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貓牌香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還很稀缺，筆者也只抽過兩盒，當時也沒覺得有多好，后來才知道在絕大多數煙酒店都買不到。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花錢也買不到的熊貓牌香煙，沈醉在1967年就抽過了，但卻不是用自己文史專員的工資和稿酬買的。

筆者當年抽熊貓香煙的時候只是看著眼熟，而沈醉1967年抽熊貓香煙的時候，卻到了生死關頭，他在《我這三十年》中回憶，他抽到第三根熊貓香煙的時候就嗅到了危險氣息：只要答錯一句話，我就沒命了。

說起來沈醉也算“資深特務”，很多軍統暗殺行動他都有參與，所以盡管他曾經在云南起義通電上簽過字，最后還是因為另有企圖而被盧漢關進了昆明陸軍模范監獄。

沈醉在《軍統內幕·云南解放前夕軍統在昆明的特務活動》中也承認，他跟李彌、余程萬等七人的“起義”都不是真心的：“李彌發起，我們七人結為患難兄弟，余程萬居長，李楚藩第二，李彌第三，沈延世第四，石補天第五，童鶴蓮第六，我最小居第七。七個人都不甘心于舊時代的死亡，時時研究如何能取得自由后，再來一次報復性的行動，把已解放了的云南重新置于蔣介石和自己的統治之下。大家把扯下來投入字紙簍的勛標和領章等重新拾起來保存著，準備再用。”

沈醉起義是被迫還是真心難以確定，但他他在1980年由戰犯身份改為起義將領，卻是有正式通知的，當時他還覺得有些受之有愧：“像我這樣過去做了那么多惡事的人，得到黨和人民給我以‘確已改惡從善’的高度評價，我非常珍惜，不用說，我自己不會去請求改換，就是通知我改換，我也會以感激的心情加以婉謝。我將永遠保留這張最珍貴的特赦令，而不想要起義將領的證明書。”

沈醉在《我這三十年》中說自己“二度入獄，重返秦城”，還真跟他有沒有改造好無關，而是有人讓他繼續寫交代材料，據沈醉本人回憶，他1972年11月28日再次被釋放時，五年時間寫了一千五百四十份材料，幾乎相當于每天都要寫一篇了。

那一千五百多份材料，大多數屬于“命題作文”，就是有關人員提出問題，由沈醉在紙上作答，有些“材料”并非沈醉親筆所寫，自然也不可能留在他手里，那就基本相當于“訊問筆錄”了。

沈醉回憶起當年最兇險的一幕還心有余悸：“我一生中干過唯一的一件聰明事，就是堅決不承認我認識與崔往來的人，不論是假客氣來勸，還是硬逼，我都頂過去了，而寧愿坐牢，因此總算保全了這條老命。（本文黑體字均出自沈醉回憶錄）”

沈醉雖然是個資深特務，但無意間也會說漏嘴，他說自己不承認“認識與崔來往的人”是一生中唯一的聰明事，那么他在起義通電上簽字、在戰犯管理所的表現，是聰明還是不聰明？

沈醉做的那件“聰明事”，就是咬死口、裝糊涂，對一件事情守口如瓶：“經過兩個多小時的追問，我一直堅持肯定不知道與崔萬秋往來過的一些人的姓名，并愿意具結，將來任何時候查出我是在說謊話，槍斃也不反悔！”

沈醉當然知道自己是在說謊話，但謊話有時候確實能救命，他也是通過熊貓香煙發現訊問他的人身份非同尋常。

沈醉重回秦城的半個月后，才終于有人提審，審訊他的是三位穿軍裝的人，居中而坐的已經頭發花白，旁邊的人也已四十左右，看起來職務都不低。

沈醉沒想到的，是主審者問過他的姓名之后，先丟過來一支香煙：“我拾起一看，是我國出口的最好香煙“熊貓牌”，從這香煙就可以判斷出這位主審人的地位是很高的了。”

三個審訊人員再加上受審的沈醉，四個人把審訊室抽得煙霧繚繞，這才切入正題：“你過去在上海工作時曾與哪些人有往來？在你寫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書中，你寫到的那個上海特區的直屬通訊員崔萬秋，常與你來往嗎？”

筆者手頭上恰好有沈醉寫的《我所知道的戴笠》，翻了半天，才確信那本書中只有一句話提到了崔萬秋：“上海《大晚報》副刊《火炬》主編崔萬秋、《晨報》攝影記者毛仿梅、高鞏白等，都是軍統上海特區的直屬通訊員。”

原軍統局行動處少將處長、情報局（原保密局）澳門組少將組長程一鳴在《軍統特務組織的真相》中介紹，當年戴笠手下有秘密特務和武裝特務、公開特務三大類，其中秘密特務中負責搜集情報的有直屬情報員、直屬通訊員、情報員、義務情報員、運用情報員五種，直屬通訊員的級別已經很高了，連當時的上海區情報組組長沈醉也經常去崔萬秋家送錢和取情報。

在沈醉說出及每月都有幾次要去崔萬秋家的時候，第二支熊貓香煙又丟了過來：“去崔家時見到過一些什么人與崔往來？看見有女的去嗎？知道他們的姓名嗎？好好反省一下再答復！”

抽著第二支熊貓香煙，沈醉的腦子活泛樂樂起來，他想到了當時一位上海四等演員，但只敢心里想兒不敢說：“我想這時來問我她與崔萬秋的關系，肯定是對我有百害而無一利。《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1962年就發表了，這么多年不來問我，今天來問我，毫無疑問是兇多吉少！我當時去崔家，經常見到她，她有時還給我倒茶，因為崔常寫文章來給她捧場。”

沈醉悶頭抽煙，心里一直在打小算盤，審訊人員丟過第三支熊貓香煙：“想起來了嗎？你知道為什么把你弄到這里來嗎？這是對你采取一種保護措施！如果你能想起當年與崔萬秋有過往來的人當中，有現在擔任領導職務的人，肯定對你會大有好處，只要你說出來，就可以得到極大的照顧。這關系到你后半輩子的幸福，怎么不好好想想呢？”

沈醉抽完第三支煙，終于意識到自己不能不說假話保命了，于是就有了前面那番“查出我是在說謊話就槍斃”的承諾：“實在想不起來！也感到太可惜了，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顧，錯過這種好機會。”

審訊就是斗智，對方明知道沈醉知道一些事情而堅決不肯說，沈醉也知道自己說了實話必死無疑，即使后來的第二撥審訊人員不給香煙還動了手，他也一口咬定不認識常去崔萬秋家的那位女演員。

從沈醉的字面上來看，似乎是那位女演員找人來探底，但筆者分析之下認為可能性不大：如果那位女演員真想抹去那段歷史，封住沈醉的嘴就行了，何必要白紙黑字留下審訊記錄？

沈醉在秦城監獄有驚無險第呆了五年，因為一直“嘴硬”不承認自己認識與崔萬秋關系密切的兩個人，所以盡管有人下條子要槍斃他，但還是被其他人以沈醉需要繼續寫材料而拖延下來，直到周總理親自下令將其釋放，那已經是1972年了。

1971年發生了一件大事，1972年沈醉被釋放，這兩件事有沒有關聯，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自然知道，沈醉明里暗里說是那位女演員派人審訊他，筆者一直認為這種判斷不太準確，那么在您看來，是誰要挖出那段史料？如果沈醉“實話實說”，結果又會如何？