而不敢動手——徐遠舉被抓前是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二處處長兼保密局西南特務區長，當年宋希濂要殺他，似乎只要給老蔣打一個報告就行。

我們在電視劇《特赦1959》中看到，宋希濂怒斥保密局西南特區副區長兼督查主任周養浩，周養浩也只能訕訕地聽著：“難怪整個解放戰爭時期，你們的軍事情報系統，沒有發揮過丁點的作用，情報的收集、分析、判斷，比狗屎還臭！你還是個高級情報官員呢，就你這樣的，毫無客觀眼光，毫無判斷能力，我當時怎么就相信了你們？”

宋希濂論資歷是黃埔一期，徐遠舉只是黃埔七期，而且還是武漢分校的；論軍銜，徐遠舉只是少將，而宋希濂則是在抗戰中立有大功的中將。

宋希濂跟同期的陳大哥關系密切，宋、徐、周、沈等人在白公館關押期間，陳賡大將請宋希濂鐘彬等人吃飯，一個特務都沒叫。沈醉也只有羨慕的份兒：“陳賡大將去重慶，特意來到管理所看望他在黃埔一期的同學宋希濂、鐘彬、劉進、曾擴情，還專門請他們去吃飯，邀請了西南公安部部長作陪。餐桌上，陳賡大將談笑風生，氣氛十分融洽?！?/strong>

特務的口碑，即使是在蔣家王朝中也不太好，尤其是十二兵團中將司令黃維，在特赦之后還對特務們余恨未消。

政協“落實統戰政策辦公室”干事王景春和全國政協直屬學習組秘書汪東林在回憶文章中都記載了黃維痛罵特務的話：“國民黨內壞人很多，共產黨恨他們，我也恨他們，罵他們。比如像戴笠、毛人鳳等，這些家伙總是在背地里整人、殺人。有本事戰場上見，明刀真槍地干，背后打黑槍、殺人算不得英雄。我個人在國民黨時代也算是軍界的上層人物了，但我從來反對蔣介石重用軍統搞種種特務手段，可因為蔣介石喜歡他們，誰也反對不了。在戴笠紅得發紫時，我就遠離他們，也不讓我下邊的人同軍統的人打交道！”

黃維余恨未消地告訴汪東林：“我要是共產黨，抓住他們就砍腦袋！這幫家伙手段卑劣惡毒，不但殘殺共產黨，還殺害其他反對國民黨蔣介石的人！我們這些軍人也曾反共，但我們是在公開戰場上，明對明、槍對槍，犯的是戰爭罪！我一直認為，我們軍人在戰場上，與軍統那一套手段是有區別的！”

黃維在《特赦1959》中燒鍋爐的時候跟康澤在角落里下棋，也是有可能的，因為康澤被俘時已經是第十五綏靖區中將司令，而且兩人一樣頑固，應該有很多共同語言，搞笑的是康澤扔板磚沒有砸到人，居然還很“委屈”地去找戰犯管理所所長王英光和副所長胡大樹訴苦。

康澤激動得睜大眼睛站起來：“有一件事我必須要申訴，我之前也解釋過、強調過，我今天要再一次解釋、再一次強調，我不是大特務！你們說我是大特務，是不準確的！功德林里好多人都說我是大特務……我被俘的時候是軍事干部，我有軍銜，是陸軍中將！”

熟悉國民黨特務史的讀者肯定會為康澤這番話發笑：誰說軍事干部就不能是特務？誰說中獎就不能是特務？

軍統局一開始叫“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后來叫“國防部保密局”，該局正式在編特務都有軍籍、軍銜，而且還有很多特務在正規軍中有“兼職”，比如我們熟悉的那個吳敬中，其歷史原型吳景中在擔任保密局天津站倒數第二任站長的時候，還兼任天津警備司令部情報處處長呢。

康澤的“別動總隊”曾經與戴笠的軍統、徐恩曾的中統干相似的臟活，他說自己不是大特務，王英光和胡大樹笑得意味深長，望著康澤灰溜溜的背影，胡大樹提了一個問題：“戰犯的身份才是最重要的，特務不特務的，他怎么那么在意呀？”

王英光笑了：“這就是他的精明之處，他有自己的盤算，特務是我們人民最痛恨的人，如果把他的身份定義成特務，那么也許有一天他就會受到懲罰，難以被寬恕，難以走出功德林。”

王英光一語道破真相：康澤之所以不愿意承認自己是他特務，并不是他覺得替老蔣當鷹犬爪牙不光彩，而是怕受到懲罰，而且還想早一點特赦出去，說來說去，還是貪生怕死。

其實不只是康澤，董益三、文強等人，在被俘后也不太愿意承認自己是特務，在回憶錄中還特別注明了自己“走脫軍統”的時間，那意思是自己早已不當特務了。

就連沈醉，也是說自己當總務處長說得詳細，提到自己被抓前，已經被任命為“云南游擊總司令部中將司令”，也是在與特務生涯進行切割，他在功德林，也是與杜聿明、王耀武等正規軍將領走得比較近，跟徐遠舉周養浩卻若即若離。

當特務的時候心狠手辣囂張跋扈，被抓后又想否認特務身份，像徐遠舉周養浩那樣無法“洗清特務身份”的，則被嚇得魂飛魄散，這一點沈醉在回憶錄中寫得很是傳神：“當我們第一次聽到數以千計的群眾在囚禁我們的白公館附近烈士陵墓祭掃時，爆發出的雷鳴般的口號聲，嚇得我們這三個血債滿身的元兇首惡，都面色慘白，縮成一團，靠在地鋪的墻上。徐遠舉不時用袖子輕輕揩擦由于驚恐而不知不覺從他那鷹嘴尖鼻內流出的清水。”

連沈醉都承認自己滿身血債，但他卻和董益三在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康澤也在1963年4月9日第四批特赦，他們“喜出望外”的同時，讀者諸君可能也有話要說：在您看來，沈醉在云南起義通電上簽字，是真心還是假意？以康澤、徐遠舉、周養浩的罪行，要是進行軍事審判，可能能會被判處怎樣的刑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